神甫向我招手，要我走过去。尽管马达的隆隆声现在响得更厉害，但我却听到了他对我低声耳语的那些话。这好像是一个秘密：“他还哭了……您知道……在您来之前，我把眼泪擦干了……因为眼泪……”可是这时车子却猛然一跳，一下子就飞快地开跑了。我只看见这个黑糊糊的人影无可奈何的姿势。这个人影同汽车一道，拐进这座遭到毁灭的城市冷冰冰、黑魆魆的峡谷中去了……
刁承俊译
选自《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
①这里指的是第—次世界大战和德国1919～1923年间的通货膨胀，即1918～1919年这段时间。——译注
死者不听话
少尉说，我们应当卧倒，我们就卧倒。那是在一个树林边，阳光灿烂，正值春天，万籁俱寂。我们知道，战争现在很快就要结束，还有烟的人开始抽烟，而我们其余的人则试图睡觉，因为我们很困，我们已经有三天吃得不多，却又进行过多次反攻，真是静极了，在某个地方还有鸟儿在歌唱，整个空气中充满着和煦、潮润、温馨的气息……
突然间，少尉开始大喊大叫。他嚷道：“嗨！”然后他怒气冲冲地喊道：“嗨，您在那儿！”紧接着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尖了：“喂，您，喂，您！您！”
然后我们就看看他指的是谁。在林间道路另一侧的那边，有人坐在那里睡觉。那是一个衣着非常简朴、身穿灰军服的土兵，他这时正靠在一棵树上睡大觉。这个士兵长满雀斑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笑得很酣，我们想，少尉也许发疯了。我们也在想，这个睡大觉的人很可能发疯了，因为少尉越吼叫，这个睡大觉的人就笑得越厉害……
那些已经开始抽烟的人现在停止了抽烟，那些昏昏欲睡的人现在非常清醒，我们当中有些人也露出了笑容。现在正是春天，是温暖而甜美的季节，更何况我们知道战争现在很快就要结束。
忽然，少尉不再叫喊。他跳起身，三两步就跨过林间道路，拍打着睡觉人的脸。
可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睡觉的人已经死去。他一声不吭，便栽倒下去。他再也不微笑：他脸上露出一种可怕的冷笑。我们丝毫不同情那个脸色苍白、退回原地的少尉，因为我们再也不喜欢太阳，再也不喜欢这和煦、潮润、温馨的春风，战争现在结束不结束对我们都无所谓。我们忽然感到，我们大家已经死去，就连少尉也已死去，因为他现在正在冷笑，身上根本就不穿军服了……
刁承俊译
选自《天使沉默 不中用的狗》，译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
卖 笑 人
每当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就会觉得万分狼狈，我这个平时以自信著称的人就会脸红，说话结巴起来。我羡慕那些人，他们可以说：我是瓦工。我羡慕理发师、会计和作家说起自己时直截了当，因为所有这些职业都不言自明，无需更多的解释。可我对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回答：我是卖笑的。这样的表白要求进一步说明，因为对于第二个问题“你以此为生吗？”我也不得不如实回答：“是的。”我确实靠卖笑为生，而且生活得不错，因为我的笑——用商业用语来说——是热门货。我是一个优秀的卖笑人，一个熟练的卖笑人，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笑，没有人能掌握我这门艺术的细腻之处。为了避免作麻烦的解释，我曾长期自称演员，可我的表演才能和说白才能太差，使我觉得这个称号不真实；我爱真实，而真实的情况是：我是卖笑的。我既不是小丑，也不是滑稽演员，我不逗人笑，而是表演笑：我像古罗马大将军或敏感的中学毕业生那样笑，无论是17世纪还是19世纪的笑我都得心应手，而且如有必要，我可以模仿各个世纪、各个社会阶层、各种年龄的笑。这我是学会的，就像有人学绱鞋一样。美洲的笑，非洲的笑，白种人的笑，红种人的笑，黄种人的笑，都储存在我心里——只要付给我相应的报酬，我就可以按照导演的要求发出种种笑声。
我已成为缺少不了的人了，我的笑灌了唱片，录了音，广播剧导演们对我关怀备至。我苦笑，淡笑，狂笑——笑得像电车售票员或食品行业的学徒，早晨的笑，黄昏的笑，夜晚的笑和拂晓的笑，总之，无论哪儿需要笑，无论需要怎么笑，我都可以干。
人们都会相信我这种职业是很辛苦的，何况我——这是我的特长——还掌握了感染性的笑，因此三、四流的滑稽演员也少不了我，他们有理由胆战心惊，生怕自己的噱头不灵，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闲坐在那些杂耍场里，充当一种更为微妙的捧场者的角色，以便在节目薄弱的地方发出感染性的笑声。干这种活得掌握严格的分寸：我纵情狂笑，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必须正在火候上——一到这时候，我就按照计划发出大笑，全体观众就会跟着大笑起来，这就使节目的噱头得救了。
可是我呢，在这之后筋疲力尽地悄悄溜进更衣室，穿上大衣，很高兴自己终于下班了。回到家里，通常已有电报在等着我：“急需你笑，星期二录音。”于是，几小时后，我又坐在一列暖气太热的直达快车上，抱怨自己命苦。
下班以后或休假期间我不大想笑，这是人人都会明白的。
挤奶工人如能忘掉奶牛，瓦工如能忘掉灰浆，他们就会感到高兴，木匠家里常有关不上的门或费很大劲才能拉开的抽屉，糕点师傅爱吃酸黄瓜；屠宰工人爱吃杏仁糖；面包师宁要香肠不要面包，斗牛士爱玩鸽子，拳击家见到自己的孩子流鼻血会惊恐失色——这一切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下班后从来不笑。我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别人都认为我——也许不无道理——是个悲观主义者。
婚后头几年，妻于常对我说：“你笑一笑呀！”可是后来她明白了，我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当我可以松弛一下绷紧的面部肌肉，用十分严肃的表情缓解我劳累的心境的时候，我就感到幸福。是呀，旁人的笑也会使我心烦意乱，因为这太容易使我想起我的职业。就这样，我们的夫妻生活过得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因为我的妻子也把笑给荒疏了。偶尔我发现她露出一丝笑容，于是我也微微一笑。我们说话时声音都很小，因为我讨厌杂耍场的嘈杂声，讨厌可能充斥在录音室里的噪音。不认识我的人以为我这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我的确如此，因为我老得张嘴去笑，次数实在太多了。
我不动声色地走着我的人生之路，只允许自己偶尔淡淡地笑一笑，而且我常想，我究竟有没有笑过？我想：没有过。我的兄弟姐妹会说，我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孩子。
就这样，我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笑，却不知道自己的笑。
高年生译
肖毛扫校自《女士及众生相》，漓江出版社1991年初版
拉客的雅克
夜里，他跟送饭人来替换躺在指挥所后面的戈尼采克。那几天，夜漆黑漆黑的，恐惧像雷雨一样笼罩在黑魆魆的陌生土地上。我在前面监听哨位上监听前方黑暗中一声不响的俄国人，同时也倾听后方传来的送饭人的声音。
带他来的格哈德也给我送来了饭盒和香烟。
“你还要面包吗？”格哈德问道，“或者让我给你保存到明天早晨？”从他的嗓音里听得出，他急于要回去。
“不，”我说，“全拿过来，马上都吃掉。”
他把面包、油纸包着的罐头肉、一卷水果糖和放在一小块硬纸板上的乳脂递给了我。
在此期间，那个新来的人浑身发抖，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还有他，”格哈德说，“他是来接替戈尼采克的。少尉派他到你这儿来守监听哨。”
我只说了一声“好”，通常都是把新兵派到最艰苦的哨位上。格哈德悄悄地向后方摸去。
“下来！”我小声说，“别那么大声音，该死的！”他傻乎乎地把武装带、铁锹和防毒面具弄得啪嗒啪嗒响，笨拙地钻进洞里，险些碰翻了我的饭盒。“笨蛋，”我只是嘟哝了一声，并给他腾出地方。我知道——与其说是看到还不如说听到——现在他正按照规定卸下武装带，把铁锹放到一边，又把防毒面具放在铁锹旁，把步枪搁在前面胸墙上，枪口对着敌人，然后又把武装带系上。
豆汤已经凉了，暗中看不见那许多准会从豆子里煮出来的虫子，这倒不错。汤里的肉并不少，都是煎得松脆的肉块，我吃得很带劲，然后再吃纸包里的罐头肉，并把面包塞进空饭盒。他默默地站在我的身旁，一直面对着敌人，我在黑暗中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侧影，当他转向一边的时候，从他那瘦削的脸庞上可以看出他还很年轻，钢盔几乎像乌龟壳。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十分明确的神态，使人想起孩子们在郊区田野上玩的那种士兵游戏。他们似乎总是在说“我的红色兄弟维奈托”①，他们的嘴唇害怕得发抖，他们的心肠由于勇敢而僵硬。这些可怜的年轻人……
“坐下吧，”我用那种能使人听懂但距离一米以外就听不到的语调说，这是我费很大劲学会的。“这儿，”我又说，拽了拽他的大衣下摆，几乎是强制他坐到土墙上挖出来的座位上去。“反正你不能老站着……”
“可在哨位上……”说话的声音细弱，像多愁善感的男高音一样沙哑。
“轻点，老弟！”我训斥他。
“在哨位上，”他低声说，“是不许坐下的。”
“什么都不许，也不许进行战争。”
虽然我只看得见他的轮廓，但我知道他现在像学生上课时那样坐着，双手放在膝上，坐得笔直，随时准备跳起来。我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