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百家各有地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时行政的精髓，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也不过将假设的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王畿和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这是立法的基点，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室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６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５世纪和４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央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３５０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记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无，也可以“背籴居奇”，这样又顺便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没学家HerrleeG。Greel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２０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我们重读李悝“尽地力之数”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04、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公无后各约９０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１８０年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史》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然则公元前９０年和公元后９０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万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坦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食，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的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古人１９３１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的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央，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