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充数的长叙之女，也不再考虑从德馨女儿中再选一位就让她们落选了。因此，光绪帝的第一次婚姻，只有一后二妃成单数，而且三个女子中没有一个是他最初心仪的对象。然而无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皇帝，恐怕此时的他们都没有想到，终光绪帝一生，他名下的妻妾也只有此三位，比寻常土财主还少，使得这位皇帝成为中国王朝史上后妃最少的皇帝之一。
无论光绪帝本人是否情愿，他的后妃都已经选出来了。大婚的筹备工作也进入倒计时。虽然此时的清王朝已大非往昔，这场大婚礼仍然极尽奢华，共计耗金4126两、银482万4183两、钱二千七百五十八串。而据光绪帝师翁同龢说，其实共耗银一千一百余万两，除婚礼应有花销外，还有500多万两被慈禧太后的亲信们中饱了私囊。
大婚迎娶皇后的日子定在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公元1889年2月25至27日）。按规矩，皇后入宫之时要有嫔妃跪接。因此长叙的一双女儿提前在正月二十五日夜晚便进了宫，姐姐被封为瑾嫔入住永和宫，妹妹被封为珍嫔入住景仁宫。二十六日，太后侄女这位新皇后终于在隆重的仪式中进了宫，成为光绪帝的皇后了。
对于婚事的不由自主和婚礼的奢华，光绪帝本人非常愤懑。这对表姐弟虽然结了夫妻，彼此的关系却从一开始就陷于困境。
光绪皇后的父亲桂祥比慈禧太后要小十几岁，才知人事两个姐姐就已经分别成了贵妃和王爷嫡妻，他因此一直在富贵放纵中长大，成了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不但毫无才学可言，更是一个大烟鬼，将家业花销浪荡无度，其妻也是个目中无人蛮横无理的女人。
据说这位桂公爷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道光帝幼儿孚郡王之子载澍，这个女儿的人品完全照搬父母，与丈夫偶尔口角便回娘家告状，而且竟鼓捣着老娘把状告到了慈禧太后面前。桂公爷夫人则更加老辣，非要让大姑子太后把女婿以大逆不道罪处死不可。在恭亲王和醇亲王的苦苦哀求下，载澍好不容易才逃了一条性命，改判褫职夺府，杖责一百，永远发往宗人府圈禁。即便如此桂公夫人仍然不肯罢休，宗人府杖责之时她还派专人去监督行刑，直逼着将女婿打得血肉模糊几乎送命。载澍在宗人府一直圈禁到庚子年八国联军之乱时才被释放。桂公夫人母女一个宁可让女儿守寡，一个宁可谋害亲夫，也不愿夫妻间丝毫谅解，其心性令人称奇。（载澍的遭遇还有另一重原因：他属于帝党，触犯了慈禧太后的利益）
有了一个这样的家庭，光绪皇后的人材品貌及为妇之道究竟如何，那可真是天知道了。总之，她与光绪帝之间既没有一个好的开始，更在后来的相处中对光绪帝满口讥讽步步紧逼。于是才几天工夫，这位太后侄女就成功地让自己的丈夫与自己成为新的一对怨偶。
与皇后在夫妻之道上破罐子破摔不同，虽然同是慈禧太后硬塞给光绪帝的女人，珍嫔他他拉氏却逐渐扭转了光绪帝的成见并最终成为光绪帝终生一往情深的对象。
珍嫔刚入宫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聪明伶俐善于应对，与木讷粗劣的光绪皇后相比，珍嫔更讨慈禧太后的喜欢，经常陪伴在慈禧太后的身边，慈禧太后知道她喜欢书画，还特地派亲信的才女缪嘉惠做珍嫔的书画老师。
光绪帝也很快就注意到了珍嫔，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才学禀赋，珍嫔都远远超过了皇后与瑾嫔，由于年幼，她还率性天真，在皇帝面前也没有故做姿态之举。光绪帝惊喜地发现身边原来还有这样的可人儿。珍嫔很快就赢得了光绪帝的专宠，光绪帝甚至时常让她留宿自己的宫中。而对于皇后，光绪帝却非常冷淡。
对于光绪帝如此的偏心，皇后非常怨恨不满，时常向慈禧太后抱怨。慈禧太后其实并不喜欢这个侄女，但是想到她毕竟是自己的娘家人，皇帝对她太过冷淡势必会影响自己娘家的声势，也就时常劝光绪帝亲近皇后。然而慈禧太后虽然可以将光绪帝劝进皇后宫，却不能让光绪帝对之动情，皇后仍然是长守枯寂。
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慈禧太后在光绪帝的后妃中，更为偏爱珍嫔，在光绪帝妻妾争风中，她往往袒护得到了皇帝专宠的珍嫔。有一年夏天慈禧太后要往颐和园避暑，临走时甚至还特意点名带走了皇后与瑾嫔，任由光绪帝与珍嫔在紫禁城里自由自在。
光绪帝大婚亲政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宫闱生活都在这样看起来一团和气的状态下维持着。这大概是因为此时的光绪帝与珍嫔都非常听话的缘故。
早在光绪帝大婚后的二月初三，慈禧太后在太和殿举行了归政仪式，正式撤帘。这一次她做得似乎很有诚意，不但举行了仪式，而且还驳回了御史屠仁守请她继续批阅奏折的折子，表态说要真正交权给皇帝。当然，这是因为她已经对光绪帝的孝顺深表满意。此时的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军国大事仍然主动向“亲爸爸”请示批准，慈禧太后根本不必公开理政犯众怒。当然也就乐得见好就收图个“不恋权位”的名声。——既然光绪帝如此孝顺，珍嫔又年幼讨喜，虽有些小小过犯也还没有触及太后的底线，慈禧太后也就顺水推舟由他们恣意了。光绪二十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还在自己过六十大寿时循例将珍嫔晋封为妃。
然而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
光绪帝年少气盛，渴望能中兴王朝的统治，在多数情况下，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想法还是一致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差之千里。在慈禧太后看来，什么国家大事都没有她自己的尊荣重要。光绪九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中，她就曾经在中国军队大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求和。
中法战争爆发时，光绪帝还是个孩子，对于这些军国大事不知所以，但是到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之际，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两派在政见方面的不和，却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明显化。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由于早已问题多多的清王朝各级官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以及在整个对外作战过程中孜孜不忘派系斗争，更因为慈禧太后仍然掂记着自己要过六十大寿，不但不肯将自己庆寿的经费改做军用，还要从军费中克扣大笔钱粮用于庆寿。中国军队终于大败亏输。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元1895年4月17），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日本签下了《马关条约》，不但承认朝鲜成为日本殖民地，还将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都割给日本，更向日本赔款两亿两。
甲午之战的大败，无论对光绪帝还是对慈禧太后，都是刺激。由于用玺盖印的是光绪帝本人，他的情绪就更为激烈。而国家的惨败给慈禧太后刺激，却远远没有她自认为尊荣受损来得重要——无处发泄的光绪帝在战争中途，曾经处分过李鸿章，给予其拔三眼花翎、褫黄马褂、革职留任等处分，又曾经提出要将慈禧太后的寿诞用款改做军用，慈禧太后却根本将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王朝国家利益之上，反而据此认为养子无视自己的权威，对自己不够孝顺，因此对光绪帝极度不满。决定给光绪帝一点颜色看看。
决定教训光绪帝的慈禧太后在珍妃的身上找到了突破。此时的珍妃，已经失去了慈禧太后的欢心。
起因当然还在于后妃争风。
据野史记载，光绪十八年夏天的时候，皇后与珍嫔不和，光绪帝因此与皇后也发生争执。皇后当然不懂得什么叫做母仪与隐忍，立即和皇帝吵闹起来。光绪帝不禁大怒，厉声斥责皇后。皇后当然不肯饶过偏心眼的丈夫，立即哭哭啼啼地跑去找慈禧太后告状。慈禧太后听了皇后一番添油加醋的控诉顿时火冒三丈说：“上吾所援立，乃忘恩至此耶？后吾亲侄，诟后是不啻我也，是何能容？”又劝皇后道，“汝无悲泣。胡斤斤焉恋此病夫为者？吾必有以处之。”
据说，慈禧太后此后不但逐渐看珍嫔不顺眼，与光绪帝母子失和亦有此因。皇后事后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该告状，却也悔之晚矣。
除了后妃争风，珍嫔做为光绪帝的宠妃，与皇后及瑾妃更依顺太后相比，她则是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一边，也毫不掩饰地尽情展现皇帝对自己的宠爱，不给皇后留什么面子。这自然也就入不了慈禧太后的眼。慈禧太后越来越觉得珍妃任性反叛，对她的好感也荡然无存。
随着年龄的增长，光绪帝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培养真正只忠于自己的臣下，他先后提拔了许多这样的人，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进入了军机处。对于光绪帝的心思，珍妃不但全力支持，还主动推荐了不少人选给光绪帝，其中也包括她儿时的老师文廷式、她的哥哥志锐。在珍妃的大力举荐下，光绪十九年的时候，文廷式不但官升得快，还当上江南乡试副主考。志锐则于甲午之战的当年正月直升礼部侍郎。
文廷式与志锐都是进士出身，提拔虽有私意，却也没什么明显的失当。但是珍妃在其它事情上的作法却使人有机可趁：卖官。
早在光绪十八年尚未失去慈禧欢心时，她就曾经将一个知县的缺儿卖给了文廷式的亲戚，此后由于得宠，珍妃卖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成功率甚至比慈禧太后还高。
光绪二十年初，有个叫耿九的人贿赂慈禧太后身边的太监王长泰、聂德平，想买得粤海关道之缺。两个太监居然不求慈禧太后，反去求珍妃，很快将此事办成。慈禧太后得知，既怒且羞，将两个太监发配黑龙江并在途中杀掉，借此警告珍妃。
然而两个太监的死并没有警醒正沉溺于帝宠中的珍妃。不久，她居然将上海道兼管海关的肥缺卖给了一个从未踏足仕途的富商鲁伯阳，令朝臣侧目。光绪帝在此事上颇觉亏心，便打算在朝臣面前挽回些脸面。然而他的挽回方式却是在四月时坚决否定了养母慈禧许诺给木商玉铭的四川盐茶道官职。从大义上来讲，光绪帝否决玉铭是正确的，然而有鲁伯阳之事在前，对比之下慈禧太后遂再次羞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