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盲人作家都热衷于谈论光明，这是能够理解的。然而，他们对于光明的看法通常是相对黑暗而已。玛丽·梅科伊将其称之为“形影不离”的黑暗和“野兽”，尽管如此，它们最终还是让位于光明。梅科伊学识渊博，喜好巴尔托克2和芭蕾舞，观点尤其贴切。她对光明的看法与吕塞朗相似，她说，光明是内在的，甚至可以听到。
在感官转移方面，吕塞朗和梅科伊的观点相辅相成。探讨光明时，吕塞朗经常使用与其他感官有关的词汇，如“行进中的肌肉运动”和“岩洞内的回声”等。在各种声音中，他对语言的感觉可能更为强烈，更具有意义。人的语言好比光明溪水中流淌出来的欢快曲调，是人类的基本精华，通过语言他能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对于吕塞朗，语言是心灵感受中最接近光明的东西。
对我来说，吕塞朗和梅科伊对失明世界的表达与匈牙利籍的伦敦盲人艾尔伯特·沃伊道的说法更易理解。后者认为，了解人一般是通过声音，但有时对方甚至不用开口。他说，他的直觉来自颜色：黄色说明对方是骗子；白色代表性情粗暴；蓝色代表伪君子；而红色则是真诚与体贴的象征。
韦德·梅塔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人物。作为印度人，他的看法本该与吕塞朗相似，但由于他在远
离印度的地方长大（其多卷本自传取名《异国他乡》），因此作品中很少出现有关心灵感受方面的描写。他双目失明，远离家人，他所熟悉的声音很快便从记忆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他在阿肯色州的一所盲人学校读中学，后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波摩拿学院读大学，最后在牛津大学毕业。梅塔称得上是一位讲究实际的世界公民。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看”世界的方法。他能在克拉雷蒙的街道或在西雅图的湖边同女友一起骑自行车。然而，每当他想到他对女友衣服的颜色一无所知或看不到她的容貌时，恼怒和遗憾的情绪便油然而生。
另一个与我有关的人是波托克，他住在新英格兰，是一位热情洋溢的波兰籍画家（有人曾把他比作约瑟夫·阿伯斯）。他喜欢读克鲁泡特金3的作品，醉心于贝多芬的四重奏。他和梅塔一样性格开朗，说自己属于那种喜欢航空港的人，因为那里是“运动创造危险与巧合的所在”。
我和波托克产生共鸣的原因部分在于我们都是逐渐失明的。他患是视网膜色素炎，与基因遗传有关。这种病在他所属的波兰籍犹太人中较为常见，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特殊的染色体所致。逐渐看不清颜色和形状给他带来了巨大灾难，其可怕程度比我更甚，因为他是画家。我们都曾领教过一些野蛮的疗法。我接受的蜜蜂疗法仅限于嘴唇，似乎还有点儿科学道理，而他的却更加肆无忌惮。这齣悲喜剧是伦敦的一位疯狂的女人一手导演的。她放出了无数蜜蜂蜇在他头上和脖子上乱蜇一气，直到他拼命讨饶为止。
视力所剩无几时，他和其他14位新近失明的成年患者在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的一家康复中心接受了为期四个月的训练。他们的一位培训教师以前曾是雕塑家，最早学过艾尔·格列柯4的绘画，脾气粗暴而富有才气。他要求他的学生对看不见的事物进行形象思维。学生们像梅塔骑自行车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物体或环境之上，调动所有感官，利用“声音的影子”辨别事物。“要记住颜色，”他说，“要积极地、有意识地回忆颜色。要做精神健美操，使脑海里重现湛蓝的天空、鲜艳的柠檬、橙子和柑桔。否则它们将永远从你的记忆里消失。”梅科伊运用了这种方法，使一切免于褪色；比尔·耶茨在新英格兰的农场上利用这种手段和消失的色彩抗争；我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并且取得了成功。
波托克的故事有很多精彩之处，而我感觉印象最深的却是涉及盲人与性的有关部分。他讲述了一个令人痛苦夜晚。他的女同学卡蒂年轻而有魅力。有一次她深夜大醉而归，情欲勃发。波托克听见她一边用导盲杆拼命抽打他的床铺，一边大叫他的名字。
我的第一感觉像是在森林里突然遇到了一只饿熊，惊慌失措，害怕得要死……我不是害怕和女人在一起，不是因为卡蒂缺乏魅力。实际上，她温柔、丰满、十分可人。但我感到窒息、害怕，因为她是盲人。面对这可怕是事实，我想大声尖叫。我想惩罚自己，想挖出自己的眼珠。
很多年来，我在读书的过程中似乎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例如瓦格纳就曾这样描写过一个唐璜式的人物：
他承认，他一直想和我发生一次“真正的关系”（什么意思，姑且不说），但他不擅辞令，不知如何开口。“你……为什么……为什么看不见呢……不管怎样……你……怎么会吻一个盲人女孩呢？”他语无伦次地说。
“那你就见机行事好啦，我的洛金伐尔1，”这就是瓦格纳当时所能想到一切。
希拉·霍肯是另一位盲人女士，她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我是盲人，因此他不可能爱我，”她说。
拉塞尔的态度较为实际，他懂得他在社交方面所受到的局限，例如他无法对女子的容貌做出评价。“假如自己都认为自惭形秽，那么在女人的眼中还能如何呢？”
这就是他们每个人在性方面的不同遭遇：受到拒绝、忧愁烦恼、困惑不解和自惭形秽。然而，我在性方面感觉如何呢？我是怎样处理遭受拒绝和性无能的问题的呢？首先我必须指出的是，在失明与性的问题上我比他们幸运得多。我第一次的性经验是在有视力时获得的。与吕塞朗的情况不同，他童年时的性意识只能靠摸索去一点点积累。我在青春发育期和结婚时尚未失明，因此失明之后，性生活对我来说已是轻车熟路，需保持现状，在感情上没有因为陌生而感到害怕。此刻我想说的是，雪莉从未像“阳光先生”的第一任妻子那样未厌恶过盲人，或者像波托克那样采取采用惩罚手段。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说，因为它不是三言两语便能表达完的。
在此，我又一次重申我在性生活方面是个幸运儿，但仅此而已。我能比较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与我的职业和年龄有关。同失明的画家与瘫痪的运动员相比，失明给盲人大学教授带来的不便远没有他们那样严重。大学教师的工作把失明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尽管我看不见，但校园对我来说不是监狱，而是天堂。同事和学生们对我十分体谅。和在副校长埃得·布鲁格领导下的残疾学生委员会里任职一样，我在州里的一些其他组织中也担任了若干职务。社会与校园不同，必须进行调整，有时并不容易做到（例如在伯克利的会议上，
我必须清楚地了解具体的与会者）。尽管如此，我一直从事着写作和讲学的工作。我想，失明并没有严重削弱我在历史研究方面所具有的洞察力。
失明后，我至少在一个方面十分习惯。我酷爱整洁，与《自由蝴蝶》中的唐十分相像。童年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在十二岁上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我把房间里的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喜欢分析句子的语法结构，喜欢归纳段落大意。至今，我仍然在制订各种工作计划，以便随时检查。我用完圆珠笔后绝不会忘记套上笔帽儿。
有人或许认为，这一点对于任何儿童和成人来说都极难做到。《真正信徒》一书的作者埃里克·霍弗就曾说过这样的话，他是一位在沿海地区长大的哲学家。对此，我一直思考他的思想形成与其十年失明经历（他曾在五至十五岁之间失明）之间的关系。一位少年，他在书中写道，“既失去了认识世界的能力，又没有成年人特有的成熟，他渴望兴奋和欢乐，以此摆脱苦闷。”霍弗在青春发育期时恢复了视力。
因此，霍弗能够应付混乱，混乱创造了生活；他和亨利·亚当一样逃避秩序，秩序只能使人墨守成规。亚当在书中表达这种观点时，他既不年轻，也没有失明，而是一位脾气暴躁的新英格兰老人。他对秩序应该有所了解，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了盲人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自己有条不紊的生活表示怀疑，感觉出其中的不平静。我在环境上的优势隐藏了其中的不利一面，掩盖了逐渐滋生的不安。秩序形成习惯，习惯束缚创造。人一旦习惯了失明，对之应付自如，他便再也不会成为自由和具有创造性的人。这就是问题的症结和令人忧虑的原因。
但愿我能像一位失明少年那样体验一下霍弗渴望“兴奋和欢乐”的感觉。我认识一位名叫朱迪思·萨拉戈萨的女子，她二十多岁，十岁左右失明。她说她最渴望的是自由，想上汽车就上，想游泳就去海边，随心所欲。然而，盲人的生活秩序使这一切化为乌有。
由此看来，年纪大或喜欢按步就班的人更容易适应盲人墨守成规的习惯。我本人没有多久便认识到，东西一旦放错了地方便找不到，所以把一切都摆放在固定的位置。我认为这种做法和我的丰富想象一样，使我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与明眼人竞争。正如胡尔所说：“熟悉的环境、规律的事物、同样的物体、同样的人、举手投足中规中矩，这些都使盲人变得和孩子一般，对喏大的世界不知所措。”
因此，不甘寂寞的盲人总是感觉存在危险，时常担心“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信心会变成恐惧”。而我几乎感觉不到这种威胁，我非常喜欢循规蹈矩，多采的世界唤不起我任何欲望，即使是性欲。如果循规蹈矩能够征服失明，我就会按步就班地将其实现。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胜利。当然，如有可能，我还是倾向于光明。正如迪伦托马斯所说：“黑暗是漫长的”。黑暗与悲伤确实存在，我永远也不会否认。我不是禁欲主义者，不是基督教科学派1的信徒。然而，失明是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