鼾声大作了，独留我一个人任由思绪四处乱跑。 而现在，有了这催眠的课堂录音，临睡前把录音机放在耳边，听那徐徐的带着德国风味的半懂不懂的英语，我很快便能进入梦乡。不知道真是那录音催眠呢，还是生活太繁忙，真是累的睁不开眼了。
我的生活果真是日渐繁忙了，除了每天上课，还要在一间叫作“中国楼”的粤菜餐馆打工，以便挣出生活费。学校是可以走去的，但餐馆太远。我不会开车，公车稀少而且昂贵。我只好用三十美元从房东老人那里收购了一辆年久失修的自行车。车是英国制造的，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
那英国车绝对没有被我遗失的二六永久舒适轻快。
这个城市的道路没有给自行车留出专门的通道，我尽量靠边行驶，从我身边驶过的汽车也纷纷减速，有些还夸张地跨越到黄线的另一侧。好在骑车的人只有我一个，交通没有受到过于严重的阻碍。
五十分钟的路程仍令我心惊胆战。
骑到中国楼的时候，虽然我的脸和四肢已经冻得失去知觉，身上却早已大汗淋漓。
我的F1学生签证是不可以随意打工的。为防止移民局的突袭，我一直冒充老板娘的外甥。
我上班时得以穿着便服，仿佛在敌后进行地下工作。
我时常觉得招待生那套奶白衬衫黑领结黑马甲和黑西裤的制服很精神。这也许是我想穿但不能穿的缘故。由于客观原因而始终得不到的东西往往魅力无穷。
然而这身制服的确也有实际价值。不能穿上它，我便丧失了从busboy（擦桌子上菜扫厕所）晋升至waiter（开单上菜结账分小费）的机会。职位上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招待生每人每晚最多可以分到两百元的小费，而我却只有一小时六美元的固定工资。所以每当我收拾残羹剩饭时，看到客人们大方地在桌子上留下钞票，顺便抛给我一个暧昧的微笑，我心中的哀怨简直难以用语言形容。
中国楼的老板娘是香港人。我至今也不清楚她到底姓刘还是姓罗又或是姓楼。如果直接按照我所听到的发音判断，那她就一定姓楼或是罗了。我之所以怀疑她姓刘是因为以前听到过香港人把刘德华念做“老的蛙”。
我心里还是有些喜欢刘德华的，尽管以往，我曾不止一次地当众表示过，我对以他为首的香港偶像们是如何的不屑。
我想是他的肤色和脸部的轮廓让我联想到伟。
然而以此类推，我应该是憎恶刘德华的，因为我憎恶伟。
可见我不仅没有原则，而且爱憎不分。
老板娘叫我阿冬，这两个字她发得清晰而且标准。我庆幸我的名字是夏冬而不是夏华或是别的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就有可能被她称为“阿蛙”或是“袜仔”了。
反正我不讨厌“阿冬”这个称呼。许是因为这个词我很容易就能听懂。其它时候就没那么幸运。在这所谓的“中国楼”里，我更加的不知所云。
我不敢说这些香港人或是台山人真的会使用国语或英语。但他们的确是在随时随地使用着，并且活学活用。不过，永远遵循广东话的语音语调。
我和他们语言的障碍很容易导致工作上的失误。我被告知把“宫爆该（鸡）”端去“乙（二）桌”，我便端去一号桌。我又被告知把“四味安嫂婆（sweet and soar pork）”端去“南巴see（No。四）”，我又端去了六号桌（No。Six）。
老板娘努不可遏。我损失掉整夜的收入——二十四美元。
当然是我的错。我理应判断出这些酷似广东话的音节里，哪些是粤语，哪些是国语，哪些又是英语。
我以前歧视方言，可此时几乎开始痛恨方言了。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才是讲着一种奇怪方言的人。在中国楼里，我仍是个异类。
我的生活中突然失去了同类。
我如同回到了童年，一天到晚独自在家闲逛。只不过，墙角的杂物堆却不见了。
我平静地等待着同类再次出现。
我料想到那时，我又会毫无原则地接受愿意接纳我的人。
第五章
春节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我原本不知道那天是春节，是父亲在信中提醒了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北京下雪了。
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笑盈盈地站在天坛公园的雪地里。
父亲的头发居然花白得如此厉害。有些如同他脚下薄雪覆盖的土地了。
信中没有提到小莲。可我却突然有些感激她了。
我决定立刻打电话回家。在中国店购买的电话卡还未曾使用过。
但是电话卡上的号码根本拨不通。可能是春节的缘故，通往中国的电话线路太繁忙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抱着电话哽咽。
房东突然在楼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在喊我的名字了。我赶忙擦干眼泪。
老人神情亢奋。他责怪我整个下午都占着电话，以至于他无法和他的护士联络。
我不知道他除了和护士联络还能和谁联络。我也不知道他每周七天除了我占用电话的这一个小时以外什么时间不能够和护士联络。
他却不给我辩解的机会，立刻转换了话题，问我何时为他做寿斯。
我回答说：I'm Chinese！ I do not make Sushi！ （我是中国人，我不做寿斯！）我的声音有些高亢。
老人一脸沮丧。
我有些不忍。 随即补充说我可以为他做 Chinese dumpling （中国水饺）。
他若有所思，目光呆滞，思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
我提醒他现在可以和护士联络了。他如梦初醒，拄着拐杖向电话机走去。
他的发比父亲的更白，如窗外满眼的皑皑白雪了。
我连忙转身去取我的羽绒服。到了要去中国楼的时间了。
这一晚中国楼人声鼎沸。我机械地沏茶，加热水，传菜，收碗碟，擦桌子，换桌布，再沏茶。
汗水和油迹把几绺发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我的头发已经长过了耳朵，到美国后还未曾修剪过。此时那上面能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
如果我面前有一条河或是一个湖，我真恨不得立刻跳进去，把满身的油汗洗掉。
那一夜中国楼的招待生每人分到三百元的小费。老板娘居然破例给了我五十元。下班时，我偷偷为房东老人带了一盒锅贴。
我在盒盖上写上 “Chinese Dumpling， Happy Chinese New Year！ ”（中国饺子，春节快乐！ ） ，准备悄悄放在厨房的冰箱里。
可当我回到住处时，老人却不在家。他一夜都没回来。
这一夜我终于打通了中国长途。父亲的声音很兴奋。他问我身体如何。我说很好。我问他身体如何，他也说很好。
我问他心脏怎样了。他连声说好多了，让我不要担心。
我告诉他美国很好。生活很舒适，学习和打工都很轻松。我故意把腔调尽量放自然，把语速加快。我不想父亲有机会对某个细节仔细盘问。
我讲了很长时间。过后立刻忘掉自己讲了些什么。
父亲告诉我伟常到家里来，帮他买大白菜和换煤气罐。父亲欣慰地说没想到我如此周到，临走时把年迈的他托付给了伟。
我的呼吸有些不顺畅了，上至鼻腔，下至每一根支气管，似乎都在收缩。
父亲又问我一遍身体怎样。他的记性似乎也有些退化了。
我回答说很好。
片刻的宁静。我鼓足勇气，请父亲代问小莲好。听得出来，挂电话的时候父亲很高兴。
第二天，房东老人的护士打电话来，说老人病了，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第四天，又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老人的儿子。他让我另找住处。
过了一周，我就搬家了。我的行李除了从中国带来的两个大箱子以外，还多了一辆英国制造的自行车。我把大门钥匙藏在门前的脚垫低下。那脚垫上印着“Hello！”和一个大大的笑脸，我惊讶为何以往不曾注意过。几周后我偶然路过那房子的时候，看见门前立着“房屋出售”的牌子。 也许，老人自那一夜再没回来过。
我独自搬的家。我的新家仍是地下室，和上一次的环境几乎相同，只是头顶上的房东换作了一位犹太老太太。
房东到底是谁并不重要。我早出晚归，难得和这些早睡的老人见面。
我不好意思再次麻烦学生会的人。因为我从未请他们吃过饭，他们也从未通知过我任何活动。或许因为他们都是研究生，而把我归到台湾香港的本科生那一类去了。
搬家那天，我借用了附近超市的购物手推车，来回两趟把我的两个箱子运到新的住处。第三趟取了我的自行车。从旧住处到新住处，勉强可以徒步到达，但来回三趟还是花掉整整一白天的时间。
我走得并不快。自小学一年级以来，我从未参加过长跑，所以耐力有限。
于是那晚，在中国楼打工的时候，我便显得有些动作迟缓了。但中国楼的生意并没有因我的迟缓而变得清淡，不到七点，门口等座位的客人已排成长队。
我快步为客人添水，飞奔着去厨房里端菜。
那晚，厨房门口的地毯显得格外油滑。我料想有人会在那上面出事。
不出所料。但出事的人是我。我懊恼我本注意到了那片地毯，况且还对出事早有预料。可惜没有时刻记在心上。
我滑倒时肋骨硌在硬塑料桶的边沿上，手中的一碟银丝卷散至厨房的各个角落。
我顾不得银丝卷。我已疼得涕泪交流，在地上缩成一团。老板娘今夜出奇的仁慈，她没有大发雷霆，却派人送我去医院。
送我的男孩叫阿文。我坐在他车里呻吟的时候，他还穿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