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身旁走过，在柜台旁喝上一杯。一个女人走来，和女店主轻声聊天。女店主则坐在柜台后面，给她的孩子们或者孙子们补袜子。人来人往，悄无声息的节奏美妙已极，让你看了舒服，并不使你心烦。我在这种安适的气氛中感到心旷神怡。
我就这样坐了一阵，做梦似的，一无所想。大概在九点左右，门又打开了。这一次可不像那些农民进来，慢悠悠地安详地把门推开，门被突然撞得大开。进来的那个男人，不是马上把门关上，而是直挺挺地站在门坎上，似乎还没完全下定决心，是不是该进来。然后他一甩手把门关上，比别人关门的声音要响得多。他环顾四周，用低沉洪亮的声音说了声：“上帝祝福诸位，先生们。”向大家问好。这声音有些做作，不像农民的问候，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在蒂罗尔的乡村酒店里，人们问好，通常是不用城里人说的“先生们”的。事实上，这个花哨的称呼似乎也没有激起酒店里的客人们多少热情。没有人抬头看他，女店主安安静静地继续补她的灰色毛袜，只有马车夫坐的那张桌子旁，有人不冷不热地轻轻咕噜了一声“上帝祝福你”作为回答。这句话在蒂罗尔也同样可以含有“见鬼去吧”的意思。这位怪客的奇特之处，似乎谁都见怪不怪。可是这陌生人并不因为这不友好的接待而变得手足无措。他以庄严的姿势，把他那稍稍嫌大，丝毫不像农民戴的帽子慢慢地挂在一只羚羊角上，帽沿因为常戴常脱已经磨烂，然后他挨桌打量，犹豫不决，不知该在哪张桌旁入座。没有一个人开口向他发出邀请。打牌的三个人正以引人注目的热忱，热衷于他们的纸牌。坐在条凳上的农民一动不动，根本不打算挤一挤，腾出位子。而我自己也被这位陌生人古里古怪的举止弄得很不自在，惟恐他喋喋不休地饶舌，急忙把我的书打开。
陌生人没有办法，只好迈着显然有些沉重的，不大灵活的脚步向柜台走去：“来杯啤酒，美丽的老板娘，泡沫喷涌，鲜美爽口。”他相当大声地要了酒。这个夸张激越的古怪声调又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蒂罗尔的乡间酒店可不是用这种文绉绉的腔调说话的地方，这位当了老奶奶的老实巴交的女店主身上，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勉强配得上这样的奉承。果然如我预料，这个称呼丝毫没有对她产生特别的影响。她不答话，拿起一个陶制大肚子酒杯，用水涮了一涮，拿块布擦干了，从桶里把酒杯装满——不算不客气，可完全是无动于衷的样子——隔着柜台，把酒杯推到客人面前。
挂在链子上的圆形煤油灯恰好在柜台前面，悬在他的头上，因此，我有机会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奇特的客人。此人看上去大概六十五岁左右，身体已经发胖。他一进门我就发现，他走路拖着脚步，步履沉重。我作为大夫的妻子，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我马上看出他这种步态的原因，想必是一次中风，使他半身不遂。因为他的嘴也歪向一边，左眼的上眼皮明显的更松垂，这就使他的脸带有扭曲的痛苦表情。他的服装在一个山区小村里是与众不同的，他不穿乡下农民穿的短上衣和他们通常穿的皮裤，而是穿一条松松垮垮的黄色长裤，从前想必曾是白色的。还有一件上衣，显然早已嫌小，而且肘部已经磨亮，有破裂的危险；一根领带系得歪歪扭扭，像条黑绳子似的从他那肥胖、变粗的脖子上挂了下来。他这身装束透着落魄潦倒，可是这人很可能曾经一度气宇轩昂。他的天庭饱满，配着浓密蓬乱的自发，颇有点慑人的威仪，可是在浓重的眉毛下面却显出衰颓的景象。发红的眼皮，盖着一双模糊的眼睛，面颊松弛布满皱纹，垂落到松软肿胀的颈脖。他不禁使我想起曾经在意大利看见过的罗马帝国后期皇帝的面具，帝国沦亡时期的某位皇帝。
在最初的一刹那，我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这样强烈地吸引我如此专注地观察他，但我立刻就懂得，我千万要小心谨慎，不得向他暴露我的好奇。因为显然，他正迫不及待地想找人谈天，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压力，迫使他说话。他那微微发抖的手，刚把杯子举起来喝了一口，他就大声发表意见：“啊……妙不可言，妙不可言。”说着环顾四周，没有人答理他。玩牌的人洗牌分牌，其余的人吸着烟斗，大家似乎都认得他，可是由于什么我不知道的原因对他并不好奇。
最后他憋不住了。他拿起杯子，走到农民们坐的那张桌子旁边，“先生们，请腾点位子给我这把老骨头。”农民们在条凳上挤了一挤，对他不再表示注意。一时间，他不吭声，只是把半满的杯子交替地往前往后挪动。我又看见，他的手指挪动时在发抖。最后他把身子往后一靠，开始说话，而且说得相当大声，看不出来，他在跟谁说话，因为身边的两个农民明显地表示反感，不愿和他打交道。他其实是冲着大家说话。他说话——我立刻感觉到——就只是为了说话，就只是为了听自己说话。
“今天这可是件事。”他开口说道，“伯爵先生是一番好意，一番好意，这没说的。他乘坐汽车在街上遇到我，停了下来，不错，为了我的缘故把车停了下来。他说他和孩子们乘车下山到波岑去看电影，问我是否有兴趣跟他们一起去——真是个高雅的绅士，有教养，有文化，懂得赞扬别人的功绩。对这样的人是不能拒绝的。再说我也懂得怎么做才得体，于是我就乘车同去，当然是坐在后座上，坐在伯爵先生旁边，跟这样一位先生同车，怎么着也是一件荣幸的事。我就让他把我带到开设在主要大街上的那家电影院去：很有气派，好多广告，好多电灯，就像举行教堂落成典礼似的。好吧，干嘛不去看看英国先生或者大洋彼岸的美国先生弄的玩意，看看他们花了大钱为我们拍的片子。他们说电影这玩意也应该算是一种艺术，呸，见鬼去吧。”他说着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不错，我说了，见鬼去吧。他们把什么样的垃圾搬上了银幕！这对艺术来说简直是耻辱，对于拥有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世界来说也是耻辱！一开头先来一些花花绿绿的畜生搞的五颜六色的杂拌，傻得要命，——好，我不说什么，也许孩子们看了会高兴，对谁也没有害处。可是接下来他们演了一场《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玩意应该禁演，以艺术的名义禁止它上演。那些诗句，听上去，就像是从炉子的烟窗里发出的尖声怪叫，这可是莎士比亚神圣的诗句啊。全剧弄得甜甜蜜蜜，庸俗不堪！要不是因为伯爵先生在场，我差点跳了起来，拔腿就跑，是他邀请我去的呀。用最纯净的金子制造出这样一堆狗屎，一堆狗屎！我们这号人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他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又使劲地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发出一声巨响。现在他已经大声说话，几乎是在嚷嚷。“今天的演员就演出这些东西——为了几个钱，为了该诅咒的钱，他们把莎士比亚的诗句吐到机器里，把艺术糟蹋得不像样子。那我可要赞美街上的每一个婊子了！我对婊子比对这些猴子更加尊敬。这些猴子让人把它们光滑的脸蛋放到一米多大，钉在广告牌上。他们对艺术犯下了罪行，为此几百万几百万地捞进腰包。他们破坏了语言，生动的语言，冲着一只漏斗大声吼叫莎士比亚的诗句，而不去教育民众，教诲青年。席勒曾经称剧院为道德学校，可是席勒现在已经不算数了，今天什么也不算数了，只有钱——那该诅咒的钱——才算数，还有他们善于为自己做的广告，才算数。谁要是不精于此道，就活该死掉。可是我说，宁可饿死。对我来说，谁若把自己出卖给这该诅咒的好莱坞，就该上绞架！上绞架！上绞架！”
他大声嚷嚷，拳头猛砸桌子，玩牌的那桌，有人咕噜了一声：“见鬼去吧，安静点！听你白痴一样的胡扯，都不知道在打什么牌了！”
老头猛地一抽搐，仿佛要回敬一句什么，他那已经失去光辉的眼睛刹那间闪出强烈激愤的光芒。可是接着，他又做出一个不屑一顾的动作，仿佛想说，回敬他们有失身分。两个农民吸着烟斗，他用茫然的眼睛默默瞪着前方，沉默不语，迟钝而沉重。看得出，他强迫自己默不作声已不是第一次。
我大吃一惊，我的心直哆嗦。这个受到屈辱的人身上，有什么东西使我激动不已。我立刻感觉到，他以往想必曾经是个身分较高的人物，不知怎地——也许是由于酗酒——落魄到这般地步。我吓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惟恐他或者别人会开始大闹一场。从他进门，我听见他的声音那个瞬间起，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忐忑不安。但是什么事也没发生。他保持安静，他的头垂得更低，双目直瞪着前方。我觉得，他仿佛在低声对自己喃喃自语地说些什么，谁也不注意他。
这当儿，女主人从柜台旁站了起来，想到厨房里去取什么东西。我趁机跟她走进厨房，问她这人是谁。“唉，”她心平气和地说道，“这个可怜的家伙，住在这儿的穷人院里。我每天晚上施舍一杯啤酒给他喝。他自己付不起酒钱。不过这个人不好对付。他从前曾经在什么地方当过演员，大伙儿不大相信他从前曾经是个人物，对他不大尊敬，这使他很伤心。有时候大伙儿戏弄他，跟他说，要他给大伙朗诵点什么。他就站出来，一口气说上个把钟头，说的话谁也听不懂。有时候大伙送他一袋烟，请他再喝一杯啤酒。有时候大伙嘲笑他，他就大发脾气。所以对他得小心一些。不过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两三杯啤酒下肚，他就乐得不得了——是啊，他是个可怜虫，这个老彼得。”
“什么，他叫什么名字？”我非常吃惊地问道，也没弄清楚，为什么我大吃一惊。
“彼得·斯图尔岑塔勒，他父亲曾经是这村里的一个伐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