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政治上的选择，他们都是埋头学问、一心扑 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读书种子。对他们来说，国民党是贪污腐败的代名词， 他们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道义上的选择。
浦江清日记清楚地记下了清华园内一般知识分子的心态。1948年12 月16日，北平城内外外交断绝，邮信电话都已不通，他听说胡适夫妇已飞 往南京，陈寅恪也已成行，眷属还留在北平，清华校长梅貽琦“似尚未成 行”，黑板报上说国民党要梅飞南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 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 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不过师生一致团结，对维护学校是同
心的。”（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277页）
12月27日上午，当他从黑板报上得知梅貽琦确已飞到南京，与胡适 等在南京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名称 似如此，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 先生及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 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的，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 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并对于留在校内的态度不明的摇动
分子加以鬌惕……”（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的3 —254页）
八
一般青年学生、教师大都是左倾的，杨静远的情书提供了一些答案。 1923年出生的杨静远保存了大量1945年到1948年间“写给恋人”的书信，
其中就有许多关于青年人普遍左倾的第一手记录。比如她早在1945年11
1949旱：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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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9日的信中就写到，她到重庆一所小小的私立东华中学
‘‘在他们那个学校里，真是可谓‘民主’ 了。先生和学生打成一片，像 个小家庭。言论也极端自由。他们公开骂政府，同情中共，讥笑美国，恭 维苏联，也许当着我的面，还没有平日那样自由哩。共产党，在他们看来， 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 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 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 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 情共产党罗！ ’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 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
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Z （浦江清：《清华园H记西行曰记（增补本）观一266页）
杨静远是杨端六和袁昌英的女儿，父母都是大学教授、社会名流，大 致上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更接近。她于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 学外文系，1946年赴美留学，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她自称来自一个买 得起“12000对1官价外汇”的家庭，然而她却与父母的思想分歧越来越 大。1946年12月4日，她在情书中向恋人袒露心曲，对母亲表示不满：
“一个旧时代的头脑永远固附在那个旧的体系上，对于那个新的，怀着疑 惑、恐惧。她哪里看到在她那片干净土以外的广大的人民的生活！是的， 她并非完全不知道。她也觉得应该帮助穷苦的人民摆脱痛苦，给他们教 育。她以为她就在为这个目标工作，正如政府在领导这种工作。可怜的、 天真纯洁的人，她过分的‘工作’连一根毛也没有飞到人民身上啊！ ”（杨 静远：《写给恋人》丨3 —】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I〃9年版）她说自己不久前还有
过“回国后到共区（假使那时还有所谓共区的话）去工作”的念头。她读 《中国的雷鸣》（现译《中国的惊雷》，美国记者白修德等著，对国民党有 很严厉的批评，同情延安），访问过在中国生活了 17年、同情中共的加拿 大医生，与父辈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了。她甚至对“民主”、“自由”这些 词汇都起了反感，1948年3月20日，她在信中说：“现在我一见名词如4民 主’、‘自由’之类心里就起种轻视。对于许多被历史认为是大思想家的 人们发生厌恶、怜悯。他们说得神乎其神，其实根本只在几个字眼里转圈 子。我对唯物论加深了信心。可是我并没有系统地了解它。没有人能引导 我去认识它（指这里）。”（杨静远：《写给恋人》I22 —丨2：3页）5月9日，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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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说：“我也感到了，现在要有生命就只有积极参加战斗。只有在战斗 中一个人才不必东东西西地乱想。温和主义就是倒霉主义，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从来就没有‘想’出一条路来。历史都是‘干’出来的。错也罢，对 也罢，反正人类就是那么回事。”（杨静远：《写给恋人》244页）
所以，1948年2月她才会写信给《密大日报》编者，就中国问题和 人家展开辩论：
“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 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 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 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 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 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 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 己的决定。
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 和欢迎……（杨静远：《写给恋人》259页）
她在1948年8月毅然放弃在美国继续学业、做华裔学者的机会，不 顾一切地返回祖国不是偶然的，这里面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包括爱情），但 其中主要的原因可以在她的思想根源上找到，以及基于国内局势的变化， 她对共产党胜利之后的新国家的期待。如果说杨静远的思想倾向在留学生 中还不是多数的话，在国内的大学生、一般知识分子中就是绝对的多数 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风气。
同样出生于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比杨静远小十来岁的彭令昭（林 昭）那时的选择就要更激进一些。她在中学时就在苏州参加了中共的外围 组织，一度曾被发展为地下党员，1949年她的名字上了苏州国民党城防司 令部的黑名单。她为1949年的时代变局欢欣鼓舞，不但拒绝了母亲要她出 国留学的建议，也不顾父母要她考大学的愿望，不满17岁的她以满腔的热 情投入新时代的革命洪流，离开自己的家，考入带有培养干部性质的苏南 新闻专科学校，并积极投身土改工作，与家庭有过一段非常冷漠的时期。
1949年11月27日，享有盛名的美学家、北大著名教授朱光潜在《人 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深感渺小，“渺小到值不 得注意”。他特别讲到抗战胜利后，本来抱定了十多年前初到北大时的简 单志愿，就是把书教得好一点，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 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子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 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 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 章。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 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 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 时的毛病加以指责。”（杨静远：《写给恋人》232 —233页）
我们试看朱光潜当时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那些“见解错误”的文章， 如《挽回人心》、《谈行政效率》、《行宪以后如何？》、《立法院与责任内阁》、 《常识看金圆》、《国民党的改造》等，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指责常常是严厉 而不留情面的，他认为一切改革的关键在于最高当局，直言“已往官场贪 污是例外，今日官场不贪污是例外”，“目前许多危害国家的事，像贪污枉 法，囤积居奇，扰乱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军政要人作 俑”。指斥“国民党的致命伤”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党羽，在所 谓‘小组织’上钩心斗角，分布爪牙，垄断选举，垄断中央政权，垄断地 方行政，挟其徒众的势力迫胁中枢，抨击异己”。
他批评权贲“强奸民意，垄断政权”、“操纵金融贸易，吸民脂民裔以 自饱”，已经到了 “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却“姑息养奸”。他因此主张 “多杀几个”贪官污吏，“而且杀就要杀到底”。虽未点名，权势熏天的二 陈、孔、宋之流却已呼之欲出。
他断言国民党已变成“一个藏污纳垢的护持封建恶势力的政党”，“由 一个主义的结合变为一个势利的结合”，丧失了灵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 呼吁改造国民党，要求国民党包容真正的反对党的存在。
这些文章都发表在国民党治下公开发行的报刊上，从《申报》、《益世 报》、《世界日报》、《中央日报》、《平明日报》、《天津国民日报》到《周论》、 《文学杂志》等。历经岁月的磨洗之后，我们确实已看不出这些“胡乱”写 的文章中到底有什么错误的见解。要说错误，就是他自己在检讨中已指出 的：“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
识。”（《朱光潜全集》第9卷—53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993年版）
所以他要急于表白，急于自我否定，目的都是要向“革命意识”靠拢。 在他之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49年8月31日写下的《我参加了北平各 界代表会议》文中，开始了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