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个，他的父母在发现人财两失的时候，着 急的是人，人回来了，好好看待失而复得的儿子，结果就舍不得打了。
小孩子偷钱，大半父母都会反省自己，是不是平日不给零用钱才引得孩子们出手偷，当 然这是比较明理的一派父母。我的父母也明理，却忘了我也需要钱，即使做小孩子，在家不 愁衣食，走起路来仍期望有几个铜板在口袋里响的。
那一年，已经小学三年级了，并没有碰过钱，除了过年的时候那包压岁钱之外，而压岁 钱也不是给花的，是给放在枕头底下给压着睡觉过年的，过完了年，便乖乖的交回给父母， 将数目记在一个本子上。大人说，要存起来，做孩子的教育费。
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期待受教育的，例如我大弟便不，他也不肯将压岁钱缴还给父母。 他总是在过年的那三天里跟邻居的孩子去赌扑克牌，赌赢了下半年总有钱花，小小年纪，将 自己的钱支配得当当心心，而且丰满。
在我们的童年里，小学生流行的是收集橡皮筋和红楼梦人物画片，还有玻璃纸——包彩 色糖果用的那种。这些东西，在学校外面沿途回家的杂货铺里都有得卖，也可以换。所谓 换，就是拿一本用过的练习簿交给老板娘，可以换一颗彩色的糖。吃掉糖，将包糖的纸洗洗 干净，夹在书里，等夹成一大叠了，又可以跟小朋友去换画片或者几根橡皮筋。
也因为这个缘故，回家来写功课的时候总特别热心，恨不能将那本练习簿快快用光，好 去换糖纸，万一写错了，老师罚着重写，那么心情也不会不好，反而十分欢喜。
在同学里，我的那根橡皮筋绳子拉得最长，下课用来跳橡皮筋时也最神气。而我的母亲 总弄不懂为什么我的练习簿那么快就会用完，还怪老师功课出得太多，弄得小孩子回家来不 停的写了又写。
也就在那么一个星期天，走进母亲的睡房，看见五斗柜上躺着一按红票子——五块钱。
当年一个小学老师的薪水大约是一百二十块台币一个月，五块钱的价值大约现在的五百 块那么多了，也等于许多许多条彩色的橡皮筋，许多许多红楼梦里小姐丫头们的画片，等于 可以贴一个大玻璃窗的糖纸，等于不必再苦写练习簿，等于一个孩子全部的心怀意念和快 乐。
对着那张静静躺着的红票子，我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两手握得紧紧的，眼光离不开 它。
当我再有知觉的时候，已经站在花园的桂花树下，摸摸口袋，那张票子随着出来了，在 口袋里。
没敢回房间去，没敢去买东西，没敢跟任何人讲话，悄悄的蹲在院子里玩泥巴。母亲喊 吃中饭，勉勉强强上了桌，才喝了一口汤呢，便听母亲喃喃自语：“奇怪，才搁的一张五块 钱怎么不见了。”姐姐和弟弟乖乖的吃饭，没有答理，我却说了：“是不是你忘了地方，根 本没有拿出来？”母亲说不可能的，我接触到父亲的眼光，一口滚汤咽下去，烫得脸就红 了。
星期天的孩子是要强迫睡午觉的，我从来不想睡，又没有理由出去，再说买了那些宝贝 也不好突然拿回来，当天晚上是要整理书包的——在父母面前。
还是被捉到床上去了，母亲不肯人穿长裤去睡，硬要来拉裤子，当她的手碰到我的长裤 口袋时，我呼一下又胀红了脸，挣扎着翻了一个身，喊说头痛头痛，不肯她碰我。
那个样子的确象在发高烧，口袋里的五块钱就如汤里面滚烫的小排骨一样，时时刻刻烫 着我的腿。
“我看妹妹有点发烧，不晓得要不要去看看医生。”
听见母亲有些担心的在低声跟父亲商量，又见父亲拿出了一支热度计在甩。我将眼睛再 度闭上，假装睡着了。姿势是半斜的，紧紧压住右面口袋。
夏天的午后，睡醒了的小孩子就给放到大树下的小桌边去，叫我们数柚子和芭乐，每个 人的面前有一碗绿豆汤，冰冰的。
姐姐照例捧一本西游记在看，我们想听故事，姐姐就念一小段。总是说，多念要收钱， 一小段不要钱。她收一毛钱讲一回。我们没有钱，她当真不多讲，自己低头看得起劲。有一 次大弟很大方，给了她两毛钱，那个孙悟空就变了很多次，还去了火焰山。平日大弟绝不 给，我就没得听了。
那天姐姐说西游记已经没意思了，她还会讲言情的，我们问她什么是言情，她说是红楼 梦——里面有恋爱。不过她仍然要收钱。
我的手轻轻摸过那张钞票，已经快黄昏了，它仍然用不掉。晚上长裤势必脱了换睡衣， 睡衣没有口袭，那张钞票怎么藏？万一母亲洗衣服，摸出钱来，又怎么了得？书包里不能 放，父亲等我们入睡了又去检查的。鞋里不能藏，早晨穿鞋母亲会在一旁看。抽屉更不能 藏，大弟会去翻。除了这些地方，一个小孩子是没有地方了，毕竟属于我们的角落是太少 了。
既然姐姐说故事收钱，不如给了她，省掉自己的重负。于是我问姐姐有没有钱找？姐姐 问是多少钱要找？我说是一块钱，叫她找九毛来可以开讲恋爱了。她疑疑惑惑的问我：“你 哪来一块钱？”我又脸红了，说不出话来。其实那是整张五块的，拿出来就露了破绽。
当天晚上我仍然被拉着去看了医生。据母亲说给医生的病况是：一天都脸红，烦躁，不 肯讲话，吃不下东西，魂不守舍，大约是感冒了。医生说看不出有什么病，也没有发烧，只 说早些睡了，明天好上学去。
我被拉去洗澡，母亲要脱我的衣服，我不肯，开始小声的哭，脸通红的，哭了一会儿， 发觉家里的工人玉珍蹲着在给洗腿，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五块钱仍在口袋里。
穿了睡衣，钱跟过来了，握在拳头里，躲在浴室不出来。大弟几次拿拳头敲门，也不肯 开。等到我们小孩都已上了床，母亲才去浴室，父亲在客厅坐着。
我赤着脚快步跑进母亲的睡房，将钱卷成一团，快速的丢到五斗柜跟墙壁的夹缝里去， 这才逃回床上，长长的松了口气。
那个晚上，想到许多的梦想因为自己的胆小而付诸东流，心里酸酸的。
“不吃下这碗稀饭，不许去上学。”
我们三个孩子愁眉苦脸的对着早餐，母亲照例在监视，一个平淡的早晨又开始了。
“你的钱找到了没有？”我问母亲。
“等你们上学了才去找——快吃呀！”母亲递上来一个煮蛋。
我吃了饭，背好书包，忍不住走到母亲的睡房去打了一个转，出来的时候喊着：“妈 妈，你的钱原来掉在夹缝里去了。”母亲放下了碗，走进去，捡起了钱说：“大概是风吹的 吧！找到了就好。”
那时，父亲的眼光轻轻的掠了我一眼，我脸红得又像发烧，匆匆的跑出门去，忘了说再 见。
偷钱的故事就那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奇怪的是，那次之后，父母突然管起我们的零用钱来，每个小孩一个月一块钱，自己记 帐，用完了可以商量预支下个月的，预支满两个月，就得——忍耐。
也是那次之后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给了我一盒外国进口的糖果，他没有说慢慢吃之类 的话。我快速的把糖果剥出来放在一边，将糖纸泡在脸盆里洗干净，然后一张一张将它们贴 在玻璃窗上等着干。
那个下午，就在数糖纸的快乐里，悠悠的度过。
等到我长大以后，跟母亲说起偷钱的事，她笑说她不记得了。又反问：“怎么后来没有 再偷了呢？”我说那个滋味并不好受。说着说着，发觉姐姐弟弟们在笑，原来都偷过钱，也 都感觉不好过，这一段往事，就过去了。
吹兵
那天上学的时候并没有穿红衣服，却被一只疯水牛一路追进学校。
跑的开始以为水牛只追一下就算了的，或者会改去追其他的行人，结果他只钉住我锲而 不舍的追。哭都来不及哭，只是没命的跑，那四只蹄子奔腾着咄咄的拿角来顶——总是在我 裙子后面一点点距离。
好不容易逃进了教室，疯牛还在操场上翻蹄子踢土，小学的朝会就此取消了。同学很惊 慌，害怕牛会来顶教堂。晨操播音机里没有音乐，只是一再的播着：“各位同学，留在教室 里，不可以出来，不可以出来！”
我是把那条牛引进学校操场上来的小孩子，双手抓住窗口的木框，还是不停的喘气。同 学们拿出了童军棍把教室的门顶住。而老师，老师们躲在大办公室里也是门窗紧闭。
就是那一天，该我做值日生。值日生的姓名每天由风纪股长写在黑板上，是两个小孩同 时做值日。那个风纪股长忘了是谁，总之是一个老师的马屁鬼，压迫我们的就是她。我偶尔 也被选上当康乐股长，可是康乐和风纪比较起来，那份气势就差多了。
疯水牛还在操场上找东西去顶，风纪股长却发现当天班上的茶壶还是空的。当时，我们 做小学生的时候，没有自备水壶这等事的，教室后面放一个大水壶，共用一个杯子，谁渴了 就去倒水喝，十分简单。而水壶，是值日生到学校厨房的大灶上去拿滚水，老校工灌满了 水，由各班级小朋友提着走回教室。
牛在发疯，风纪股长一定逼我当时就去厨房提水，不然就记名字。另外一个值日小朋友 哭了，死不肯出去。她哭是为了被记了名字。我拎了空水壶开门走到外面，看也不看牛，拚 着命就往通向厨房的长廊狂奔。
等到水壶注满了滚水，没有可能快跑回教室，于是我蹲在走廊的门边，望着远处的牛， 想到风纪股长要记名字交给老师算帐，也开始蹲着细细碎碎的哭了。
就在这个时候，清晨出操去的驻军们回来了。驻军是国庆日以前才从台湾南部开来台 北，暂住在学校一阵的。
军人来了，看见一只疯牛在操场上东顶西拱的，根本也不当一回事，数百个人杀声震天 的不知用上了什么阵法，将牛一步一步赶到校外的田野里去了。
确定牛已经走了，这才提起大茶壶，走三步停两步的往教室的方向去。也是在那么安静 的走廊上，身后突然传来咻咻、咻咻喘息的声音，这一慌，腿软了，丢了水壶往地下一蹲， 将手抱住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