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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现象，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在现实面前，作为中国人，为什么大多不敢说实话，而是选择了隐瞒真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呢？这种原因，恐怕只有从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中解释过的话来寻找原因了：“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因为，还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
都是朋友惹的祸
■ 韩三洲
岁月如流，往事如烟，转眼就是百年，不知不觉，胡风先生的百年诞辰也来到了。为纪念这位当代文艺界的殉道者，有一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几近半个世纪前胡风撰写的三十万字《意见书》。就是这个给胡风本人和整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带来冤案和厄运的《意见书》，当年也曾给“胡风集团”之外的范泉先生造成过伤害。
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著作家范泉（1916~2000），上海金山人，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抗战时期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他在上海主编《文艺春秋丛刊》和《文艺春秋》月刊，作者大多是沦陷区的作家。五十年代初，范泉加人中国共产党，但不久又在肃反运动中莫名奇妙地被捕，经过长达两年多的审查，后无罪释放，但早已被开除党籍，家破人散。到了1957年，厄运再次降临，他只因提出“肃反运动不应先审查后调查”，便被认为是“对肃反运动的诬蔑”，又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遥远的青海劳动改造，历经折磨。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冤案才得以平反，留在青海师院中文系当教授。直到1986年冬，年已七十岁的范泉才从青海调回上海，并任上海书店总编辑。1993年，范泉主编并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一书，资料性很强，影响也很大。
要说范泉这些倒霉的人生遭际，还都是他在当代文坛上的两个朋友给造成的呢！这两个人一位是鲁迅的的夫人许广平，另一位是鲁迅的学生胡风。首先说说与胡风之间的恩怨，那是在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的《意见书》，其中《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一篇，曾提到解放前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顶顶吃香的也就是美国底大腿电影和美国底发松的小品’，再其次，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结果，就是因为这句话，使范泉受到追查，并遭受了两年多的无妄之灾。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后，为澄清胡风所谓的“反革命”罪行，又将三十万字《意见书》作为历史文件予以发表，以正视听。范泉看到这《意见书》后，才知道自己当年受到迫害的原由，并专程到北京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询问，胡风将他归为“南京暗探”的说法，有何凭据？梅志告知，因文艺界中有此传言，故有此说。诚如胡风一案的当事人贾植芳所说，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人事纷纭，尖锐复杂，疑神疑鬼，相互猜疑，从而伤害了一些不该伤害的朋友，也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与许广平之间的恩怨，则缘起于鲁迅。范泉从学生时代就景仰鲁迅，并终生致力于鲁迅研究。上海沦陷期间，他曾将日本学者小田岳夫撰写的《鲁迅传》译成中文，先在他主编的《文艺春秋》且刊上连载（该杂志创刊于抗战后期的1944年10月），1946年又出版过这部传记的单行本。当年在上海由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出面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会者每人都曾获赠过一本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这本传记。
小田岳夫的《鲁迅传》是鲁迅逝世后第一部有关他生平事迹的系统记述专著，尽管书中有不少错谬，但当时在纪念和宣传鲁迅上是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的。范泉说，他译出这本传记后，“为了避免对于鲁迅的误解，曾邀请许广平先生加以详细的校阅”；而许广平则“把原著歪曲的地方，用一片片的小纸片记录下来，赐请译者加以改正，并且当面获得不止一次的解释”。所以，范泉的中译本，没有完全忠于原著，而是将原著中一些对鲁迅生平和思想的“曲解”及“凭空臆测”，“在许广平先生的指示下，都一一加以删节或改写”。这种方法未必会得到所有外国著述翻译者的赞同，因为这种做法毕竟是篡改原意的。译本出版时，范泉说明了他对原作部分改动的原因，提到曾得到许广平指教并向她“表示无限的敬意”。可是，《鲁迅传》的范译本出版后不久，许广平却在媒体发表文章否认这件事，以她“并没有拿日文与译本对校过”和“偶或贡献些微意见，未必即对”为由，表示自己“始终对日译本不同意算是校正”。
当时之所以会发生这件不无蹊跷的事情，主要是与许广平对小田岳夫的《鲁迅传》不满有关。许广平认为，作者“有若干主观之见，拿来放在鲁迅身上，这是不太好的”。她还指出小田岳夫的写法，“是为日黩武主义者借词解脱”。因此，尽管范泉的中译本对原著内容有所删改，许广平还是极力否认自己参与了中译本《鲁迅传》的“校正”。她不愿意让读者误认为她是同意译本中的观点的。1999年12月，范泉在辞世前则又有另一种解释，认为胡风当时认为他是“南京暗探”，而胡风又与鲁迅关系很好，所以许广乎也肯定知道这一情况的，作为鲁迅先生的未亡人，她当然不愿意与“南京暗探”有任何关连。不过，许广平审阅过这部传记的译稿，还提过意见，这些恐怕都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这样的现象，难免让人产生疑问，在现实面前，作为中国人，为什么大多不敢说实话，而是选择了隐瞒真情、明哲保身的做法呢？这种原因，恐怕只有从鲁迅先生《写在｛坟）后面》中解释过的话来寻找原因了：“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能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因为，还没有这样的勇气，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
让科学回归人文
■ 吴国盛
我过去出版的三个集子，从《追思自然》、《现代化之忧思》到《自由的科学》，其间一直贯穿着一个思想主题，那就是“让科学回归人文”。这个主题动机逻辑上包含着三个部分。第一，是对危机的直觉，对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敏感，对问题的深层实质进行探索的兴趣，总之是一种“忧患”意识；第二，把科学与人文的分裂看成是现代性危机最重要的根源和后果；第三，把“科学回归人文”看成是走出危机的一条道路。
应该强调的是，我所谓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回归，都是就西方传统而言的，中国文化中本质上不存在科学与人文的分裂问题，因为科学本质上是一个西方文化中的现象。我深深地意识到，在西方与中国两大文化体系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人文尺度，但深入地考量这两种人文尺度的异同并做创造性的融合，非我目前能力所及。我只是初步地认识到，中国的“仁—礼”和西方的“自由—科学”构成了各自文化体系最深层的基础，而用中国的人文来拯救现代性的危机，尚未进入我的视野。
即便如此，对中国人而言，讨论西方语境中的科学与人文的问题依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实情况是，在某种深层结构上，现代本质上是西方的现代，现代的问题本质上是西方的问题。现代中国也脱离不了这一现实情况。而自中国人被迫加入现代化的进程以来，现代性的问题没有一样不在中国重演，因此，现代性的反思决不是什么发达国家的特权，而是一切被裹人现代化的民族不可回避的任务。而且，对中国而言，这个问题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由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条件、由于中国现代化的“被迫”和“后发”性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与西方那些“原发”的现代化国家不尽相同。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尽管是近代以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在中国，这种分裂极为畸型，表现出来的是科学与人文的极度不对称：科学压倒一切，人文势单力薄。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科学一开始就是被“功利主义”的传人，传人以后又被“功利主义”的培养，而它本来固有的人文土壤和根基却移植不足。中国本土的人文土壤与外来的科学产生严重的“排异性”，结果遭到猛烈的侵蚀和破坏。于是，在科学迅猛发展的同时，与科学相应的人文发育严重不足，中国固有的人文日益衰微，造成科学与人文之间严重的失衡。相比之下，西方几百年来强大的人文传统倒是与迅猛发展的科学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生态。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主政治、法治思想，都对西方科学可能的僭越设定了壁垒。而在中国，这些能够与科学达成生态平衡的东西都极度欠缺，造成了一个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
近二十年来，人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补足西方人文的必要性，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文献被引介进来，五四时期与赛先生齐名的德先生被反复讨论和实践，甚至引进基督教精神也在被考虑之列。我自己的工作则是，试图重新阐释科学的本质，重新确立科学的形象，恢复科学的人文本性，从科学的内部打破“科学主义”的神话。我探讨“自然哲学的复兴”和“第二种科学哲学”，重审“科学与人文”、“技术与人文”，“走向科学思想史研究”，是从理论方面做工作，我“听科学家做报告”、“给孩子们讲阿基米德的故事”，搞“科学传播”，谈“地外文明”和“气功的真理”，是从实践方面做工作。
科学的人文本性是什么？我认为是自由。近代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就在于科学丢弃了自由的理想，而沦为“求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工具。要克服这种分裂，就要在恢复自由的理念上下功夫。这个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讲更加困难。首先，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自由”这个维度，我们的传统思想库中缺乏对“自由”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