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脑子和心都被古斯蒂娜占去了。她品格高尚、诚挚热情，她是我艰难而不安定的生活中
的珍贵而忠贞的伴侣。
每天晚上我给她唱她心爱的歌：歌唱那草原上的绿草，歌唱那光荣的游击战争，歌唱那
为自由而同男子并肩作战的哥萨克姑娘，歌唱她那刚毅的英雄气概，歌唱她怎样在一次战斗
中“倒了下去，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就是我的战友。在这个面貌端庄、有一双脉脉含情的孩子般的大眼睛的小个子女人身
上，蕴藏着多少力量埃斗争和经常的离别使我们变成了一对永恒的情侣，我们不只一次而是
数百次地在生活中感受到那初次会面和初次抚摸时的激情。无论在欢乐或忧愁、激动或哀伤
的时刻，我们的心总是跳动在一起，我们的呼吸总是融合在一起。
多年来我们一块工作，完全像朋友似的互相帮助。多年来她都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
个批评者。如果没有她那爱抚的目光督促着，我便很难写下去。多年来我们并肩参加过无数
次斗争，多年来我们携手游逛过使我们着迷的城郊。我们经常陷入贫困，但我们也感到过极
大的快乐，因为我们拥有穷人的财富：那就是内心的一切。
你要问古斯蒂娜吗？古斯蒂娜是这样的人：那是去年六月中旬戒严时的事了。她在我们
被捕六个星期以后第一次见到我，在那痛苦的六个星期里，她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苦苦地
思索着人们传给她的关于我死去的消息。她是被叫来“软化”我的。
“您劝劝他吧，”当她同我对质时，反共科的科长对她说。
“劝劝他，让他放聪明点。不为自己着想，至少也应该替您想想呀。给你们一小时的时
间考虑。如果他还是这样的顽固，今天晚上就把你们俩都给枪毙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瞟了我一眼，然后简捷地回答：“科长先生，这对于我不是恐吓，倒正
是我的最后请求。
你们如果要处决他，把我也一起枪毙好啦。”
这就是古斯蒂娜。这就是爱情和坚贞。
他们能夺走我们的生命，不是吗，古斯蒂娜？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荣誉和爱情。
啊，人们呀，你们能够想象出我们将会怎样生活吗，假如我们度过了这番苦难而又相逢
在一起的话？假如我们在闪耀着自由和创造的美好生活里又重逢的话？假如我们在如此渴望
并为之努力的，而今要为它赴汤蹈火的美好生活一旦实现之后又相聚在一起的话？啊，即使
我们死了，我们也仍将分享你们巨大幸福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为这个幸福献出了自己的
生命。这就是我们的欢乐所在，虽然人世间的分别是悲哀的。
他们不允许我们俩告别，也不让我们拥抱和握手。只有把查理广场同庞克拉茨监狱联系
在一起的监狱集体，给我们俩传递彼此命运的信息。
古斯蒂娜啊，你知道，而我也明白，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可是我依然听到你从远
处传来的喊声：再见吧，我亲爱的。
别了，我的古斯蒂娜。
我的遗嘱
我除了书橱以外，别的一无所有。但盖世太保把它捣毁了。
我写过许多文学评论和政论文章、报告文学作品、文艺短论、戏剧评论和发言稿。其中
有许多是关于某个时期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逝。这些可以不去管它。但也有些是有
生命力的东西，我希望古斯蒂娜把它们整理出来。不过现在这个希望也难于实现了。因此我
请求我忠实的朋友拉迪斯拉夫·什托尔把它们收集、整理成五个集子：一、政论和论战集；
二、国内报告文学选集；三、苏联报告文学选集；四和五、文艺和戏剧的评论和专论集。
这些作品大部分可在《创造》杂志和《红色权利报》上找到，有些发表在《树干》、
《泉源》、《无产阶级文化》、《时代》、《社会主义者》、《先锋队》及其他杂志上。
在出版家吉尔加尔（我爱他那毋庸置疑的勇气，敢于在占领时期出版我写的《战斗的鲍
日娜·聂姆曹娃》）那里，有我写的论尤利乌斯·泽耶尔的论文。另外一部分关于沙宾纳的
专论和关于扬·聂鲁达的札记，藏在叶林涅克夫妇、维苏希尔和苏哈涅克夫妇住过的房子
里。现在这些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世了。
我还着手写了一部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篇小说。有两章在我的父母那里，其余的大概
已经散失了。我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看见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的草稿。
我嘱咐未来的文学史家要爱护扬·聂鲁达。他是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他的眼光已远远地
超越过了我们这个时代而看到了未来。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著作是理解他和肯定他的功绩
的。需要向读者指出聂鲁达是一个无产者。人们总把他同小城区那种庸俗的田园诗联系在一
起，而看不到，对于这个有着“田园诗情调”的古旧的小城区说来，聂鲁达是个“逆子”；
他们看不到，聂鲁达出生在小城区和斯米霍夫区的边界上，在工人住宅区里长大；他们看不
到，他为了写《墓地之花》而到小城区的墓地去，必须经过林霍夫尔工厂。看不到这些你就
无从了解从写《墓地之花》到《一八九○年五一节》的聂鲁达。有些批评家，甚至像沙尔达
这样有眼光的批评家，竟然认为聂鲁达的新闻工作妨碍他的诗歌创作。
这真是无稽之谈。相反，正因为他是新闻记者，他才能写出像《谣曲与故事诗》、《星
期五之歌》以及大部分《平凡的主题》这样的壮丽诗篇。新闻记者的工作也许使人疲惫，耗
费精力，但却使聂鲁达同读者接近，对他写诗有帮助，特别是对聂鲁达这样一个正直的记者
来说。聂鲁达如果离开了仅有一天的生命力的报纸，或许能写出许多诗集来，但却不能写出
一本像他现在创作的超越本世纪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
也许有人能够完成我对沙宾纳的论述。这是值得做的。
我想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所得，来保障我的父母度过美好的晚年，以报答他们的爱和他们
平凡而高贵的品质。当然我的全部劳动并不是仅仅为了这个目的。希望他们不要因我不在他
们身边而感到忧郁。“劳动者死了，但劳动果实却长存。”
在围绕着他们的温暖和光明中，我将永远在他们身旁。
我请求妹妹莉芭和维尔卡，用自己的歌声来帮助父母忘却我们家中的损失。她俩从家里
来佩切克宫探望我们时已经流了不少眼泪，但欢乐却活在她们心中，为了这个我爱她们，为
了这个我们彼此相爱。她们是欢乐的传播者——愿她们永远是欢乐的传播者吧。
以及继我们之后参加斗争的同志们，我紧紧地握你们的手。我替我自己也替古斯蒂娜握
你们的手。我们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
再重复一遍：我们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战斗，我们也将为欢乐而死。因此，永远也不
要让悲哀同我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尤·伏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案子已经结束并签了字，我在法院侦查员那儿的事昨天就结束了。一切进行得比我预料
的更快。他们似乎在抓紧办理。同我一起被起诉的还有丽达·普拉哈和米列克。米列克的叛
卖行为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便宜”。
在侦查员那里是那样严厉而冷酷，单是那副样子就叫人寒心。在盖世太保那里还可以感
觉到有点生活，虽然是可怕的，但毕竟还算是生活。那里甚至有热情，一边是战士的热情，
另一边是猎人的、掠夺者的，或者简直就是强盗的热情。
另一边的这种热情中甚至还有人有一种类似信仰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侦查员那里，
却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衙门。外衣翻领处的那个大卐字章表明了他内心并没有信仰。它不过
是一种盾牌，在它后面躲着一个可怜的小官吏，他总想苟且偷安地度过这个时代。他对被告
既不好也不坏，既不笑也不愁。他只是例行公事。他没有血，只有一种稀薄的液体。
他们写了报告，签了字，分条列目都弄好了。理出了我的六大罪状：阴谋颠覆德意志帝
国、准备武装暴动……不知道还有些什么。其实只要有其中随便哪一条就足够了。
十三个月来，我就在这里为同志们和我自己的生命斗争。
我斗争得既大胆又狡黠。他们把“北方人的狡黠”列入他们的惩办条款中。我想在这一
点上我是可以承认的。我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除了狡黠之外，手里还有斧头。
这次较量算结束了。现在只需要等待。大约再有两三个星期起诉书就可编造出来，然后
启程到帝国去等候审问和判决，最后还有一百天等着处死。前景就是这样。这么一来，我还
有四个月或者五个月的生命。在这个时期内，可能有很多变化。一切都可能改变。可能的。
在监狱里我很难判断这个。
而监狱外面一些事情的迅速发展也可能加快我们的死亡。因此，情况还是一样。
这就是希望和战争在赛跑。死和死在竞赛。是谁的死来得快：是法西斯的死还是我的
死？这难道只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吗？不是的，几十万囚犯，几百万士兵，整个欧洲以
及全世界亿万人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有的人希望大一些，有的人希望小一点。但这都只不
过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用恐怖统治着整个世界，致命的灾难威胁着每一
个人。那些幸存下来的人能够说：“我活过了法西斯时代。”而在说这话之前，几十万人—
—而且是些怎样的人埃——却正在倒下去。
决定性的时刻只剩下几个月了，不久就只剩下几天了。正是这些日子显得特别残酷。我
常常在想，做最后的一名士兵，在战争的最后一秒钟里，被最后的一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