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可今天还没米下锅呢。”小伙子接过我手中的报纸：“还真是孟璟。”我 们就这样聊在一起。看到他羡慕地盯着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来让他按几下。快 门声引逗得他身后的门开了一条缝，三个服务生鱼贯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样围 上我的相机。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伙子对相机所知颇多，自称家里有架潘太克斯，其纯真聪 明的样子令每个人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我已经注意到他的胸前没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 胸卡都规规矩矩地别在上衣口袋上。我们从相机聊到海湾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发现 这位无胸卡者有着丰富的课外知识，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最后我问他们，能否像孟璟那样配 合我一下，小伙子们异口同声：“没问题！”
我跟在他们身后，打扫房间、叠被子、送冰块……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动得 我双手颤抖。可能是我在九层逗留时间太长，一位老师模样的人叫走了没戴胸卡的小伙子， 其诡秘的神情吓得我心惊肉跳。我故作镇定地感谢服务生们的合作，表示要给他们送报纸和 照片，为此我一一记下他们胸卡上的名字：“苏燕君、买小雷、李梁。”接着漫不经心地 问：“刚才走的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此时，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气凝神像等候宣判 的死囚。“王效芝。”他们中的一个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飘浮的云端里。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楼，一头扎进电梯里，先向上到了12层，又匆匆地钻进楼另一头的 电梯。在电梯中，我打开MD—4马达的快速倒片开关，迅速拆出刚照的胶卷，塞进南极裤的 夹层里。之后，又将一个新胶卷装进相机“啪排排”过了三张。走出K楼让冷风一吹，我才 发现自己的衬衣早已湿透，可两条腿却格外地轻快。我平端着相机在K楼楼下又拍了一阵友 好场面，这才悄然离去。路上，我用无线电话叫通了总部，接电话的又是万伯：“万伯，我 得手了，可你得拿出点慰劳品。”“行！小子。”万伯格登一下挂了电话，可以想象他的得 意样。我敢打赌，我们又镇了美联、路透一次。事后我才知道，这张“王效芝”是亚运期间 卖价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觉中北京市公安局拨给我的防弹背心已经到了。我一边在闲暇之余心猿意马地跟 北大东语系的一帮丫头学阿拉伯语，一边加紧和北大国政系帮我推荐的几位阿拉伯留学生发 展友好关系，事实上，他们友好得简直让人受不了。
终于，社长穆青一声令下，“逐项落实”，把我送进五彩云端里，摄影部同事柯林渭找 来五星红旗缝在我的摄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写“人民中国·新华社”；国际部一位叫李英的 小姐儿，从301医院她老公那儿弄来了急救包，预备我“不测”时用。我坚持不懈一天两次 地跑伊拉克大使馆。
在伊拉克驻北京大使馆大门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着铁门质问我为什么要申请 三个月的签证。我说估计我的采访用不了三个月。没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请两年可以，至 少一年！”吓得我连称“一年、一年”。这位外交官随后猫瞧耗子般紧盯了我半天，才从牙 缝里迸出：“搞情报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么看也不像个“搞情报 的”。
新华社一位曾在巴格达遇险的记者拍着我肩膀，神态黯然：“鸭子，已格达可不是按规 矩打牌的地方。”仿佛为我下地狱送行。因采访柬埔寨和贩毒金三角而闻名的老记者杨木整 整教诲了我三个半小时——如何对付现代战争。国际部主任杨起教了我五大绝招。我把他们 的话全记在本上。外事局长阐述外事纪律的根本是“维护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建设世界性 的新华社”，我心里盘算着这句言简意赅的最高纪律在实战中的权威性和灵活程度。
我找到新华社人事局长，硬逼着这位束埔寨战火中的老记者告诉我：“一旦采访与纪律 冲突，何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 得到的一句话。
我脑海中浮现的全是1982年马岛战争伍德沃德向战时内阁要求“委托指挥法”的形 象。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反复阐述，“战争是武装集团间无限制地使用暴力”。麦克 阿瑟在西点当校长时发挥成：“战争只有胜利。打得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即使在当时，我也深知，执中国新闻牛耳的新华社的庞大机构和光荣传统不能适应新技 术革命下的战争。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认为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 初海湾局势再度紧张时，许多人却认为一场大战已经降临，以至于在新华社摄影部为晓果赴 海湾的壮行宴上，对我“打不起来”的狂言嗤之以鼻。
当时对我一再坚持此次危机仅是危机（Crisis），不是战争（War），甚至不是战斗 （Battle）的推断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来采访我的小姑娘。战 争是门科学，不是摸个脑袋就能算数的起哄架秧子。直到两个月后，同在上海菜馆为晓果干 杯送行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政府津贴享有者官天一才不无钦佩地说：“鸭子说过打不起 来！”但精力、经费已付之东流，逗得全国的纳税人也跟着花钱买心跳，劳民伤财。幸亏中 央英明，没被弄晕了跟着跑。说来令人心寒，1990年我声称海湾将有一场战争（war）时， 除新华社社长穆青、郭超人等高层对我的痴人说梦表示支持外，各种官僚体制对我十分不 利，我最后得到批准的参战申请，是通过《中国青年报》一位记者转呈新华社副社长郭超 人，才获批准的。由于我的理论在1990年8月的确可疑，以至最终只同意我单人匹马飞往 海湾，当时我只领到300美元的经费。以后若不是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给我一万美金， 我屁也干不成。和平环境中的人总以爱好和平自诩，可托洛茨基尝言：“也许，你对战争毫 无兴趣，但是，战争对你却兴趣甚浓。”列宁称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个月内建立一支红军 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华社的托洛茨基。
几年中，摄影部新闻中心在总编室指挥下，打了数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于该中心未列 入新华社干部序列不得不鸡鸣狗盗。副社长郭超人给我装备了无线电话，我是全中国最早使 用BP机、大哥大的新闻记者，北京地区的重大突发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 安局前常务副局长刘镇山在六国饭店火场说：“一见唐老鸭，非有大麻烦不可。”我估计和 我共同奋斗的几位老总，会放开手让我往前打，“打到对手完全放下武器为止”。
说到此，容我先介绍一下快速反应理论。那是1987年，摄影部主任号召“一人一 文”，我写《对现有器材的评论》得了奖，1988年我又写了一篇《建立我们的闪击部 队》，不料再次得奖，并得到社长、副社长们多次召见。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时候 使用奔驰汽车，“司机可以到你家里去接你”。其实，“闪击思想”全部来源于一帮职业军 人，我只不过将其移植到新闻采访上。
本世纪初，杜黑的“空中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理论随飞机等运载工具的发明而诞 生。拿破仑的“巨炮理论”、马木留克的“骑兵突进”已成历史。英国剑桥的利德—哈特上 尉、法国圣西尔军校的戴高乐、美国西点的巴顿和当时正在哈佛留学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 究一种全新的军事学说。这集中体现在戴高乐20年代写的《职业军人》一书中，即少数素 质优秀的军人，掌握广博的文化技术知识，拥有丰富实战经验、健康心理和装备，快速反 应，可以起到千军万马起不到的作用。
德国装甲兵总监、“闪击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取胜法则归纳为“通讯＋机动性＋火 力”。他组建的装甲军在吞并奥地利、捷克，占领波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进 攻苏联诸战役中将突破理论完善地运用于进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闪击英雄》一书 中，坚决反对把坦克与步兵混编。他认为只有单纯的坦克冲锋才能将“通讯、机动性、火 力”充分发挥。坦克的任务是在敌人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敌人后方。至于处理溃 乱之敌、对阵地实行占领则是后续步兵的事。他毕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险的飞毛腿海 因茨”著名。
抛开山本五十六等海空军不谈，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少胜多、出奇制胜的快速反应战例 不胜枚举。诺曼底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师、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击师和巴顿集团 军艾布拉姆斯装甲搜索营都是快速反应、“闪击”理论的产物。越南战争期间，美军首创以 UH—1“休伊”武装直升机为机动手段的“骑兵师”；第二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的沙隆组建 了“202”特种部队，这些全是“闪击”理论的绝好实践。
摄影部新闻中心成立三年来已积累了国内的突发事件快速反应经验，大火、撞车、地 震、劫机等突发事件我都能第一个赶到现场，1988年9月8日，《中国青年报》以《红色 在行动》为题用一大版介绍了我和我的闪击行动。海湾危机发生后，根据北大国际政治系四 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后八年的国际问题训练，我坚信战争非打不可。在 我建议下，摄影部决定推迟已有四年中东采访经验的张郇回国，并向中东增派摄影记者，我 有幸成为进入“风眼”巴格达的头号人选。在我“海湾必定有一场大战”的蛊惑下，摄影部 认为“海湾战争非打不可，为此应在开罗、巴格达和利雅得三个方向各有一个棋子”。为了 将这三个棋子联成一张网，摄影部趁机从技术局接管了图片传真室，我的徒儿传真员袁满成 了提纲挈领的人物。
三年来的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