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明璜穿一件浅色的短袖衬衣，干净利落地坐在医务室里，等待有限的病人上门，过的完全 是另一种清闲潇洒的日子。此时，我不禁有些羡慕他，正如去年夏收去二大队演出时，自己 受到杨骁的羡慕一般。薛明璜用小纸片包了些维生素给我，还说：“徐福莲也来开过药，说 是病了，有什么病？不就是累了。”我觉得此人说话的语气刻薄，有揭短的意思。他对我们 承受的劳动之沉重紧张缺少体会，所以才会轻松地断定小徐没什么病。
此后，我参加夏收便是断断续续的了，赵、刘二位队长对我的脚疼认为应该治疗养息，全队 的工人、难友们看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也是有点怜惜同情吧，都没人为难。这样，以 后十几天的收割，我断断续续参加一些，到扫尾的几天，干脆就没下地了。
每个人挥汗如雨耗尽了全身的气力和精神劲儿。到后来，每当收工时最壮实攒劲的男子汉们 也只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歪歪斜斜缓缓慢慢地走回住地，连欢声笑语也少见了时，历时40 多天的收割终于结束了。
前后40多天的收割，大家都累垮了。过去办农民报时，听说陕西关中一带夏收都要求3天地 净场光，收割打碾在3天内都要全部结束，所以每年夏收时甘肃很多“麦客”都要到关中去 赶麦场挣钱。像十工农场这样连续大干苦干40多天毫无歇息一味攻坚的做法，怕是那些最攒 劲的“麦客”也承受不起。但，大家伙就这样干了下来。当时，安西县委有个领导张应虎到 农场看了看情况，认为40多天一点不休息太苦了，因为那时的政治口号已由“一天等于二十 年”、“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如何如何，改为较缓和的“有劳有逸，劳逸结合”。 大跃进的有些过火做法开始有了松动。而农场领导不以为意，总不能把到口的粮食抛撒在地 里吧！
在此期间，一中队最大的损失是，我和赵、刘二位队长种的一畦瓜尚未成熟，就被过路的人 摘吃了个光净，赵队长后悔不已地说：“错了，错了，我们原该留下两个上海移民老汉照看 瓜田的，移民老汉割麦子不行，保住一畦瓜田，咱们大家不就都有吃的瓜了吗？那么好的一 畦瓜，一个都没给我们留下，可惜可惜！”长势甚好的一畦瓜田最后竟没见到一个瓜，我也 觉得遗憾至极。
在夏收的日子里，许多上海移民的孩子们都到地里去拾麦穗，他们拾来的麦穗不是交公，而 是拿回到自己家里。在当时“一切为公”的形势下，自然有些不妥。但是，队上已没有人力 可以有组织地去拾麦穗。对他们这种行为只好宽容地予以认可。这样，到了晚上，大凡上海 移民的家里都出现了不绝于耳的“嘭嘭”声，这是他们无师自通地把麦粒从麦穗上敲击下来 的声音。个别移民家庭在离开上海时，还挺有心计地带来了小小的手摇粉碎机，可以把麦粒 粉碎成面粉。一天，我听赵队长说：“移民们能干得很，谁谁家（自然30多年后我已无法记 得他的姓名）有个东西能把麦子磨成面。”我好奇地跑去看，果然见到一个小小的铁物件， 放进麦子用手不断摇动把手，磨出的面粉就缓慢地充塞在约一寸多见方的斗里向外溢出。像 这样小巧的机械玩艺儿，我在兰州不仅未曾见到，也闻所未闻。我不禁惊叹先进的工业给人 民生活带来的好处。这些上海人在上海过着怎样的生活啊，他们怎么会安心在这里扎下根来 呢？
夏收后不久，二中队的上海移民中，竟出现了一桩惨绝人寰的事件，在全农场震动很大。有 个叫陈尔云的上海移民，妻子滕菊英，他们共有5个孩子。他们从鱼米之乡来到戈壁深处的 十工农场，自然觉得苦不堪言，在痛苦中竟做出了冒险的抉择，打定主意全家人都逃回老家 去。他们只想到夏天气候热，无冻馁之虞。谁料全家逃出四大队的地面进入茫茫戈壁滩后， 一望无际的戈壁使他们迷了路，带的水早已喝完，从戈壁滩上再也走不出来了。在酷热干渴 中挣扎了两三天，滕菊英和孩子们都奄奄一息。陈尔云在无奈中总算找路回到四大队，向领 导说明一切请求救援。队上立即派人分头去找，可是等找到滕菊英及孩子们时，他们一个个 早已死去。7口之家，一下子只留下了陈尔云凄凄惨惨孑然一人。90年代初，我和徐福莲回 忆这一事件，徐福莲记忆犹新。她说：“我陪着陈尔云流了不少眼泪！”当时，她的小女儿 随婆婆已去了广东，她那曾是印尼华侨的婆婆是广东人，对故土有着特别的依恋，原先不远 万里来到甘肃追随唯一的也是她认为儿女中最有出息的儿子，是想在儿子儿媳身边过上安稳 的生活。反右斗争使儿子儿媳双双划为右派，老人无法再在永昌安住下去，只得回老家依傍 女儿们去了。所以小徐陪陈尔云流泪是哭他人的难肠，内心里暗自悲伤的真正是小女儿已去 万里之外的广东，自己前程未卜，对小女儿无论怎样牵肠挂肚也难以见上一面了。这种母女 被活活拆散不得见面的痛苦，比之已隔绝在另一个世界同亲人永别了从而留给亲人的痛苦， 究竟哪一种更加令人痛断肝肠？
再说，陈尔云一家那时只知道戈壁深处人们生存的艰难，生活的严酷，却根本不晓得将人们 圈在这里的戈壁滩凶残暴烈的秉性。从古到今，它曾无情地吞噬了多少活泼泼的生命，已是 无以计数了。
这一惨剧给所有的上海移民的心头都罩上了撕不开抹不去的巨大阴影。这也是我来农场后遇 到的第一桩触目惊心的暴死事件。许多日子，我的心里老是翻来搅去的，难以恢复平静，孩 子们的惨死，让人无论怎么想也觉得太可怜，因为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9月，《甘肃日报》发了一条给全省首批右派分子摘帽子的新闻，字数不多，摘帽的人数也 不多。我只记得其中有我中学的英语老师李端严，此时他在兰州大学任教。这条发在一版不 甚醒目的短新闻，在我的难友中，俨然如一声春雷滚动在每个人的心头。人人争相传阅这张 报纸，并当做最大的喜讯，互相转告。“摘帽”毕竟有希望了，回到人民的行列已指日可待 ！
农场肯定已收到有关的文件，不久后就要求对下放人员一一进行鉴定。这自然是一次非同小 可的鉴定，它关乎到“摘帽”。鉴定在各组进行，然后集中到中队进行平衡及文字上的修 正定夺。
我对于首批“摘帽”未抱什么奢望。首先，我衡量了一下自己，从劳动上来说，男同胞们绝 大多数都比我强，我虽也尽了力，总的来比较只是一般过得去。其次，我当右派是受景超的 株连，作为夫妇右派，领导上按照当时的释义只会考虑其“反动”的性质要更为严重，因而 会把我们的问题连带在一起，继续株连，绝不会优先考虑把我一人先解脱。所以，我在思想 上比较冷静，没有太多的波动。再次，我也想到省上首批“摘帽”的人数极有限，农场步其 后尘，人数也不会多，所以轮不到自己头上。
有些人并没有如我这般冷静，特别是有的人自认为劳动上拔尖，又是原共产党员比我等 非党员要清白一等的人，为思虑这次“摘帽”自己是否有份，变得心慌意乱，坐卧不宁。一 组的王永就属这种情况。一个休息日，他特意到队部和我谈心大概和本组的难友坦诚地 说话有某种不便吧，他的困扰全摆在了脸上。过分的希冀使他兴奋不已，害怕希望落空又使 他忧心忡忡，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折磨得他十分痛苦。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些划为阶级敌 人已经两年的人，真是活得太可怜了，我们一个个都如坠入黑暗深渊奄奄一息又无法掌握自 己的命运的人，哪怕明明看见是一根稻草，也想抢先抓到自己手里争先活命。我只得从大局 方面开导他，说这次“摘帽”的人数不会多，他年纪轻（比我小一两岁）劳动表现好，经常 受到队上的表扬，估计此次优先“摘帽”的可能是有的，但人数既然少，不摘的可能也存在 。农场“摘帽”的决定会在国庆节宣布，也没几天了，就安心等待吧！反正着急也没用 。像王永这样内心着急、坐卧不宁的人，肯定还有不少。这是关乎到我们每个人前程命运的 大事，是领导上要求的“跌倒了要再爬起来”的标志，只有“摘帽”才能从屈辱的“阶级敌 人”重新进入人民的行列，从而被称作“同志”，一切又将重新开始！真的，这是多么令人 欢欣鼓舞的事儿，我们每个人的眼前毕竟有了一线曙光，谁又会对此无动于衷？
1959年的国庆节终于来临。这一天，我的难友们都以急切的心情，等待在庆祝会的盛典上宣 布摘帽的决定。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宣布摘帽的在全大队只有两人，一中队的李永龙，二中 队的一人，名字已忘记。李永龙是原民勤县公安局的干部，劳动上比较踏实，但不属于拔尖 人物，所以他作为首批“摘帽”的人，很出人意外。当时，我的难友们都还抱着在较短的时 期内争取摘帽的想法，语言比较谨慎，故对此也不多做评论。在全中队四五十个右派分子里 只给一人“摘帽”，似乎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给大家兴奋的意绪泼了凉水。
场部所在的三大队，此次也只给两人摘了帽：一人是陈明，他从武威步校来农场不久，就来 到场部三大队当伙食管理员，无论是大跃进的食堂化时期，还是此前此后，他都工作得勤勤 恳恳，想了许多办法，把场部及三大队的食堂办得有声有色，伙食大为改观，这是有目共睹 的。此食堂吃饭的人在千人以上，伙食办得好，还被评为全场的“红旗食堂”。陈明首批摘 了右派帽子，这是情理中的事。但陈明对此反应平淡。他对自己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未服 气 过，从未承认自己反党。原共产党员的他，于5月下旬送到十工农场后不久，立即给原单位 领导写申诉书，提出充分肯定的种种理由，说明自己是一个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