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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大家，我仔细地看过鲁迅的文章，鲁迅自己也修正过啊，应该是修正过吧，他也不用营营啊。看到没有，这是鲁迅的文章，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这句好怪啊，怎么知不清啊，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像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谢谢鲁迅，总算出来嗡嗡两个字了，对不对，用嗡嗡来描写苍蝇，就好像《红楼梦》里面，两个苍蝇嗡嗡嗡，证明了鲁迅用营营地叫的时候，他自己的文章是坏的文章，他把他自己推翻了，看到没有，虽然苍蝇生着翅子，还能营营，证明营营两个字是不能用的。我给鲁迅还他的公道，鲁迅文章里面用过嗡嗡，像红楼梦一样用过嗡嗡嗡，我告诉大家他用过，可是营营两个字，也是他用的。我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文章啊，我手里拿着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年的纪念邮摺，大家看有一段鲁迅的话—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你不觉得这个句子很别扭吗？我就觉得很别扭，什么叫做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为什么有话不好好说呢？为什么这样写文章呢？
这就是我所说的，这文章是我李敖看起来无法接受的，像《鲁迅手稿选集》，我给大家看一段话，看到没有，《门外文谈》这段话—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吧，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请问这是什么句子呢？跟邻居啊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注意这个动词啊，寓在四近的亭子间里或阁楼里的邻人，有话不好好说，为什么要用这种怪的句子来写？这什么句子呢？这就是我所说的，鲁迅到文字里面，有一种稀奇古怪的、看起来令你非常不舒服的、甚至不通的句子混在里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看鲁迅，鲁迅说，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异议，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法，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注意啊，他的意思是说，文章要比口语简单明了，可是我们看到他写文章，发现他比我们嘴巴讲的话还别扭。
我讲这些资料给大家听，纯粹是客观的数据，在《鲁迅全集》里面，你可以看到这种大量的鲁迅式的风格，这种风格我无法解释它，我只能推断说，他是受了那种复杂反复的日本文法、日本语文结构的影响，再加上这种生吞活剥出来的中国的文言文的结构，两个里面混出来的鲁迅的文体，不是吗？这种文字，如果会被封为是中国多么了不起的，像毛泽东所说的，他是文化革命的主将，我必须说，鲁迅没有做过文化革命的主将，毛泽东说，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我必须说，如果是伟大的文学家，就不应该写出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鲁迅式的中文。到今天如果有人还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多好，我必须说，这种人没有进步，在八十年后，在七十年后，在六十年以后，大家没有进步。请大家注意，我没有否定鲁迅他们这一代的人，正好相反，我还是特别把他们那时代的人的那些爱国的这些情操，我还特别地美化，讲给大家听。
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没有，这就是在一九零四年在东京的几个朋友的照片，这个就是鲁迅，这个就是许寿裳，后来在台湾被一个小偷偷东西把他杀掉了，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陈仪，就是在台湾二二八事变的时候，台湾省的这个行政长官，就相当于台湾省的省长，后来蒋介石把陈仪枪毙了，这是陈仪被枪毙的时候的一张照片。我给大家念过这首诗，就是陈仪写给他的外甥丁名楠的这首诗，我还特别念了这首诗，这是陈仪写的，注意他的毛笔字写得这么好啊—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陈仪爱国爱得着魔了，走火入魔了，最后被蒋介石给枪毙了。鲁迅当然是爱国者，可是我们必须说，每个人的遭遇，像他们这四个年轻的朋友啊，下场都各有各的不同。我们必须说，他们那时代的人，有他们那时代的特色，可是我们必须说，涉及文学和思想的部分，人类有他的进步跟他进步的这个节拍，如果在鲁迅新文化运动以后，八十年、七十年、六十年，这个时间过了以后，我们还不能够检讨鲁迅，至少检讨他的思想，至少检讨他的文笔，我们还不能做一个客观的结论的话，还加以盲目的崇拜的话，我认为我们没有进步。
这就是我一再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有进步，好比说，像陈仪，我们必须说我在台湾写三本书谈到二二八事变，甚至还替陈仪讲了很多肯定的话，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被诬蔑，把一切罪状，蒋介石就丢给陈仪，然后笨笨的台湾人相信。大家骂陈仪，我对陈仪讲公道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评价，跟真实的他不相当。今天我跟大家谈到，陈仪的好朋友鲁迅，我也跟大家说，鲁迅有他很多的优点，可是，如果六十年后、七十年后、八十年后，我们给他的评价如果不相当，过分地高估了鲁迅，过分地赞美了鲁迅，并且认定了鲁迅这些作品都是最好的，而变成我们一个典范的时候，我觉得很危险，为什么？证明了我们没有进步。所以今天我花一点时间，拿出鲁迅的一些文章给大家看，至少在写白话文的，这个白纸黑字这个文体上面，鲁迅的可议之处、可检讨之处、可批评之处太多了，大家好好想想看，不要再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多么好，鲁迅的文章写得实在不够好。
我收到一本书，打开一看，书名叫做《鲁迅的欧化文字》，副书名是《中文欧化的省思》，作者他的姓很怪，姓老，叫老志钧。这本书蛮厚的，打开一看，书上贴了一张名片，就是澳门大学老志钧，他是哲学博士，在澳门大学教书，他这本书上写“李大师雅正”，下面写“晚老志钧，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七号”。他有封信，他说李敖大师道鉴，敬启者，素仰大师学问渊博，正行敢言，本月四号，大师于凤凰卫视台批评鲁迅文字之不当，所言甚是，晚亦著有探讨鲁迅文字一书，谨奉之，大师尚祈赐正。这就是这个老志钧先生八月十七号给我的信，后面就是这本书。这本书我当场就看了，我很惊讶，惊讶什么呢？它使我联想出来两句古人的话，一句叫做纵迹大纲，一句叫做情怀小样，什么叫做纵迹大纲？就是你会大刀阔斧地做一个规模性的批评；什么是情怀小样？大刀阔斧的批评以外，要经过仔细的求证，仔细的举证，仔细的批评，细部的批评，叫做情怀小样。我觉得我做了纵迹大纲的工作，可是情怀小样的工作，被老志钧先生做了。
这本书是今年五月出版的，二零零五年五月。老志钧先生在澳门大学教书，在电视里面看到我批评鲁迅文字的这个节目，就把这本书寄给我。这本书因为是今年五月出版的，两个月来我还没有看到这本书，我看了以后呢，发现我做了纵迹大纲的工作，而老志钧先生做了情怀小样的工作。他仔细举证，很细腻的，把鲁迅的文字做了不同的分类跟解释，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了。就是我李敖所说的，今天我们赞美鲁迅的人，崇拜鲁迅的人，如果把鲁迅定位成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个时代的鲁迅，我们可以这样子给他某种程度的历史定位；可是如果鲁迅摆到今天，我们拿他当我们的样板，还开始赞美他那个文字，就证明了我们没有进步。就好像牛顿一样，现在的物理学家，哪一个不比牛顿知识丰富啊？可是牛顿在科学史上地位，我们是承认的。可是，牛顿时代对物理的了解，怎么能够跟现代的物理学家比呢？同样的，鲁迅在他那个时代，他有他的地位和成绩，可是如果把他这种成绩搬到现在来，还在崇拜的时候，还在学习的时候，还在模仿的时候，证明我们没有进步。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对鲁迅的批评，做得是大刀阔斧，而老志钧先生，做的批评是绣花针—我们做的是粗线条的工作，说鲁迅文字有问题，怎么证明鲁迅的文字有问题？老志钧先生用一本书，这么细腻地，用绣花针一样地绣出来给大家看，他知道我们只能做粗糙的论断，而细部的证明，是老志钧先生，这些语文学家，在大学教书的语文学家，他们反倒能够证明出来。
我们谈谈鲁迅的这一部分。大家看看鲁迅，我把老志钧先生的这些意见列举出来一部分给大家看。譬如说传统中文里面，不强调数词，一二三四五，不再强调的，一字往往省略，量词如哪一种，哪一个，哪一件，哪一条，哪一只，也多舍而不用。可是五四以后，这种习惯逐渐打破，数量词常常在不需要用的时候用上，当中以“一个”、“一种”用的最多，看到没有，当中以“一个”、“一种”最多。我们看鲁迅的一些文章，鲁迅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一个”这两个字，我们现在从高明的修辞学眼光看起来，是多余的，这个句子说“我是爱读杂文的人”就好了嘛，何必把自己说成一个呢？譬如说鲁迅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一个”这两个字有必要吗？好像美丽可爱的贵妇就好了，何必说一个呢？像这个文字你看鲁迅写的—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这什么鬼话，你看得懂吗？—谎话当然也是一个空虚，这什么话？不通，完全不通。
所以今天我们赞美鲁迅的人，或者崇拜鲁迅的人，怎么样面对鲁迅所写出来的这些烂中文。鲁迅说，如今见了他们两方面的成绩，不免令我对于中国美术前途，他有意见。然后我们再看，鲁迅说，他有一个父亲，是好好地抚养他的，这什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