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说，国家不使一人，不收一租，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所以，我知道您对纳谏之事不上心了。
这段话记载于《唐书·魏征传》中，从此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李世民的所谓纳谏，不过是做给人看的。随着后来的贞观之治的出现，他便现出了本来面目。
既然他的纳谏是做给人看的，那么，历史记载的他肚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李世民病危，他以为自己就要完蛋了，便嘱咐太子说，徐茂公这个人太忠义，当初李密造反被杀，他不避嫌疑，替他收尸；他的结拜兄弟单雄信犯了死罪，他先是以官爵为单雄信赎罪，后来又割下自己的肉喂单雄信。所以，这个人虽然有才智，但你却于他无恩，恐怕我死后你上台不能服他，我先把他废黜了，等你上台用他为仆射，如果他不服气，就杀了他。
这就是李世民亲口对儿子说的话，徐茂公是什么人？参加了玄武门兵变，在并州十年，突厥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曾当众夸奖徐茂公说，古之卫青、霍去病都不及他。但这样一个为唐朝安定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李世民却是不放心的。
尉迟敬德，这个在玄武门兵变中出力最多、双手沾满鲜血的李世民的鹰犬后来也不被李世民所放心。他曾看着尉迟敬德的满脸横肉问：有人说你要造反，为什么？
满脸横肉的鹰犬气急败坏，“对！我是要造反。我跟着您征战四方，身经百战，看看我现在浑身都是伤。天下已定，您却怀疑我要反？”
说完后，还撒娇，把衣服脱了扔在地上，把身体上的伤痕给李世民看。
李世民赶紧挤出眼泪来，“快穿上衣服，我不怀疑你了”。
引上面几件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件事：李世民并不是一个有德明君，但看他治理国家之术和杀死建成之策，且可算作是有道（术）之君而已。
洞烛秦王之奸的李元吉（1）
公元618年，大唐武德元年六月七日，唐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
一个人被立为太子，就注定了他是未来的皇帝！这就要求他必须学习如何治国、如何理政，注定了他将不再如创业之初那样东征西杀，也注定了他不会再立战功。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常要按照李渊的指示学习治国之道。也正因此，才让李世民的累累战功被世人所见。在李世民开疆扩域过程中，一直跟随他的齐王李元吉对其可谓洞烛其奸。
元吉本是一介武夫，之所以与建成走得很近，不过是因为建成毫无心机，仁厚宽简。此性格让建成做人做事都无遮无掩，这就让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李元吉觉得此人“可交”。在这里倒很有必要说一下元吉这个人。被篡改过的《旧唐书》里说，元吉也有夺太子之位的想法。但他却没有如李世民那样直接和建成太子对抗，而是先和太子建成联合杀李世民。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势力和号召力根本不可能与李世民相比，待杀掉李世民后，他再图建成太子。我不知道这是哪个笨蛋文人篡改的，首先就没有一点逻辑思维。建成本是忠厚老实之人，李元吉如果不是傻子自然就能想到下面这一招：杀掉李世民诬陷建成太子。他杀李世民的机会多不胜数，常和李世民在外征战。在战场上，机会多的是。何必要招摇过市地和建成太子联合呢？
假设李元吉是傻子，他也的确有篡太子之位的想法，作为武夫的傻子做事肯定是以武力来取胜，他齐王府不是没有武功高超之人，况且他自己就是一员比李世民要厉害出许多的猛将。他想杀李世民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从他和建成太子来往频繁可以得知，他不是傻子，他懂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又从建成被李世民射死后，他想把李世民勒死的表现来看，他和建成的情谊之深厚毋庸赘言。那么，《旧唐书》何以要篡改关于李元吉的事情呢？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头脑简单的武夫太忠于建成。而李世民早就在《旧唐书》上把建成定义为不忠不义之人，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有元吉这样忠诚的朋友呢？
李世民的城府之深、诡计之多，让李元吉觉得跟这个二哥在一起很费脑筋。因为常和李世民奉父皇之命定天下，他清楚地知道李世民绝不是甘心当秦王的主！他跟建成说，老二常和父皇来我府上，我的护军宇文宝武功了得，让他埋伏在我寝室，把老二干掉。
建成急忙摇头，此事不可，你绝不要做！
元吉大怒：我是为你好！看来我是狗拿耗子了？
此事不久，突厥郁射设屯军河南，入围乌城。太子建成便跟李渊建议用元吉代李世民督军北讨，李渊答应后，建成又怕元吉出事，便希望李世民的部下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等与之同行。
元吉趁势向高祖建议，将秦王手下的两个狗头军师杜如晦、房玄龄赶走。高祖对李世民“广纳狡诈之人”的事也略知一二，便答应了。元吉又道：“秦王狼子野心，若提防不得，请杀之！”
高祖回答：“诸大臣都认为他有平定四海之功，况且，他并无夺太子之位的行动，一旦杀了他，何以向天下人说？”
元吉回答：“他出征时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但须速杀，何患无辞！”
高祖不语，元吉见此情形，怏怏而退。
适值李渊要避暑太和宫，按照惯例，李世民与李元吉要跟随。元吉找到李建成道：“到了太和宫，当兴精兵袭取之。抓住他后置土窖中，只开一孔以通饮食。”
建成还是没有同意。不久，李世民抢占先机，发动了玄武门兵变，元吉与建成被杀。李元吉虽然洞烛其奸，但却迟迟得不到下手的命令，是以大败。而李世民却是一个只凭传言就杀人的人。
他的猛将李君羡，因促成了“便桥之盟”，所以李世民当着众臣夸奖道：“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但就是这样一位功臣却在不久后被李世民杀掉了。早在贞观初，白日接连出现太白星，有太史占曰：“有女人要当皇帝。”其时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
有一次，唐太宗大宴群臣，行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羡就把自己的小名“五娘子”说出来。李世民张着嘴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久，才阴笑着说道：“明明是一个男儿，怎么叫女孩子的名字？”
又因为李君羡官邑属县名里都有“武”字，李世民觉得太史之占和谣言很可能要验在这个李君羡身上。他当初想要杀建成太子时也造了许多谣言，难道这个李君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久，他把李君羡调到华州做刺史，又密令御史弹劾他。如他所愿，一份“李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的奏书到了他面前，他马上下令斩之。
如果建成太子有一点李世民的狠毒之心，元吉根本就不用死了。元吉临死前很可能后悔，遇到了太子建成这样“老实”的笨蛋，不然，死的定会是李世民，而不是他。
历史就是历史，由不得半点假设。但是因为抱着对建成太子太大的遗憾与对李世民的仇恨，不得不假设一番。从古至今，区分一个君主是否昏与明、庸与聩的标准似乎就是他的业绩。而这种业绩是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说，后人才有资格评价谁是明君谁是昏君。这后人里还分两种，一种是文人，一种是普通百姓。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朝代，百姓对上都所知甚少。对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封建社会来讲，百姓诉苦的时间要远大于他想要了解朝廷内部形势的时间。大唐虽然太平强盛，但跟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所谓太平，不过是收老百姓的税顺利一些；所谓强盛，不过是让境外的诸族臣服而已。
现在无法了解当时老百姓对李世民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即使有，恐怕也不能置于史书。况且，前面已经说了，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参加时政。所以，太平盛世之于老百姓，就是能有短暂的安生时间来过日子而已。
后人中的老百姓会以“明君”二字评价李世民，因为他开创了太平盛世。而后人中的文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在肯定太平盛世的同时还会对皇帝之位的来龙去脉进行理论。他们理论的结果就是李世民“皇帝之位”来路不明。在他们这里，“明君”二字已经去掉了“明”字。
在前面我们讲过，贞观之治的出现是高祖李渊奠定的基础和诸多名臣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假设是建成太子当国，根据他的个性与品行，他自然也会将大唐带到太平强盛的境地中来。他还会成为世人眼中的明君。
但他失败了，他没有坐上本该是他坐的龙椅。因为他遇到了李世民，一个比他在心机上要高出许多，但在品德上要差许多的李世民。
太子朱友文：淫父之债，孝子来偿
太子朱友文：淫父之债，孝子来偿
朱友文，梁太祖的义子。在“王侯将相本无种，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五代，太子这个头衔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朱友文，一个被梁太祖看重却间接被梁太祖害死的后梁唯一的太子却只留下了不到一百字的资料。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因为乱臣贼子太多，作恶太多，罄竹难书。对于他这样一个没有大奸大恶后来又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
五代本就是一群乱臣贼子表演的舞台，朱友文在这样的场景下显得格格不入，显得那么“单薄”。如果他不被弟弟杀死，后梁的历史必将改写，虽然在关于他不到一百字的记录里没有他的理政才能，但无论他的理政才能如何的糟糕，肯定会比杀他而登基不理政的哥哥要好得多。可惜的是，因为父亲的淫，而间接地导致了自己的被杀。在五代时期，死一个太子并不算什么，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死的是朱友文，一个完全可以继承梁太祖后期改革的太子朱友文。
父债子偿（1）
五代后梁的建立者朱温在做了五年皇帝后，忽然于912年七月时大病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他临终前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