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遗训，就是一要殖民地人民忘记自己的文化，二要其忘记自己的历史。忘记文化就是忘记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放弃自己的生命精神，解除反抗意识。忘记历史，就是忘记自己过去的存在，就是彻底放弃历史上存在的理由与根据。我不想过分猜度，现在西方国家一些人内心对原殖民国家民族是怎么想的，但从现实观察可知，恐怕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没有完全放弃这两条殖民统治的原则。
若从古老文明民族的文化来说，不论是古埃及、古希腊文化，还是两河流域的文化，大都中断了、转移了，只有中国文化依其根本精神及其价值体系，在故有的土地上绵延了五千余年。如果从发端于伏羲氏族部落时期算起，它则上下绵延了七千余年。如果中国文化没有强大的生存哲学或性命之理，没有安身立命的大哲学和大学问，它如何能绵延至今？我所以要写《绵延论》，就是研究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绵延的人生哲学或性命之理。这个大哲学，就是“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的大道本体论的哲学；这个大学问，就是儒家的大人之学，就是明明德、亲民的学问；这个人生哲学或性命之理，就是“穷理尽性至于命”，就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不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或”的真理性，及其整个礼义之教与伦理道德。
国家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虽然可以丰富、发展，可以淘汰一些东西，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不能置换的，特别是与理想、信仰、信念一类精神文化相联系的形而上学，是根本不能随便改变或置换的。改变了它，也就改变了整个文化价值体系。换了一种文化，还是这个国家和民族吗？！诚如黑格尔所说的：“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它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胜神那样”，它岂是可以随便毁掉的？
文化以历史持续为依托，历史持续是以文化绵延存在而盛衰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有盛有衰，但决不是像新康德主义者所说的那样，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或一去万劫不复的。盛衰者，现象也；所以盛衰者，道也理也。中国几千年的盛衰治乱，自有其道理。我所以写要《盛衰论》，就是为了总结几千年盛衰治乱的历史经验，以研究其盛衰治乱之理。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刚健文明，自强不息的历史。它不仅充满着中华民族建立盛德富有大业的智慧，而且贯通着他们几千年来道德精神的大美与崇高。正如西方从来没离开过“逻格斯”或上帝的存在，印度从来没离开过“梵”文化精神一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从来没离开过“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道”的精神。此道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其谓最高精神的存在，则是“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贯通于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的。我所以要写《大道运行论》，就是要研究中国民族魂或最高精神几千年的存在。
俄罗斯纪念圣彼得堡建立三百年，把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请去，这是重视文化历史的表现。中国随便拿出一个城市，就有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没人重视、没人纪念呢？现在，西方宗教、哲学及社会科学家写了那么多书籍，维护基督教的精神地位及“逻各斯中心主义”。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为什么不能理性自觉地担当起维护国家民族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历史责任呢？我看，关键是没有这份意识到的理性自觉，没有把五千年乃至七千年的文化历史看成是豪富家资，而是看成了历史包袱；没有看成是建设新时代的奠基石，而是看成了它的羁绊和阻力；不是为其悠久而高兴，而是恨其长，必欲将其打倒与颠覆而后快。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疑古思潮的发展就是这样，在“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思想支配下，考经学推翻经学，考帝系推翻帝系，考制度推翻制度。他们所推翻截断的并不仅仅是文化历史，而是推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存在的理由与根据，截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生命精神！毁掉了整个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生命根基与精神大厦，使其成了没根没柢的民族。
在目前世界愈来愈多元化及列国纷争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无不是立于自己文化历史基础上参与竞争的。中国如果没有文化上的独立，没有思想及文化思维方式的独立，连脑袋都变成西方的了，政治独立、经济独立，也是一句空话。我所以要写《大道哲学》三部曲者，就是为使国家民族立于自己文化历史基础上。只有如此，才能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地接纳吸收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形成中华民族新的更加广大悉备、雍容和畅的文化价值体系，以适应新的历史时代需要。
（三）
《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是全部贯通以大道哲学，致力于大根大本研究的。惠子曾讥笑庄子的学问太大，大的像个大葫芦，既不能做菜吃，又不可解瓢用；大的像棵大椿树，不中规矩绳墨，做不得家具，匠人连看一眼都不看。庄子告诉惠施，他的学问本来就不是一般葫芦那样做菜吃、解瓢用的，而是系作腰舟，以渡江河湖海的；本来就不是像一般树木那样中规矩绳墨，做家具的，而是荫庇苍生的。《大道哲学》三部曲或“三大论”也是这样。是以其“穷理尽性至于命”的大道理、大哲理，担当维护国家民族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历史重任的。
但这并不是说，它只是玄学，只是抽象思辨；恰恰相反，它全是实学，全是经世致用之学。不仅“盛衰论”讲国德是立国之本；讲为民制产，建立国民生存的根基；讲为民立命，以诚天下之心；讲勿用非彝，追求不偏不颇的永恒法则；讲尚贤止健，聚集大批当国守正之臣；讲盛衰治乱系乎人心；讲治国家在于正人心；讲人无礼不立，国无礼不治；讲纲不可易，纪不可乱；讲德法同源，大用一体；以及讲天子无私事；讲消弭争斗论；讲以学术贞正人心；讲通天下一心耳等，全是实学，全是讲经世致用之学；即使《大道运行论》讲“半部天书，半部人学”；讲大道人生哲学、社会历史哲学、伦理道德精神、大道本体论不可废，以及《绵延论》讲经世致用的大经济学思想；讲大道的教育哲学、大道本体论的社会学等，也全是讲的真实无妄之理，讲的经世致用的道理与学问。
历史不仅仅是物，是政治、法律、制度，还是人心人性。人心所向及其存在状态最终决定着历史的归向。国家能否致盛，祚命是否长久，一切都看有国有天下者怎么做，百姓都是心中有数的。故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故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国家之盛，不仅要开物成务，安天下之业，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更要通志、解惑、断疑，解决信仰信念问题。中国儒家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明德亲民等等在内的一整套治国安民的大学问，而非西方逐物之学、工匠之学或小经济学思想。真正的强盛乃是天下清明，彝伦攸叙，人心和畅，是包括文化繁荣昌盛、人伦道德和／顷、精神刚健文明在内的。
（四）
“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大道本体，虽不以人的识与不识、用与不用而有所增损，但要想大道哲学能够经世致用，能够转化政道治道，并通变化裁，备物致用，首先是经国治世者应该认识到大道哲学、儒家经世致用之学的重要性，认识到大道哲学、儒家伦理是国家民族不可须臾离开的文化价值体系；然后，才能再通过教育、大众传播诸多形式或方式，凝聚共识；最后，才能转化政道治道，并举而措之，以为建立圣德富有之大业所用。
我是不相信新康德主义者所说文化历史兴盛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一类历史哲学的。但若说何时一定盛，何时一定衰，术数家一类话，也是不敢相信的。文化的创造、积累、发展、变化是有周期的。孟子说“五百年王者兴”，就是指这种周期而言的。中国的文化历史的衰败，若从明末箅起，到今天已经三百多年了。但这也是中华民族觉醒、奋斗、抗争的三百多年，积累和凝聚文化历史经验的三百多年。胡塞尔于一次大战后，曾呼唤欧洲精神的复兴，希望欧洲能够从严重的困倦所造成的废墟中，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的不死之鸟，重新站起来，支撑起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但是，欧洲的没落，诚如施宾格勒所说，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天不以隆冬大寒而息其生物之机缄，人不以熟寝大寐而息其虚灵之知觉”。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只要它良知明觉一息尚存，就会培育文化生命，创造生机，赋予新的精神，开创新的局面。中国文化虽然衰微三百多年了，但它却培养蕴藏着无限生机。一旦新雷一声，又会安排出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创建出一个圣德富有的大业！
（《大道哲学全书》，前六卷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03年1月出版）
关于重写哲学史
■ 郝 雨
人们也许还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几位年轻学者大胆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在整个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其实，按照“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规则，所有的社会历史也好，以及学术思想发展史也好，都是要被不断重写的。尤其是专业的学术历史，更应该有许多不同的写法。近年来，文学史的确已经有不少人进行重写。其他领域的历史也大多能够根据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新的历史眼光加以重新审视。但是，在哲学领域中，“重写哲学史”的呼声，似乎一直非常微弱。这当然与哲学性质方面的特殊原因有关。
众所周知，多年来我国哲学史的写作实在显得太单一了，尤其是对于西方哲学史的写作，一直可以说是干部一腔。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在我国的西方哲学史界，‘文革’之前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