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抗日与“剿共”两条道路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不顾东北、热河、华北的一步步沦陷，不顾惨遭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广大民众的抗日呼声，下令“奢谈抗日者杀无赦”。九·一八事变时，他下令严禁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抵抗；接着，又破坏了上海的一·二八抗战，调奋勇抗日的第19路军赴闽“剿共”。他不支持长城抗战，并于1932年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自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卖国条约《塘沽协定》，将日军强占热河合法化，并在京津以北设立非武装区，使华北门户洞开。
“左”倾主义者罢了毛泽东的“官”
至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与工农红军有了很大发展。十余块苏区的总面积达十余万平方公里，红军总人数发展至30万人。但是，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占据了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指手画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制定的正确方针、政策横加指责，并先后撤掉了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不但失去了指挥权、决策权，甚至连发言权也被剥夺了。
？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横行，在1931年11月赣南举行的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受到批评。图为赣南会议会场。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在前四次“围剿”失败后，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开始向红军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其中直接用于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兵力达50万人，并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蒋介石称此举为“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
1933年春，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同年10月，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当即被临时中央授予中央红军的总指挥权。
？荩第五次反“围剿”时，部署在赣州阵地上的红军部队。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近一年，中央苏区根据地大部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军兵力遭受重大损失。
第一，以堡垒对堡垒，失去了运动战的机会，使敌人采取的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第二，搞分兵把口、短促突击的一套，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丧失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机会。例如李德直接指挥的广昌保卫战，战斗持续18天，红军毙伤俘敌2 626人，自身却损失5 093人，换来的仍然是广昌失守。第三，不知在军事上利用国民党第19路军事变，粉碎“围剿”。1933年11月，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苏区的部队中抽调出11个师去剿讨第19路军，苏区的东、北方向压力骤减。当时身处后方的毛泽东向中央建议：及时抓住这个机会，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国民党政府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迫使国民党军撤兵回援。这样，一方面能够帮助“福建人民政府”，另一方面又可能迅速创造出一个新的局面，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第四，在战略转变与突围行动上，表现迟疑不决。
面对一场场战斗的失败，看着成千上万的红军指战员血洒疆场，彭德怀毫不客气地当面批评李德的瞎指挥。他说：“你们的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有十次是失败”， 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1934年9月26日，“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开始向苏区中心区推进，并拟于10月14日总攻瑞金、宁都。但是，从日后的国民党将领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的指挥权已经易手。在前四次“围剿”作战中，被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怕了的国民党军始终不敢长驱直入。这给红军进行必要的休整动员、从容地进行战略转移提供了良好时机。毛泽东曾建议：以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敌军至湖南，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中央苏区。但是，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已经从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变成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被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所吓倒，仓促决定放弃中央苏区，提前一个月向湘西北实行战略转移。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遂告失败。
毛泽东在后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时说：“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李德，意为姓李的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01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应征入伍，参加德、意前线作战。十月革命爆发后，曾参加苏联红军，担任过红军骑兵团参谋长。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参加过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1921年后两次被捕入狱。后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训，随即转到共产国际，被派往中国。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1934年下半年，中共上海中央局被蒋介石政府破获。同年8月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中国的联系断绝。李德、博古从此不能援引共产国际的权威，只好自行其是，也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自主地按照中国国情处理实际问题。
苏维埃与苏区，苏维埃为俄语工农兵代表会议的音译，是当时苏联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采取的形式。1927年11月，共产党人彭湃在广东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后，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主政权都称之为苏维埃。因根据地的政权形式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故称为“苏区”。
红军长征的序幕
最早离开中央苏区的两支部队
红军主力长征前，最早离开中央苏区的两支部队，一支为北上的红7军团，一支为西征的红6军团。
据周恩来回忆：红7军团北上是为了调敌，因为红军主力准备从西南面突围。红6军团西征则是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进行探路。
红7军团北上抗日
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训令，决定派遣红7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并在最受敌人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7月6日，红7军团6 000余人携长短枪1 300余支、轻重机枪几十挺、迫击炮6门、宣传品300余担，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率领，从瑞金出发。一路拼杀，至29日到达闽江南岸，并在红9军团的掩护下开始抢渡闽江。此后，作战行动一直处于秘密状态的红7军团，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并在行军的沿途散发大量宣传红军北上抗日行动的传单，如《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等。至此，中央规定红7军团的第一步作战计划完成，红7军团开始执行深入闽浙赣边，破坏杭江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的第二步作战计划。9月，红7军团根据中革军委指示，深入到浙西皖南地区，积极开展斗争，不断打击敌人。至11月，红7军团进入闽浙赣根据地，与红10军会合，合编为红10军团，并在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等率领下，继续转战于浙皖边、皖赣边和皖南地区。至12月，红10军团主力在江西怀玉山地区被国民党优势兵力包围，大部壮烈牺牲。余部在粟裕、刘英领导下转到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红6军团突围西征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决定派红6军团北渡湘江，到达湘中的新化、溆浦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迫使湘军进行战场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改变中央苏区的作战局面；同时，要求红6军团确立与红2军团的联系，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连接的局面。8月7日，红6军团9 000余人，由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从江西碧溪、新江地区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红6军团一路上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9月4日上午渡过湘江，向新化、溆浦地区前进。9月8日，中革军委对红6军团发出补充训令，改变了7月23日训令中规定红6军团“在新化、溆浦间建立根据地的指示”，命令其向城步、绥宁、武冈地区挺进，在该地区开展斗争。并强调“至少要于9月20日前保持在这一地区内行动”，“以后则转移到湘西北地域”。至此，中共中央才正式赋予红6军团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探路的任务，红军长征的序幕被拉开。随后，红6军团袭占通道，西入贵州，突破敌军18个团的包围，攻占黄平县城。至10月24日，红6军团抵达贵州印江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团会合。10月26日，红2、6军团在川黔交界的酉阳县召开了会师大会，红6军团的西征至此结束。
对红7军团北上与红6军团西征的评价
红7军团北上抗日，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但是，由于兵力有限等原因，红7军团没能完成建立新的根据地、大量调动国民党军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压力的目的。红6军团突围西征未能达到策应中央苏区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预期目的，但是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西征即开始长征起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红7军团北上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