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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准桑德斯写的是德雷克，因为写这首《罪犯小仙子》的人是詹姆斯·罗德曼·德雷克。或许是手民之误，才把这首诗归到了达纳名下。也有可能是桑德斯先生的字迹太清晰了，以至于印刷工对他的手稿粗心大意。
惠特利说：“作家们当中有一种颇受欢迎的观点，那就是：字迹清晰是不明智的。梅纳格是发表这一观点的第一人。他写道：‘如果你希望在你出版的作品中没有错误出现，就不要把书写工整的副本给印刷工。那样的话，你的手稿就会被交给年轻的学徒，他准会弄得错误百出。然而，要是让它读起来很困难的话，他们就会把手稿交给老师傅去处理。’”
我曾经从印刷品上读到过的最令人悲伤的错误，就是著名收藏家、文学家约翰·佩恩·柯里尔【柯里尔（1789…1883），英国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其姓氏Collier和“煤矿工人”一词完全一样，所以才有后面的误会。】下葬的时候。在1883年9月21日伦敦的报纸上，它是这样报道的：“最近去世的约翰·佩恩·柯里尔的遗体已经于昨天在临近梅登赫德的布雷墓地安葬，有许多观众出席了葬礼。”于是，《每日东部新闻》发布了下面这样明显曲解的消息：“布雷煤矿的灾难。新近去世的矿工约翰·佩恩的遗体昨天下午在布雷墓地安葬，许多朋友和观众出席了葬礼。”
对于错误的抱怨，爱书人和藏书家相去甚远。因错误而使得书反而更珍贵的事情并不罕见。谁会在乎佩恩的贺拉斯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呢？真正的初版霍桑的《红字》是通过序言中的印刷错漏来判断的。1716年在爱尔兰印刷的初版《英文圣经》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玩意儿，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里面有个小小的错误。以赛亚吩咐我们“不要再犯罪”，然而贝尔法斯特的印刷工竟鬼使神差地把字母掉了个个儿，十分英明地把这条训诫弄成了“更多地犯罪”。
有一本所谓的《邪版圣经》，也是我们极难见到的一本书，因此也就奇货可居，一面难求。它印刷于查理一世时期，之所以臭名昭彰，是因为它在第七戒中漏掉了一个副词“不”。印刷工们为了这个过错而被罚了一大笔款。现在存世的《邪版圣经》【这本《邪版圣经》出版于1631年，将摩西十戒中的第七戒“你们不要奸淫”误作“你们要奸淫”。这一错误激怒了国王查理一世，于是下令全部销毁，因此现在存世的极其罕见。】，已经知道的只有六本。已故的詹姆斯·伦诺克斯曾经一度藏有过两本。亨利·史蒂文斯在他饶有趣味的自传中告诉我们，他曾花了五十几尼在巴黎淘到过一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拉伯雷的印刷工则因为把“穹隆”错弄成了“灵魂”，而把我们这位尖酸刻薄的博士拉进了深水沟。索邦神学院【索邦神学院，即巴黎大学的前身。】理事会将问题提交到弗朗西斯一世，并要求以异端的罪名起诉拉伯雷。国王拒绝这么干，拉伯雷接着就毫不犹豫地指责索邦神学院理事会，仅凭印刷工的错误就滥加指控，弄得理事会很是头痛。
从前，格拉斯哥的福利斯印刷公司决定要印行一套完美的贺拉斯，于是就将校对页挂到大学的校门上，悬赏捉拿每一个错误。
虽然有了这样的防范措施，但这个版本最后出版时还是有六处未修订的错误。迪斯雷利说，所谓的《珍版圣经》，竟有六千个印刷错误！1507年斯特拉斯堡出版的米兰杜拉的皮库斯的作品，给出的勘误表占满了十五个对开页。更糟糕的情况还是《米塞斯·米萨尔斯·安纳托米娅》（1561），一本一百七十二页的小书，其中有十五页专门用来勘误。此书的作者因为这一长串的错误而深感委屈，于是作了一次公开说明，说这一结果完全是因为魔鬼亲自把他的手稿偷去了，篡改了，然后，竟然还强迫印刷工读错了它。
书商和印刷工（3）
这个机智圆巧的解释是不是“印刷工魔鬼”这一术语的来源呢，对此我不是很有把握，不能乱说。
有人认为，胡说八道有时是由于一个人的感觉——或者更糟，是由于他的韵律感——所造成的，这种想法真是可怕。就在上周，在我写的一首关于春天的诗篇中，我本意是要创造一个最美的意象，但当我说到“晶莹的露珠从清新呼吸的玫瑰上滴落”时，却鬼使神差地弄成了“从清新呼吸的鼻子上滴落”【玫瑰（rose）和鼻子（nose）两个单词非常接近。】。
我能够想像到理查德·波森的愤怒（他老先生的火爆脾气谁人不知）。当时，他写了这样一个句子：“人群用他们的呐喊撕裂了空气。”他的印刷工把这一行变成了“人群用他们的猪嘴撕裂了空气。”【呐喊（shout）和猪嘴（snout）两个单词极为相似。】不过话说回来，自从《猪猡大众问答手册》出现以后，这样的错误也算很自然了。谈到容易犯错的问题，那不过是皇家的特权。当路易十四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卡洛斯他如何如何”，他其实应该说“卡洛斯她如何如何”，但他是国王，只要他改变了卡洛斯的性别，那么这种改变就要被接受，从今往后，卡洛斯就是男的了。
报纸上出现这样的错误倒不足为奇，因为一家报社里有那么多工作要匆匆忙忙的处理。不过，有一些这样的错误非常有趣。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读到过一家柏林的报纸，上面说：“俾斯麦亲王一直在努力维持他和女孩们之间的诚实而坦率的关系。”
这句话的意思似乎不太好懂，直到后来才发现：这里的单词“machen”（德语：女孩），原来是印错了，本来应该是“machten”，这个单词的意思，指的是“所有的欧洲列强”。
范切内特迷住了我（1）
我流连徘徊的这处花园，有如此多的娱乐消遣抓住我的目光，吸引我的注意，勾起我的回忆——我发现要系统论述它的美景，殊非易事。我这样迷离散漫地随处游荡，前后左右，上下东西，整个一副不负责任的派头，让我惊讶的是：读者诸君却并没有把我当作最无理性的疯子而鄙弃。
但为何不能是别样的方式呢？在我周围，目光所及的一切，就是它们把我从移步就道的小路上拽了回来：我就像一只心不在焉的翩翩蝴蝶，从这儿的甜蜜芬芳，轻轻飞向那儿阳光花束的壮丽狂欢。在这样的爱情中，自私的成份很少。在这方面，我们又有了另一个理由说为什么对于书的激情是有益的。你会特别爱某个女人超过其他人，也会把她视为己有，悉心看管。我把这种爱视为一种自私的爱。
但真正爱书的人则会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书，而不仅仅是这一本；并且，如果没有人能跟他分享这种高贵的激情，反而会使他黯然神伤。毫无疑问，这才是最无私的爱情。
还是回到书商这个话题吧。我很乐意让你们对这门手艺的卓越之处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颇为了解他们的美德。我和他们之间的交往，涵盖了如此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关系又是如此的亲密，以至于即使在数量庞大的人群中，我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谁是书商，谁不是。
因为，那些老是和书打交道的人，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变得跟他们所捣鼓的玩意儿颇有几分神似，不仅仅表现在外观上，同时也表现在言谈中。我的书商跟那些对开、四开及其他古式卷册一起栖息在他偏僻的一隅，时间实在太长了，以至于他说话都带有一种黑体字的腔调。那谦逊、迷人的外表，看上去就像一种结结实实的棕褐色老式装订。从嗅觉上识别则更其有趣，他呼吸的气息混合着一种发霉和烟草的气味。老实讲，这种味道对那些真正的藏书家来说，要比所有阿拉伯香水都更受欢迎。
我曾经如此勤勉不懈地研究过这门手艺，以至于对某位书商我只要瞧上一眼，就能确凿无疑地告诉你：他所卖的书是什么样的风格。但你应该知道，理想的书商不会追赶时尚，他必定同等地精通并热爱所有的领域、专业、学科以及他的艺术兴趣范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善良的天性，他拒绝说“没有”。不过另一方面，他的公正性却要大打折扣，他总是让那些贫穷的学者花上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买走那些有钱的暴发户要掏上大把的票子方能买走的好书。他处事总是最合时宜，在该谦恭有礼的地方谦恭有礼，在该体贴周到的地方体贴周到。
塞缪尔·约翰逊曾经连滚带爬地闯进伦敦一个书商的店铺里，请求给他一份文学方面的差事。书商仔细打量了他魁梧的体格、硕大的双手、粗糙的面庞和鄙陋的衣着。
“你会是个不错的门房。”他说。
对于这位青年词典编纂家的容忍度来说，这未免太过分了。他抄起一本对开本的书，不能自制地朝书商的脑袋一通滥砸，然后跨过趴伏在地的受害者扬长而去，说：“给我好好趴这儿，你这个头号傻瓜。”
这位书商就是奥斯本，他在格林旅馆的门口有一间店铺。后来，约翰逊对博斯韦尔解释道：“先生，他对我太无礼了，我只好揍了他一顿。”
雅各布·汤森【汤森（1656…1736），英国出版家。】是德莱顿【约翰·德莱顿（1631…1700），英国作家和桂冠诗人，复辟王朝时期文学界的代表人物。】的书商。早先，卖书者同时也是出版者。德莱顿并不是一直都和汤森友好相处，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德莱顿老是欠汤森的钱的缘故。有一回，德莱顿要求提前预支版税，汤森拒绝了，理由是诗人的透支早已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于是，德莱顿写下了下面几行字，叫人送给了汤森，并带去口信说，写这几行字的先生其实还可以写更多：
色眼迷迷脸似牛，
皮肤斑斑犹大头，
跳起舞来手脚笨，
毛孔污秽风也臭。
这几行打油诗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汤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