噎死的人虽然不多，但饿死的人就多了。”
同样，对于善行和恶意的认识各个贤者也很少雷同，他们对世间善恶德行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儒家始祖孔子说；“敢憎恨那些揭发别人隐私的人，才是正直无私的人。”
管子却认为：“敢憎恨那些隐瞒别人恶行的人，才是仁者。”三国时魏国的大臣曹羲说；“世人所说的抑恶扬善，是君子的大义；保护志同道合者，是朋友之间最深挚的情谊。这种说法，不过是市井俗人的闲谈罢了。因爱憎而导致的互相诋毁之言，不是诚实公正的真理。世人不琢磨其中的道理，只依据只言片语来下结论，因此善恶不分，是非不辨，世道人心之混乱往往是这样造成的。朋友之间不分是非，什么事都一味的随声附和，失败的种子就会从中萌发。议论要以事实为准则，不必相互苛求指责。朋友要以平等的态度作为交往的前提，而不要把是非不分、随声附和当作是友情牢固。因此豁达明智的人，只要大的原则一致，并不追求形式的好看。只要心灵相通，并不在乎言语是否一致。”
虽然智者仁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对生命和善恶阐明了不同的观点，但目的都是训导大家从善止恶，对于君者，应从大义出发对待生命，从长远考虑对待善恶，不断更新对生命和善恶的认知，这才为君之道的策略。
（二）君子与小人
区分何者为君子，何者为小人关键是看操守和德行，但什么才是小人的德行？什么又是君子的操守的呢？贤者们对此的认识颇不相同。
《越绝书》中明确标明：“卖弄风骚的女子不贞洁，夸耀自我的士人不守信。”
而《汉书》中则写到：成大事的人不拘泥小节，行大礼的人无须小心谦让。
黄石公认为：“土地贪图太多，就会荒芜，但仁德广布，国家才会强大。保护好自己拥有的，能让人安分守己，贪图别人的东西，就会发生残暴的行为。残暴的统治，虽然能成功一时，但终究会失败。”
司马错却坚信：“欲使国家富强，必须扩充领土；要想军队强大，必须使人民富有；要想统治天下，必须广施德政。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才能成就王业。”
《左传》里说：“心里纯洁无瑕，又何必担忧没有归宿呢？”《论语》说：“只要礼义上不出差错，又何必害怕别人说三道四呢？”
而古语却言：“诽谤之词太多，金子也会被熔化。诬陷之词太多，能把人的骨头磨朽。羽毛数量多了，也能把船压沉。轻的东西多了，同样能把车轴压断。”
孔子觉得：“君子不是工具，不是什么都能做。而圣人运用智慧却可以应付万事万物。”
而列子则云：“天地不是万能的，圣人也不是无所不能，世间的万事万物也不是什么都有用。所以，天的职能是普育众生，地的职能是承载万物，圣人的职责是教化民众。”
韩非子告诫世人说：“古人看不到自己的面容，于是发明了镜子；智慧不能认识自己，才会用道来反省、修正自己。”
而老子却说：“听出话外之音是聪，深刻地反省自己是明，能战胜自己才是真正的强大。”
由此可见，君子和小人的操行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凡夫只要把握住行事的度和应有的礼仪，君者只要能施仁德，行仁政，则不管是否是君子都能受到人们的敬重。
（三）君子与行善
君子大都对小人的行为和道德不齿，但所谓的小人们也同样对君子的行为有质疑，并不赞同君子的所作所为。
《论语》上说：“君子再穷也能坚守节操，小人一受穷就什么都干。”
《易经》上则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会自动保佑他们，他们因此吉祥而无往不利。”太史公也云：“边鄙之人有句俗语说：‘对自己有利就是德。’所以，伯夷反对周王伐纣，饿死在首阳山，但文王、武王并不因此而被贬低；跖、硚暴戾无道，但盗徒们对他们却大唱赞歌。可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并不是一句空话。教条的学者，固守着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世外，落后于时代，哪如与世沉浮，顺应时代的变化，求取功名富贵呢？”
尽力做好事能使人快乐，但随心所欲也不是坏事。
东汉时的东平王刘苍云：“做好事最快乐。”
但古语说的好：时代不让人做好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因此，不成为妖孽，也会变成狂人。
过分赞扬高尚可以使德尚之名更深入人心，但有时默默无闻却能获得更多的收获。
三国时的庞统喜欢谈论人伦道德，善于品评人物，但他所称许的人，多数都名声超过才能。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当今天下大乱，正道衰微，善人少恶人多。若想振兴风俗，弘扬道义，如果不大力称赞他们，那么他们的名声就不值得人们羡慕了。人们再不羡慕他们，为善的人就更少了。”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7）
《人物志》中却这样写道：“君子知道吃亏是福，因为一份功劳却可以得到两份美誉；而小人不知道占了便宜实际上是一种损失，所以夸夸其谈，结果功劳和名誉一起损失了。不自夸有功的，实际上有了名声；不争名夺利的，实际上却争到了；对敌方有所让步的，其实是战胜了对方。根据这个道理，春秋时的卻至善于抬举别人，实际上压倒了别人，名望显得更高；王叔爱争高低结果被迫出逃他国；蔺相如用引车回避的办法战胜了廉颇；寇恂因为不和贾复争斗，得到了比贾复贤明的美誉。不争一时之功利，这就是君子所说的道。”
（四）天命和赏罚
昏君无道被推翻，是天意如此还是臣民犯上呢？
黄生说：“成汤和武王不是受命于天，而是通过杀害夏桀和商纣得到王位的。”还说：“再破旧的帽子也是戴在头上，再新的鞋子也是穿在脚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上下之分。桀纣虽无道，但毕竟是国君；汤武虽圣明，毕竟是臣子。国君有过失，做臣子的不去劝谏纠正使之尊荣，反而趁机讨伐井取而代之，这不是臣子的卑劣吗？”
辕固则反驳说：“桀纣荒淫无道，才使民心归顺了汤武。汤武顺应民心而讨伐桀纣，老百姓不听桀纣的使唤，纷纷投奔汤武，汤武受臣民拥戴，不得已而为王，这是受天命之遣，天命如此，是万众所向，怎能是卑劣呢？”
对于臣民，是该用赏罚分明来控制其行为还是该用法律的威严和官位的不同来使其自治呢？
姜太公认为：“惩罚严明，就会使人畏惧，畏惧就会发生变故；奖赏分明，就会诱发人的贪心，贪心得不到满足就会生出怨恨。所以，贤明的君王治理天下，不让人看出他喜好什么，厌恶什么。”
文子则说：“惩罚没有尺度，杀人再多也没有震慑作用；奖赏太滥，花费再多，人也不领情。”诸葛亮亦云：“用法律树立威严，执法严明，人们就会知恩图报；用爵位区分级别，人们才会感到荣耀。”
（五）天命与人为
有人因为天道的帮助取得了事业的成功，而有的人因为任用了可以贤能的人才取得了天下，那么，天助重要还是人助重要呢？
李寻认为：“假如只凭喜怒而赏罚，不是根据形势，即使有尧舜的智慧和仁爱，也不能使天下太平。善于谈古的人，要对现实有所裨益；善于谈论天道，一定在人事上有所验证。假如农夫突发奇想，要在严冬耕种田地。即使他赤膊猛耕，汗流满面地播种，也不会长出庄稼。这倒不是没有用心，而是违背了节令。”《周易》中云：“该止则止，该动则动，一静一动都不失时机，才是光明大道。”《尚书》上也说：“崇敬天道，顺应人事。所以古代的帝王尊重天地和阴阳的变化，遵守四季节气，再用良好的政治去顺应它，因此太平之气马上就能到来，这就像用鼓槌敲鼓，击之即鸣一样。”
而姜太公却对武王这样说：“上天对战争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将领所起的作用占九成。军法、号令不行而随意杀戮无辜；不以厚德待人而一味依赖阴阳术数；不分析敌军实力强弱，而寄希望于天命；不靠智谋，而是依据天象决定行动；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希望上天赐福；不了解地形却埋怨天时不利；敌军畏怯，不敢英勇进击，却观看龟策占卜是凶是吉；士兵不勇敢不采取有效措施，而是拜祭鬼神；由于埋伏不巧妙因而让敌人轻易溜掉，使战局发生逆转。一切天地鬼神，看不见，听不到，是不能决定胜败的，所以英明的将领从不师法。”司马迁也认为：“阴阳家容易使人缩手束脚，瞻前顾后，多所忌讳。”范晔同样认为：“阴阳法术的弊端是装神弄鬼。”
为君者在行政事时，如果能做到顺应天意却不依赖于天意，才是英明之举。
（六）聪明者和朴实者
有人说：“聪明狡诈的人不如笨拙诚实的人。”西汉人翼奉也认为：“治国的要点在于了解下属的邪正。人若诚实正派，即使愚笨也用。若心术不正，越聪明反而越坏事。”
而桓玄则这样说：“捕猛兽的事，不能让美人去干；钓大鱼的事，不能让小孩子去做。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的力量不能胜任。何况是一国之君，哪能不择人而用呢？狗的厉害之处在于，一有非常情况便狂吠不已，而且不论白天黑夜，可以说自觉到极点。从前宋国有家卖酒的，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什么原因呢？原来是他家养的狗太厉害吓跑了顾客。那只狗只知道爱它的主人，却不会考虑酒放酸卖不出去的问题。这是因为狗的智力有限。因此，国君不能用低能的人。”
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晋惠帝做太子时，中书令和峤向晋武帝进谏说：“皇太子虽然仁信纯朴，但现在世道险恶，他不具备君王的素质，恐怕将来继承不了陛下的基业。”晋武帝不听，后来晋惠帝果然失败了，因此，选择人才应该选任那些机敏睿智的。
不管哪种人，君王任用他的关键都是看其是否能为其所用，是否能尽心尽力为国为民，这样的人才是贤臣，这样做才算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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