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发表的著作，在十月革命前怎么能从思想上武装群众呢？这是想当然的。
实事求是地说，《国家与革命》一书表明列宁本人通过系统研究弄清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看清了他们在国家问题上思想发展的脉络，并由此得出自己的结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列宁原来认为“炸毁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口号，并为此指责过布哈林。后来他看到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关于“炸毁”的提法，特意在旁边写道：“注意：‘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来代替它……”’（《列宁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90页）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委托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转告布哈林，同他的分歧不存在了。
还可以举一个更重要的例子，这个例子已经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了。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到底表现在哪里，有时候说得并不那么准确。一个常常被举例作证的是流行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一种说法——列宁以“一国胜利论”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其根据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上的“同时发生”革命的说法，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关于“一国胜利”的说法。按照流行的说法，在列宁之前，也就是在1914年之前，在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过各国革命同时胜利的主张，这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主流主张。这种说法始于二十年代中叶的苏联，当时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就“一国社会主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斯大林一方援引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说法证明1914年以前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主张同时胜利论，是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提出“一国胜利”的理论，为俄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而他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列宁的“一国胜利”理论的继续。
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确实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1页）此文写于1847年，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宣言草稿，写成后恩格斯本人感到不满意，不久即和马克思一道重新起草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宣言》采纳了《原理》中的某些提法，但没有接受“同时胜利”的说法。在此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同时发生”的提法。那么，恩格斯在《原理》中的说法是否影响了以后的社会民主党人呢？没有。理由很简单，恩格斯的《原理》一文当时并没有发表，文章的发表是恩格斯逝世以后的事。恩格斯逝世以后，其遗嘱执行人伯恩施坦于1913年在恩格斯的遗稿中发现此文并加上《共产主义原理》的标题予以发表，这就是说，恩格斯的《原理》一文在整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世纪初并不为人所知，其中关于“同时发生”的说法自然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影响，不会使这一时期流行一种“同时胜利论”。
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有过“同时发生”的提法：“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6页）不过，这部早于《原理》的著作当时同样没有发表（仅发表了第2卷第4章），所以马恩把它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直到1932年联共（布）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才第一次以德文全文发表，1933年又用俄文出版。正因为如此，在二十年代联共党内争论中谁也没有提到这部著作。由此可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同时发生”的说法也不可能对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影响！
当然问题还不仅仅在发表的时间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这不仅表现在后人对前人的发展，也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本人理论观点的发展变化。从《共产党宣言》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就再也没有出现“同时发生”的说法，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摒弃了这种表述。他们对各国无产阶级革创匝序的大体看法不是“同时发生”，而是从一国开始，另一些国家继续，再由某一个国家来完成，也就是说，在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一系列国家先后进行，然后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设想，起初曾指望英国开始，后来指望法国开始，然后其他国家跟上，最后由某一个国家完成。例如1892年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对欧洲革命进程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比如说在1894年，德国会立即跟上，接着法德两国无产阶级联盟将迫使英国行动起来，一举粉碎三国阴谋以及法俄阴谋。那时，对俄国的革命战争就要开始——即使俄国连一点革命反响都没有——管他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545页）这里没有一点“同时发生”的影子！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人的观点是发展的，那就不应当不顾他的系统表述，而抓住其早期的某种说法不放，以片言只语来概括他对某一个问题的观点！何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这一问题的表述的真正含义也被简单化了。
在这一点上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一致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1918年说过：“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279页）请看，连用语、表述方式都同马恩一模一样！
“同时胜利论”或者“共同胜利论”的说法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联共（布）党内争论的产物，它既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实际，也同马恩有关著作发表的时间对不上，实有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嫌。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中，每篇文章或著作都交待写作和发表情况，通常放在文章的后面或题注中，不很起眼，但却绝对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告诉我们该著作的写作背景和发表情况，写作的针对性以及所起的作用等等，这些资料也影响我们对作者思想的理解和评价，对此我们的读者、研究者不可掉以轻心！其实，不仅对经典著作，对其他人的作品也同样需要关注其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历史地看待这些著作。
“朴素的书名无疑是最好的”
■ 周祥森
2003年9月17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在“见仁见智”肩题下刊登了贺成的《文人风骨哪去了》一文。据文章披露，“最近有媒体在对一些庸俗书名进行讨论”。作者认为，“书名问题，其实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书名的“高雅”或“庸俗”，反映了“文人风骨”之存或失，并直接影响于社会环境。诚为“见仁见智”一家之论。
媒体进行的对一些“庸俗书名”的讨论活动和《光明日报》上的这篇小文，让我想起了143年前发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关于《福格特先生》一书书名的一场讨论。从这场颇为激烈的讨论中，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朴素为上的书名观。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书名观，对于今天的“庸俗书名”讨论，或许不无意义。
马克思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出版于1860年11月。根据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说明”，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第一次完整地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早期阶段。……是为真正科学地研究共产主义同盟历史奠定了基础的著作之一”；其“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一著作是属于世界讽刺文学优秀典范之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XXIV、XXXI页）。恩格斯在读了《福格特先生》后，当时就高度肯定了这本在文体上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朴素的历史著作“结构的艺术性”＇《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119…120页＇，并认为它堪称马克思“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恩格斯致马克思》（1860年12月19日）。同上，第129页＇
但是，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付印之前和排印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在书名问题上出现过较大的意见分歧。他们的朴素为上的书名观就是在这一讨论过程中形成的。
马克思最初拟定的书名是《前帝国的福格特》。恩格斯表示反对，建议取名为《卡尔·福格特》。马克思接到恩格斯的信后，9月25日（1860年）回信表示：“《卡尔·福格特》不相宜。”原因是他“不愿意把‘卡尔·马克思’放在《卡尔·福格特》的下面”。他“打算用《达一达一福格特》这个书名”。理由是：“达一达是一个阿拉伯作家，波拿巴在阿尔及利亚利用他就像在日内瓦利用福格特一样。达一达会引起庸人的好奇心并且有滑稽感。”
根据马克思对书名的解释，他实际上赋予了书名体现作者写作意图、揭示著作历史内容和思想内容、吸引读者注意力、扩大著作社会影响等多重功能。恩格斯对此深表反对。10月1日，他在回信中写道：“我必须说你的书名我十分不喜欢。如果你想给他（指福格特）一个绰号，那这个绰号必须是人们在阅读这本书以前就懂得的，或者是在这本书里对它作了解释以后再出现。我认为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但是书名中除了福格特以外，还要尽可能提到波拿巴或者至少提到普隆一普隆。如果你讨厌‘卡尔·’福格特，那可叫他福格特先生，但是我看不出为什么‘卡尔’＇Carl＇不能放在‘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