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在东街按响了门铃。我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机车的照片连同镜框一块要了过来，因为我分别对他和渔夫克莱夫特说过：“晚上我也许还要来……”
当我拿着那宽幅照片回到家时，我母亲刚刚做好了午饭。火车车厢制造厂护厂队的一个头头同我们一起就餐。餐桌上没有鱼。菜盘旁边放着国防军地区指挥部寄给我的一封信。
我把那张入伍通知书读了又读，母亲在一旁哭了起来，弄得护厂队的那位先生十分尴尬。“星期日晚上才出发呢！”我说，然后毫不顾忌那位先生，问道，“你知道爸爸的双筒望远镜放在哪儿吗？”
我带着这架双筒望远镜和那张宽幅照片乘车来到布勒森，不过，那是在星期六的上午，而不是在事先说好的当天晚上。那天，雾气弥漫，天又下起雨来了，能见度很差。我在海滨沙丘找到一处最高点：阵亡将士纪念碑前面的空地。我站在石碑基座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尖塔托着一颗被雨水淋黑的金球威严地耸立在我的头顶上方——把望远镜端在眼前望了起来，不说有三刻钟，起码也有半个钟头。直到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才放下望远镜，把视线投向近处的野蔷薇树丛。
沉船上没有任何动静。两只大头皮靴仍然放在原处。海鸥又飞回锈迹斑斑的沉船上空。它们在舰桥上歇脚，为甲板和皮靴扑粉着妆。可是，海鸥又能说明什么呢？停泊场里仍然只有前一天的那几条旧船，其中并没有瑞典的，甚至没有一条中立国的。挖泥船几乎仍在原处。天气看来有转好的可能。我再一次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打道回府”。母亲帮我装好纸板箱。
我打点行装，把那张宽幅照片从镜框里取了出来。因为你没有提出特别的要求，我便把它搁在箱底。在你父亲、司炉拉布达和你父亲那辆尚未生火的机车上面，我摞上了衬衣、衬裤、日常用品和我的日记本——这本日记后来在科特布斯同照片和信件一起遗失了。
谁来为我写一个精彩的结尾呢？这个由猫与鼠开始的故事直至今天仍像芦苇荡里的凤头鸊鷉一样折磨着我。我若是回避大自然，科普影片则会向我展示这种机灵的水鸟。《每周新闻》曾经报道过在莱茵河里打捞拖轮，在汉堡港进行水下作业，炸毁霍瓦尔特造船厂附近的地堡，探明空投水雷的位置。男人们戴着闪闪发光的圆顶头盔潜入水中，然后又钻了出来；手臂纷纷伸向他们，拧开螺丝，揭下了潜水员头盔。但是，伟大的马尔克从来没有在亮光闪烁的银幕上点过一支香烟；吸烟的总是其他的人。
无论哪个马戏团来此演出，他们都能赚到我的钱。我差不多认识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还经常在宿营车后面和这个或那个小丑进行私下交谈。这些先生往往毫无幽默感，都说从未听过有一个名叫马尔克的同行。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来到雷根斯堡，想参加战争幸存者的聚会①，他们像你一样都是骑士十字勋章的获得者。我必须说出这件事吗？人们不让我进入会场。联邦国防军的一个小乐队也许正在演奏，也许正在休息。负责会场警戒的是一名少尉。趁着乐队休息的时候，我请他从讲台上喊你出来：“马尔克下士，门口有人找！”——但是，你并不愿意露面。
①雷根斯堡，德国巴伐利亚州一城市，1959年10月24日至25日，联邦德国“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联合会”在此举行集会。
（全文完）
鄒靖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