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围后，赵勇所在的部队与其他部队集合，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天明时分他们再次遭到了另一股日军的追击。
万般无奈之下，赵勇转到附近的固罗村，跟老乡们坐在一起。敌人到了村里就开始盘查，找八路军。知道自己不是本地口音，赵勇骗日军说，自己是本村请来帮忙干活的。本以为自己这个说辞可以骗过日军，但谁都没想到，这时候，一个妇女突然拆穿了他，她说：〃他不是我们村的！〃
那一年他只有14岁。
现在，花甲之年的赵勇这样平静地讲述着当时的情形，没有丝毫埋怨，他说：〃老乡们也可以原谅，她胆小，把我揭露了，结果汉奸、日本鬼子就打我。〃
就在赵勇遭到敌人严刑拷打的时候，一个从墙外边跑来的青年救了赵勇的命。这个青年刚往村子里跑，一看到这里面都是日本兵，他拔腿就使劲往回跑，鬼子们见状就跑去追他，结果就把赵勇留下了。
直到今天，赵勇也不知道那个帮助自己脱离险境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他也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最后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怀着感激之情，14岁的赵勇跑出了村子，到东北方向的几个村子去寻找大部队。然而，那些村子里原有的联络点都已经变成维持会②了。
当时，由于大部队到外线作战，原有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原有的根据地被日军变成了无人区，没有找到组织的赵勇无奈之下，躲回了老家。在那里，他日夜盼着能够早日归队，那首经常唱起的《三纵队进行曲》，也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唱起。
第62节：反扫荡（7）
1943年的时候，八路军又开始活跃起来了，消息不断地在抗日积极分子中间流传，赵勇终于又听到了部队的消息，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去。
日军进村抓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情景，让亲历过的老人至今不能忘记，多年以后，这些残酷的经历被亲历者拍成了电影，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那些在扫荡中不屈服、不投降的根据地军民。
1951年，北影厂拍摄了一部名叫《新儿女英雄传》的电影，里面有一段情节：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一进村就把老百姓围在一片空场上，让村民指认谁是八路军。
日军：谁是八路军、共产党、民兵？都站出来！
日军：老头，你不说马上命就没了。
日军：快说！老家伙！
老百姓：这里头净好老百姓，没有一个共产党、八路军和民兵。
……
电影里的群众演员都是冀中平原的老百姓，大多经历过日军的扫荡。
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1996年6月1日在陕北瓦窑堡成立，原名〃红军大学〃，后来迁到保安，1937年1月迁到延安。卢沟桥事变后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②抗日战争初期日军在中国沦陷区内利用汉奸建立的一种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其任务是为日军实现〃以华治华〃、〃分而治之〃服务。担负着给日伪统治者筹集钱、粮，替日伪军队提供粮秣、民夫，向日伪军汇报中国抗日军队活动情报等任务，成为其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和帮凶。
第63节：潜伏（1）
潜伏
亲历者
叶钟英时为中共上海地下电台报务员
方 晓时为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
唐 路时为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交通员
何 荦时为中共华中局情报部交通员
丁公量时为中共浙东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王芸彬时为国民党军统〃抗日杀奸团〃河南新乡工作组组长
彭望缇时为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驻上海情报员
编导手记
我确实难以表达对抗战老战士的真实情感，说感动、振奋，并不是最真实、最迫切的。
说实话，看着老战士们轻松地、甚至没什么表情地回忆着70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时，我很难身临其境。
这不是冷血，而是一种岁月磨砺之后的细节缺失，以及经历上缺乏共振，所带来的情感阀暂时关闭状态。
情感阀暂时关闭了。于是，我只能用一个匠人的心态，把故事做到好看。
这是一个追求收视率的时代，是一个希望你能安静地坐下来，不嗑瓜子、不上厕所、不聊天，将我的故事看上10分钟的时代。
可是，耄耋老人们超慢的语速、慵懒的身姿，偶尔断篇儿的尴尬，都跟一个故事想要的效果格格不入。
于是，我必须把故事做好看了。用各种手段音乐、音效、快速剪辑，让老人平静的讲述，忽然变得让人揪心。
要是能回到70年前，手里还有台摄像机，我一定要跟着这些老战士，去拍下他们的战斗情景。
我特想知道，他们嘀嘀嘀发报的时候，是一种类似于办假证的躲避警察的心态，还是明天就可能牺牲的心态？他们手里攥着左轮枪在街角等待一个日本军官时，是不是那盏街灯像电影情节般的闪烁着？
我就是想知道，〃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儿？〃
然而，因为我70年前不在现场，所以无从知晓了。
当然，因为70年后我敬业的演绎，让无从知晓的这一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偶尔会泛起恻隐。很奇怪，不是为这些老战士们感动，而是常常想起他们身影后的那些老百姓，忽然就有种想哭的感觉。
这期《潜伏》中，因为暗杀〃北〃大校而受到牵连的黄包车夫，在暗杀发生后逃跑了，后来被日本人逮捕，严刑拷打，并将他的妻子和儿子带到他面前，给他最后一个交代的机会。
遍体鳞伤的黄包车夫当然还是无从回答，于是，日本人放狗咬死了他的小儿子，并枪毙了他们两口子。
看笔录的那一刻，我的情感阀空前开放，不能平静。
只是，这些细节，在故事里没有放大，因为无关宏旨。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我要拿起摄像机，去拍一拍在暗杀发生前，车夫一家三口毫无危险征兆的平静生活，留给今天的自己一段真实的素材一段令所有音乐、音效、剪辑技巧苍白到无耻的素材。
抗战时期，始终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秘密注视着形势发展，伺机而动，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
情报
今天位于上海的黄陂南路 710弄，民国期间叫做贝勒路福煦村，这里有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小楼。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有一座秘密电台架设在这里，与延安和中共华中局保持着通讯联系。报务员叶钟英、张志申，以学生身份做掩护，在这里从事着秘密工作。
第64节：潜伏（2）
叶钟英和张志申收发情报都是在晚上，他们将发报机隐藏在楼梯的夹层里，每天深夜3点准时将电台取出，收发情报。收发情报时，他们用黑布把窗子蒙起来，因为机器都摆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长期这样的工作，叶钟英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须得等到3点钟，而且，必须得坐着等到那个时间，不敢睡到3点，怕睡过了。叶钟英的妈妈心疼女儿，于是主动承担起叫醒女儿的工作，这样，叶钟英每天还能先睡一会儿，到3点之前，母亲会准时叫醒她，开始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将发报机隐藏在三楼楼梯最上一级的夹层里。每天深夜，这座电台都会准时收发情报。来往电报稿由叶钟英与译电员约定在公园、电影院或马路边秘密交接。1942年，叶钟英在工作中，感觉到一丝异样。她突然听到咕噜咕噜的响声，知道有人在侦查他们。另外，她还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线看。于是，她立即向领导反映此情况。叶钟英老人说：〃那时是潘汉年来做决策，他决定让张志申一个人留在那里，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于是，我就从那里撤走了。〃
叶钟英走后，张志申在墙面上开了一个洞口，作为藏发报机的暗室，洞口外糊上墙纸，挨着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热水瓶和茶杯。叶钟英老人说：〃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开了一条口，把木板取下来，机器就可以放到里面去了。〃
夜深人静时，张志申移开茶几，拿出耳机、电键，把天线接上，继续通报着情报、信息。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设备，搜寻着从福煦村发出的电波。
194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张志申紧张地收发着电报，一楼突然传来敲门声，他迅速将设备藏进暗室，上床装睡。四五个日本便衣宪兵，冲进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还背着仪器。日本宪兵一进屋就到处搜，可是什么也没有搜到。当时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日本人搜不到证据，也不好把人带走。他们只好让张志申继续睡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张志申。叶钟英老人说：〃好久以后，日本人也放松了，因为每次都搜不到什么东西。〃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卢湾区范围内，现已发现曾有6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其中，曾在今黄陂南路148号的电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的故事原型。
第65节：潜伏（3）
交通员
抗战期间，上海的多个地下电台，都在用电波远距离传递着消息，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地下交通员，用双脚实现着情报的传递。那时，还有一些小通信员，他们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员进出敌人的封锁线很容易，敌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方晓当时是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说：〃我们这些工作，如果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站、我们的政治交通、我们的小通信员做了很大的贡献。〃
1943年，年仅13岁的唐路，就已经是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的一名交通员。在上海，本来有一个情报小组，后来变成两个情报小组，唐路就负责联系这两个情报组。唐路老人回忆说：〃我在书本里边做夹层，把情报夹在书里边。有时情报是纸条，就可以放在皮带里、鞋子里、帽子里，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护。〃因为唐路年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