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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大门，姜先生嘟嘟囔囔说你们说话怎么都是这种腔调啊？阴阴阳阳的，连你（指万）现在也学会了。我笑而不语，可我并不觉得刚才的说话有什么不当，场面话而已，问题是姜先生不适应，谁让你是生活在美国呢。上车后姜先生问：你说这个局长会帮忙吗？我说这要看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这个能力，二是有能力肯不肯帮，能力我无从判断，帮忙还是不应该有问题的，毕竟是他的上级叫他办事，他得买这个账。姜先生说我看不一定。我问为什么？姜生生说这个人心术不正。我笑了，说姜先生只听人家说了几句投资教育好就认定人家心术不正，太片面了吧，这样谁还敢在你老人家眼前张口呢？一张口就是坏人一个啊。万说姜叔叔眼里揉不进沙子。不闻姜先生回声却闻鼾声响起。不晓得是上了年龄还是脑血管的问题，姜先生总是爱犯困。
秋的色彩在四季中是最丰富的，说五颜六色毫不为过，汽车穿行其间，让人的精神为之开阔。快到工厂时，见前面鱼贯行驶着几辆拖拉机，万像被火烫了似的叫了一声，吩咐司机万虎到前面将拖拉机拦住。我问怎么回事，万说送葡萄的。姜先生睁开眼也问，万同样回句送葡萄的。这时小车在超越拖拉机，万虎把手伸出去边挥边喊停，不待拖拉机做出反应小车已抢到前面把路挡住，拖拉机赶紧刹车，七嘴八舌地喊：干嘛，堵俺们的路？见我们没有让路的意思，就一起跳到路上把我们围住。一个身披黄军大衣的中年汉子认出万，惊讶道是万厂长你啊，俺们去厂里送货，昨……万面无表情地问你们是哪个村的？中年汉子说俺们是草庙子村的，我姓苗，苗跃进，万厂长你不记得我了？万不说记得也不说不记得，冷冷地说：你们回去吧，今天厂里不收货。中年汉子问：咋不收？万厂长说厂子停产了。叫苗跃进的中年汉子又问：那啥时收呢？万说等恢复了生产。有人问：啥时候恢复生产？万说等电来了就恢复。又有人问：啥时能来电？万说不知道。话音一落，这伙人的情绪一下子激烈起来，不停地质问。苗跃进头领样对大家摆摆手，等静下来冲万说道：万厂长俺们不能回去，今天是交货的日子，必须按合同办事。万说有合同也得灵活行事，收了没法榨汁，全烂掉了。苗跃进说你们不收就烂在俺们家里，这损失归谁？万说你们回去好好保管，一时半时没事，可堆在仓库里一黑下就烂了。苗跃进说俺们保管也行，得先把款付了。万一时无语。苗跃进说不付款我们就送到厂里，按合同办。姜先生一直站在旁边听，这时他问万：合同是怎么签的？大家一起把目光转过来看着姜先生。姜先生又问合同是怎么签的？苗跃进说签的是九月十五至三十日交货，今天在合同期内。说毕又补充道：所以我们合法。万要说什么被姜先生止住，说大家放心，我们会按合同办事的，不让你们受损失，这样好不好，你们今天运来的货我们收下来，也付款但不要再送了，让葡萄长在藤上，这样烂不了，等工厂恢复了生产便通知你们，一句话，我们肯定执行合同。苗跃进和他的人嘀咕了一阵子给出了答复，说这样也行，可要说话算话。姜先生点点头又说，你们回去给其他村的人带个口信，请他们先不要摘葡萄，等我们的通知。大家点点头，有种皆大欢喜的意思，小车和拖拉机一起朝厂子方向开去。
小车快，一会儿便把拖拉机甩在后面，万在车内唉声叹气，姜先生又打起盹。进到厂门口见院里面停了许多运葡萄的拖拉机，万赶紧叫万虎打倒车，开出很远才让万虎把车停下，姜先生睁开眼左看右看，问怎么不走了？万对他讲了情况，姜先生摇头说躲不是办法，刚才那伙人很快就到了，不见咱的面会以为受了欺骗，这不好。万苦着脸说厂里的现钱只够给草庙子的人结账，又来了这么多人，没钱给呀。姜先生说想想办法。万说没啥办法想。姜先生说我手头有一点钱。万问美元？姜先生点点头，万却摇起头来，姜先生问怎么，美元不是钱？万说只怕人家不要，姜先生问不要美元？万说现在有人用假美元行骗，就没人敢收了。姜先生说，那就到银行兑人民币。万说也不是马上能兑出来，人家等着拿钱呢。姜先生说不行先给打个欠条，让他们过些天来拿钱。万带着哭腔说姜叔这不是个办法，这样就乱套了。姜先生问不这么你还有其它好办法吗？万一下一下地摇着头，姜先生说没别的办法就只能这么做了。不知怎么，我隐约觉得姜先生的思路有问题，相反，万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但我的话无法出口，自己毕竟是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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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先生说，到现在我也没想起那架倒霉飞机降落在什么县，曾问过当地人，名字很生僻，没记住。“国军”覆没，国统区变成解放区，凡知道落在共产党手里没好下场的人纷纷外逃，却因消息不灵，弄不清外界情况，只好像没头的苍蝇似的乱碰乱撞。与当地逃难者相比，我们更糟，不光不晓形势，还对地理不熟，这就给我们带来更大困难。若阴天不见太阳，那就连东南西北都辨不清，只好随大流看人家往哪里走也往哪里走。有句话叫殊途同归，我们的情况是同途殊归，走着走着就发现跟错了，人家去的地方与我们根本不搭界。有一回抬眼望见长长的河堤，一问才知道错走向北到了黄河边上，急回头却已走了许多冤枉路。为避免这种错误，雷觉提出雇一个当地人做向导。大家觉得这办法好是好，可身上没有当地使用的“北海银行票”支付费用，这就行不通。雷觉伸手从身上摸出一枚袁大头，说这是硬通货，不怕人家不要。于是大家一起往身上摸，往行李包里摸，最后凑起一小把如银元、铜钱之类，这些在平常很不起眼的零碎钱币在后来的日子里帮我们应了急。
我们在就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向导，是个三十岁出头脸上有块疤的壮汉，他说眼下正收庄稼不能把我们送出很远，顶多到县城，还说外面仗在打着他不想冒险，一听到枪声我就回。我们说行。当晚我们挤在他家的炕头上睡觉，迷迷糊糊中听见敲门声，那壮汉去开了门，随之拥进来一伙持枪民兵，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向我们询问情况，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雷觉抢先回答，说是抗日人士，从国统区长春逃出来，要到济南参加革命工作。窄脸汉子疑惑地问：你们从长春到济南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呢？雷觉说了飞机情况，窄脸汉子的神情缓和下来，问济南解放了吗？原来他对外界的情况并不清楚。雷觉说解放了，不解放我们去那儿做什么，不成投敌了吗？窄脸汉子点点头，说：就是，可你们要记住，不管走到哪里都要找组织，找组织。壮汉房东有些马后炮地介绍说，奎叔是民主村长。窄脸村长说句找组织，找组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说毕带着他的人走了。我们觉得这个村长挺可爱的，还一起学他的口气说：找组织，要找组织，找组织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比较一下，还是雷觉学得更像。
天刚亮壮汉房东喊我们起来吃早饭，煮的鲜地瓜，吃过就出发了。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他姓孙，是个光棍，我们当面叫他孙哥，背地里叫他疤哥，疤哥不单给我们当向导，还当脚夫，他推一辆小推车，载着我们的行李。天还阴着，可我们已不担心走错方向，因为有疤哥引路。疤哥说从他家到县城有一百多里路，慢了两天、快了一天到。我们知道这种计程是对他而言，我们可不行，我们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迈不开步，走不快，没多久就落在疤哥后头，疤哥就等着，等我们跟上了再走。就这么走走停停后来他急了，说这么个走法怕三天也到不了县城。我们安慰他，说按天算工钱，不叫他吃亏。他说不是工钱的事，是地里的庄稼，耽误将会受损失。我们以为他还要向我们讨庄稼损失费，却没有。
还真叫疤哥说对了，到县城我们整整走了三天。我们动员疤哥再送一程，可疤哥不应，说你们听见西面有枪声么？我们说听见了。疤哥说咱讲好听见枪声就不送，再说也到县城了。我们无话可说。就在疤哥向我们道别时建越突然向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孙哥你一个人，无牵无挂，干脆跟我们走得了。这突如其来的话不仅让疤哥惊讶无比，就是我们几个也没料到。疤哥瞪着眼问：跟你们走，不要家了？建越说家不就是幢破屋吗？疤哥说我还有一亩多地呢。建越说那也算不上什么，跟我们走出去，外面海阔天空。停停又说，我是看你忠厚老实才给你指这条路的。我在心里琢磨建越的奇思妙想，知道他并非为让疤哥继续当向导才给他出了这主意，他真是为疤哥着想，细想想这对疤哥来说也确是一种人生转机。当然我也想到疤哥不会这样做，在他的意识里是破家值万贯，丢弃不得。疤哥临走时告诫我们，要躲开枪声，不要再往西，转向南方，一直走就能到淄城，在那里能坐上火车。一想到不久能有火车坐，不再受劳顿之苦，我们顿时心花怒放，觉得疤哥真是为我们指了一条光明大道。只是后来听说淄城火车通济南不通青岛，我们的情绪又一落千丈，其实早应想到解放区的火车是开不到国统区的，只因为太渴望致使我们昏了头。
我们没有马上离开县城，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