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淞沪大战正酣之际，一直久拖不决的中共地位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履行了他在西安的口头承诺，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但在给予中共合法地位的谈判中，双方却是始终难以达成最终一致。其时，西路军已经全军覆没，西北红军兵微将寡，继续支撑下去确实存在巨大的困难，因此在归顺中央政府这一大的原则问题上，中共并无异议。
37年2月10日，中共就致电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相应的四点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 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 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就我看来，那五项要求基本是放之四海皆准，不是国民政府已经实施的就是国民政府宣要做到的，因此国民政府自然没有理由反对，中共之所以提出这五项要求，不过是为后面的四点保证遮羞，否则光剩下低头认错岂不太过难堪，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弱者的尊严。
既然中共已经表达了如此诚意，为什么谈判竟然还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呢？
问题出在细节上，中共希望在归顺中央政府后，依然保持着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这点乍一看有些框外，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并非全无道理，既然李宗仁、白崇禧可以对桂军有绝对的领导权，阎锡山可以对晋绥军有绝对的领导权，我共产党为什么就不能对红军保留绝对领导呢？我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再实施激进的土地改革计划之后，我与桂军、晋绥军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蒋介石当局并不这么看，你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政策，是因为军事行动的失败，使你已经无力继续这一政策，你的放弃是被迫的，根本不是真心的，和我在西安答应不再剿共是一回事，咱们谁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要想归顺中央政府，就必须将军队置于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中共派出的谈判代表是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顾祝同、张冲。
中共首先提出你给我四个军的番号，军长分别为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下辖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多个团。别小瞧了这番号，给你多少个番号，就是说允许你拥有多少兵马。国民党说，你总共才三两万人，你要这么多番号干什么，想造反啊？就给你两个师八个团，上面不设军，更不设总指挥部，师长由你们派，师长以下从副师长一直到副排长，统统由中央委派。
双方差距如此之巨大，几乎无谈下去的必要，但双方谈判代表还是都客气的表示回去商量一下，咱回头再谈。要我看，中共提的四个军实在不着边际，这不过是谈判惯用的策略，在试探对手的同时，留出缓慢让步的空间。国民政府提出的两个师加军官都由他们派，显然也不靠谱，只不过他处于谈判的强势地位，希望以势压人而已。
第二天，周恩来表示让步，军官还是由我们自己派，你给我四个师12个旅24个团，共7万人的编制，上面再设个总指挥部，总可以了吧。顾祝同说，不行，只能给你两个师，而且不能设总指挥部。你不设总指挥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往哪摆，对，国民党就是不希望你朱、毛、周继续领导中共部队。谈判陷入了僵局，毛泽东此时致电周恩来：……在谈判中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只要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
要说还是毛泽东想的开，只要你同意改编我，我就获得了合法生存的空间，现在跟你费什么话，我有实力，有没有番号，我都能扩军，没实力，你给我10个军我还是光杆司令。于是，中共再让一步，给我三个师就行。
于是1937年3月8日，双方谈判代表达成初步协议：红军改编为三个国防师，编制为4万5千人，上设总指挥部，各级军官由中共自己推选，报中央政府批准。可这个协议，蒋介石还是没有批准，他还是坚持两个师编制、不设指挥部和各级军官均由中央政府安排。蒋介石显然知道自己在实力上的优势，也看出了中共迫切希望获得合法地位，因此他才会一步不让。于是周恩来提出面见蒋委员长，3月20日，周恩来在杭州和蒋介石会谈。
之后又谈谈停停的一波三折了三个月，蒋介石做了些让步，同意给红军三个师的番号，允许你编制4万5千人，也同意你上面设总部，各级军官你们自己定，但总司令得我派。要说谈到这一步，应该差不多了吧，可是蒋介石又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这么多我都答应了，你们也得答应我一点，毛泽东、朱德必须离开红军。这可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共退无可退，谈判在6月底彻底谈崩了。
可是这时候，日本全面侵华开始了，7月8日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肖克、左权、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率全体指战员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表示“以抗日救国为职志，枕戈待旦，请缨杀敌”，“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紧接着淞沪会战爆发，日本人的枪炮，迫使蒋介石不能再有所犹豫，与共产党的矛盾是无论如何不能凌驾于中日矛盾之上的。双方的谈判重启并迅速达成了一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师长分别是林彪、贺龙、刘伯承。三个师的番号原本是东北军的，张学良被抓起来后，蒋介石就对东北军进行了整编，这三个师就被整没了，现在闲着也是闲着就给你红军用吧。这三个师为最低档的丙种师，只能下辖两旅四团，而中央军的师基本都是甲种师，下辖三旅九团。这时候也顾不得许多了，八路军奉命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把各“路军”改编为“集团军”），并下达命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可很有意思的是，仅仅存在了20天的“八路军”竟然成为了这支队伍永远的名字，而18集团军则很少被人提及。
八路军的派驻地是山西，山西与察哈尔一起被划归第二战区，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日军“七七事变”占领平津后，马不停蹄继续向晋察冀进攻，并迅速攻占了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直扑山西。充当先锋的是板垣征四郎，大家还记得他吧，“九一八”就是他和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的，当时他不过是一个大佐（相当于上校），而现在他已晋升中将，统帅第五师团，这第五师团是日本精锐中的精锐，在中国的八年间，先后和中国70多个师交过手，鲜逢败绩，人称“钢军”，中国人因为对板垣征四郎印象太深，所以习惯的将第五师团成为板垣师团。
阎锡山率众抵抗，在平型关附近拉开架势，与日军死扛，史称平型关战役。9月25日林彪率领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到到东河南镇10余里长的公路南侧山地边缘上设伏，伏击了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这种打法完全是林彪在红军时期就打熟了的“短促突击”的抗日版，先是利用优势地形隐蔽，待到敌人靠近，果断出击，然后在敌人援兵到来前迅速脱离战场。115师是红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整编而来，指战员都经历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考验，心理、身体和军事技能拿到当时整个中国军队中去比较，那也是出类拔萃的，这次占据有利地形进行伏击，人数十倍于敌人，且攻击的是敌人的一支辎重部队，大车小辆的带着那么多东西，这打起来还有什么悬念呢？
其实不然，战斗的激烈与复杂程度远超想象。
林彪头一天观察地形不假，决定在关沟～蔡家峪设伏也不假，但并非是因为这个地方适合伏击，其东南一侧地地势平缓，居高临下的优势并不明显。只不过当时代县－繁峙－灵丘一线，中日部队十几万人扭打在一起，乱成了一锅粥，115师必须尽快投入战斗，给予友军支持，而林彪是最不喜欢和人硬拼的了。所以有个坡总比没有好，能藏在暗处打黑枪总比光明正大来的有技术含量，关键是这里是交通要道，敌人来回穿梭必经此处。所以林彪才急令手下全部四个团星夜赶往设伏地点，可陈锦绣、韩先楚的688团被山洪阻隔，远远落后于其它三个团，张绍东、田守尧的687团也有一部被甩在了后头。
战斗打响时，115师只在东南边一侧设伏，而西北一侧和西边制高点老爷庙一兵一卒也没有，如果按传统说法，林彪做了仔细和缜密的安排，那简直就是在骂人了，因为这显然不符合军事常识。估计当时的情形应该是115师仓促进入阵地，在立脚未稳之际，敌人已经开过来了，此时115师只完成了东南设伏。当敌人从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