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有一个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
七为“争自由”说。
此说也为陈寅恪提出，见于其《纪念碑铭》一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也见于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此即为“争自由”说，认为王国维是因为思想和学术不自由才选择自杀的，是对“殉清”说的进一步否定。
但是，也有人认为，陈寅恪提出的“争自由”说，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即借王国维纪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对独立人格的向往与颂扬，也是想要拔高王国维之死的意义，把为亡清、为旧文化、为纲常名教而死说成是为抽象理想而死，说成是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
八为“性格所致”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思深而言寡，内心存满矛盾，却不形于言表，便是于死前数日，依然工作如故，从容自若。而其内在情绪的波击，却无人察觉。王国维选择“自沉”却不露声色，这是他个性的集中显现。
而反对者则认为，性格可能是造成王国维死因的一个原因，但不会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
时至今日，距离王国维自杀已经过去近80年了，关于他的死因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更多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因研究牵涉到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王国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遗著一样，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玄奥，令人思之不尽。
也许，王国维之死，它的悲剧价值，正在于给后人以永久的思考。
第8章 真假汉奸：穆时英的身份之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一直是人们非常好奇的一个文学流派：它横空出世却又昙花一现，当红一时却又被褒贬不一。它的两个代表作家穆时英和刘呐鸥，年轻而富有才华，却又先后走入歧途，最终陆续被暗杀身亡，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背后的主谋是谁？都让人们猜测不已。特别是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被杀，有人说他是中统特工却被军统误杀，其身份和死因至今尚未定论。
“鬼才”作家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作品集。不久，施蛰存和穆时英也先后发表作品，成为新感觉派代表人物。
穆时英（1912—1940），现代小说家，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亲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在穆时英10岁那年，父亲把他接到了上海求学，并开始按中产阶级的趣味打造他的性情与生活，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个银行经理或者精明的买办。但是，穆时英在读中学时却爱好上了文学，后来就读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穆时英的考试成绩并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光华大学上钱基博先生的语文课时，几乎每学期都不及格。根据施蛰存后来的回忆叙述，穆时英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有时还不如一名中学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穆时英对文学的热情。他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并在1929年，他17岁的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第二年，穆时英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不久，又经施蛰存推荐，在当时著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南北极》，从此一举成名。施蛰存后来回忆他和穆时英相识的经过时说：“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跑来水沫书店，给《新文艺》送来了他的小说《咱们的世界》，那时他只有17岁。让我非常惊异。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无论什么一学就会。”
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一年以后，此书改订增补本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据说，当时在上海的大街上，随意迈进一家书店，便会在书架上发现穆时英的小说《南北极》，经常有痴痴迷恋穆时英小说的读者给他来信，甚至有崇拜者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敲他旧宅的大门。而此时的穆时英年仅20岁。
但是，正当人们对穆时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着《南北极》的方向有所突破时，穆时英却在创作上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大转变。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其描写的对象，也都是在充满诱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恋于声色之间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时英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去写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说，其内容和风格都迥然有别于《南北极》。此后，穆时英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这些小说中，穆时英聚焦上海的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模特儿、霓虹灯的节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纤细、复杂的心理感觉。他以圆熟的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表现手法，反映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开掘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特别是把沉溺于都市享乐的摩登男女的情欲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在这些小说中，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不过，穆时英的小说却因此风靡一时。穆时英本人也因为其年少多产又风格独特，被当时的人称为“鬼才”作家。自此，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也为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现代派的健将。
上海街头的枪声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这座公寓在30年代的上海，也算得上高级了。他住的房间很窄，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室内整洁，绝不紊乱，环境安静。这么一个房间，每月租金要付四五十元，但穆时英毫不在意。自《南北极》、《公墓》一炮打响后，《现代》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一篇他的小说，良友图书公司又不断出版他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说集，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时英经常涉足的。施蛰存后来回忆穆时英时也说：“他的日子就是夜生活，上午睡觉，下午和晚饭才忙他的文学，接下来就出入舞厅、电影院、赌场。”而当时有份杂志甚至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是他的丈母家”。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不久，穆时英又迷恋上了回力球赌博。日复一日，以致无法自拔。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1933年前后，穷困潦倒的穆时英为了改善收入，参加了为正直文人所不齿的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为那里虽然声名狼藉却收入颇为丰厚，从此，他那辉煌而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便在审查所谓的“赤色”书籍中消磨掉了。后来，他又参加编辑《文艺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一个要员。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