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肯定没问题时再让我自己处理。我还注意到有一次她不但把一幅画递到我手里，而且还为我讲解。
失明期间，我经常在心里默默地背诵诗歌。和光线与色彩一样，这是保留过去的方法之一。手术后的最初几天我失眠了。有一天夜里，《驶向拜占廷》突然闯入了我的脑海。然而，它慢慢地变成了另外一诗。几天后，我把改写的结果呈献给基利恩医生。
亲爱的基利恩大夫，
我想您一定喜欢杰出的爱尔兰诗人威廉B。叶芝的诗吧？如果如此，您也许会记得下面的诗句：
一旦我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要
从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
而是要古希腊时代金匠所铸造
镀金或锻金那样的体型，
使那个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把我放在那金枝上唱吟，
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当今
唱给拜占廷的老爷太太们听。
昨天夜里，难以入睡。我改写了以上的诗句并将其献给您。
归航（写于人工晶体移植之后）
待我死时，我希望不要
携带任何自然之物或血肉之形，
而要眼科医生用磨光珐琅所造
人工晶体义睛
使沉睡的虹膜清醒；
或在颤动的眼睑下嵌定，
令所有不见天光的盲妹盲兄
来日重建光明。
顺致深深的谢意。
罗伯特·海恩
第七章 回到往日的世界
双目健全者也许对我的大惊小怪感到难以理解。我只有一只眼睛，而且视力还不如我和雪莉结婚时的情景。手术一周之后，视力尽管大有好转，但也仅仅达到20/100的水平，过去的视力为20/400。现在，我无法开车，无法阅读报纸。夜晚的视力更加不堪，头上的灯光出现双影，好像有两盏相距很远的灯同时发光，到了很近的地方，它们才合二为一。然而，我在日记中十分快乐地记录下所有这一切。要过多久我才能认识到我无法征服明眼人的世界呢？也许，我永远不会如此。
4月1日。早上，雪莉开车送我去校园。拐出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片翠绿街道映入眼底。我的心情愉快极了。便道上那些记忆中的小树已然长得枝繁叶茂。天上没有阳光，柔和的光线更容易唤起我过去的记忆。一切十分协调，没有耀眼的反差，绿色的林荫道与图书馆的拱门浑然一体。
雪莉把我送到办公楼前，我一个人走了进去。门上的字母显得十分生动，那个“拉”字看得一清二楚，像一颗的明亮的宝石。楼梯上打着蜡，光亮照人，然而我却能在学生与陌生人之间自由行走。我走进电梯，电梯的四壁也闪闪发光。
在历史系的办公室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克莱尔那张黑色的笑脸，然后是康妮漂亮的金发。我们彼此拥抱在一起，我心情激动，声音断断续续说不出太多的话。会客室正中摆放的桌子看上去比我过去围着它感觉出的尺寸要小。我看到了热水器并且走上前自己泡上了茶。过去，我只能等待别人代劳，生怕被开水烫伤。
我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奥利弗·约翰逊站在大厅外面。我注意到他的脸上已然出现了皱纹，但没有告诉他我的发现。他陪我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好像加百列1来到了天国之门一样。墙上印第安招贴画和内瓦霍挂毯的柔和的深褐色逐渐透过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很多小事令我惊讶。罗伊斯的《加利福尼亚》（很多读者都对我提到它）摆放我的办公桌上的一角，封面上赫然画着查尔斯弗里蒙特的画像，以前没人告诉过我出版社以他的画像为封面。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那台说话电脑上连接着的打印机不是想象中的黑色，而是白色的，磁盘驱动器也比想象中的大两倍。
在我恢复视力后的最初几周，不仅是物体颜色和图案，而且它们的大小和比例都一次次地使我惊讶。我已经注意到公路的宽窄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如今会客室里的桌子和磁盘驱动器的尺寸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我所熟悉的房间在大小上总与我的想象不同。门的宽度尚属意料之内，但高度却太低了，几乎必须弯腰才行。以前失明时，门的高度与宽度一类的比例问题对我关系不大，因此逐渐遗忘。
对盲人复明后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时，物体尺寸的混乱是一种常见的问题。盲人的空间意识与明眼人完全不同，它取决于手臂的伸展和导盲杆的长度。视力恢复后，物体与明眼人的世界融为一体，然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只有通过多次观察后方能确定。这个道理好比一个人无法在一天之内学会一门外语一样。
我和主讲加利福尼亚历史的多恩·黑德利一起向1102教室走去，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仪表堂堂2。电梯外面，我习惯地拉住他的手臂，然后又放开手，自己从中间打开的门走进了电梯。我手里拿着那根扎着蓝色缎带的导盲杆，或许是对它有点儿依依不舍，或许是我认为它可能还用得着。尽管需要慢慢建立信心，但无论如何这是我最后一次使用它了。我在你来我往的人流中寻找着自己的道路，心中感到一阵狂喜。
我走进教室，五十多个学生顿时变得鸦雀无声。我能看见他们所有人的脸，一排一排地面对着我。教室里灯光明亮。我平静了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我只说了一句：“你们决没想到你们长得这么漂亮。”因为除此之外，我再找不出恰当的词语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平静之后，我开始讲课，这节课的内容好在是一般性介绍，不需要进行大量复杂的幻灯演示和精神高度集中。
我和哈里·劳顿（他可比以前发福多了！）一起走回办公室，一边走一边闲聊。我必须承认，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了从我们身旁经过的学生身上，我注意着他们的脸和他们走路的神态：“姑娘唇如玫瑰，小伙儿步履轻松”。哈里走进他的办公室后，我继续前进，我一个人走路，感到十分伟大。
在四层的大厅里，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路，微笑着向我做手势，让我猜猜他是谁。我判断他是本系人士，因为大约有十三四个我十分熟悉的新同事仍然只闻其音未见其貌。现在他正在考验我，我猜了几个名字，但风马牛不相及。直到他笑出了声，我才意识到他是主讲中世纪历史的马克·史密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长得如此健壮。后来，我没费什么力气便认出了阿奇·格蒂，虽然他的大胡子把我吓了一跳。我辨认肯·巴尔金的时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夏伦长得很漂亮，头发出奇的黑。约翰的模样让我想起英国的一名摇滚歌星。罗恩总是在各个房间里忙碌地走动。罗杰似乎更年轻，个子更矮。琼娇小美丽。我的助教伊丽莎白长着一头长长的黑发和一双发亮的眼睛。
今天最惊奇的事：打开电动剃须刀发现里面是白色的胡子渣；身体在T恤衫或衣服里移动时布料产生的褶皱；从饮水器喝水时不会喷一脸水而感到的兴奋；家里墙上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一颗高大的棕榈树直指蓝天白云。晚上我用白话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几行诗句：
在灰暗的年代里，世界几乎消失，
我高兴地见到了苍天，看到了我的国家，
我像一只黎明前的百灵鸟，
从沉闷的黑暗中赞美着光明的到来。
4月2日至3日，星期三和星期四。早上我为春季开学的美国西部研究生班的学生第一次上课。一共有十名学生。他们中很多人的名字我都熟悉，但却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脸、他们的流行发式、他们的T恤衫及其上面的图案。（一个学生的背心后面印着一个大写的字母“C”，我立刻联想到视力检查表。）很快我便觉得看着他们的脸和动作记忆他们的名字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我在课上使用的是盲文笔记，因为还没来得及把它们转化为普通文字，但我已经在盲文旁边用圆珠笔写新笔记了。
我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将很快发生变化。失明期间，为了保持研究生的数量我吃了不少苦头。看到本应在我的指导下读博士的学生选择了其他系，作为一名导师无疑十分痛苦。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做是听了别人劝告的结果。同事们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肯定认为，明眼人对博士论文提出中肯的建议尚且十分困难，对盲人来说则几乎不可能。学生们也许抱有同样的想法，生怕他们宝贵的论文变成别字连篇、语法不通的废品，被人家瞧不起。我无法证明学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是否认为我很危险，也许他们自己尚未完全意识到我的种种不利因素，但失明后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急剧减少，这一点却是毋庸质疑的。
我与沃尔夫妇一起回家。欧文剃掉了胡须，脸变得比我记忆中的尖了一些。萨拉看上去很可爱。通往停车场的路非常漂亮，芳草茵茵，景色宜人，和记忆中的荒芜景象相比，变化真是太大了。到家之后沃尔夫妇进来和我们一起喝雪利酒。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欧文无数次驾车送我回家，冬天的晚上他常常围在炉火旁与我喝一杯再走。此时，我们不禁想到这样的时光是否就要结束了呢？
星期四的课进行得十分成功。我在题外讲了一些有关手术的情况，这是星期二本来想说但由于太激动而没能说出的话。学生们十分安静地听我讲述。
课上我们观看了一部名叫《艾什》的影片。（多年来我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历史课上放映这部影片藉此说明印第安人在加利福尼亚遭受驱逐的情况。）我听了无数遍的影片全然不见了，影片平静的场面给我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印第安人耐心地打磨石器、晒凉兽皮。我看到了艾什那张皮革似的脸，上面流露着怜悯和迷惘。
有趣的是，看完《艾什》之后我又出席了历史系与两个真正生活在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之间的会晤。这对名叫鲁珀特·考斯托和珍妮特·考斯托的印第安人正在探讨他们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