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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圣人治理天下,道法自然,没有什么典章制度。然而法规、制度的变化,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开拓创新,或者是保守传统,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都与过去大不一样了。但坐在君王的宝座上,摆出君王的仪仗,穿上君王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如果矫情用事,就会矫枉过正。比方说,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容易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就容易分崩离析。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秦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2)
所以,政策法规的繁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易知。太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手段治国受到赞扬,子产为政宽容也让人感动。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为政刚猛;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旨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为政宽猛相济的例子,足以说明刚柔相尽治国之道的重要意义。
诸子百家,论述的都是政治的得失,但其中还有很多荒谬之见,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道家尊崇清净无为,视儒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认真考究这些不同的观点,不难发现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
由此可见,君王在施政行令时务必应当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定,时代结束了,适用于那个时代的方法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之变化。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这就是与时俱进的真正内涵,是真正的君道。
(一)儒学
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他游历各国,广播儒学精华,他的弟子们也深谙其道,与他一起传扬儒家思想。可是自孔子去世后,他经典的言论就断绝了,他的七十二位成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开始变得混乱不堪。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真伪纷争,诸子百家纷然杂乱。
儒家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其职能是帮助君王和顺阴阳,昌明教化的。追随儒家的信徒们都遍读六经,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他们都是儒学中的高人。但发展到后来,有些对儒学了解不深的人,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神本质,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对儒学进行贬低或抬高,更加背离了儒家的本旨,更有甚者用儒家学说哗众取宠,浅薄的儒士带来的祸患越来越多。
儒学思想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虽然被众多有识之士推崇和效仿,但其还是不能顺利传成更广,究其原因与儒学道理之深奥不无关系。
司马谈这样评述儒学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经传不下千万,就是一辈子苦读,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通晓它的礼制。所以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序,则是哪一家也不能替代的。”
儒学因过于注重对仁义道德的遵守,而使乱世当头时许多志士仁人都恪守其信条而处境尴尬。
范晔说:“当时儒学者们到处游学求教,身着儒衣,谈论的不离仁义,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们都知道君臣父子的纲常和改邪归正的方法。但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被遭到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都知道国家分崩离析之原因,豪强权臣隐藏着自己的阴谋,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的谬论。但人们仍然背诵着先王的遗言,对叛逆之势无所畏惧。张温、皇甫嵩之流,只是使国家稍有安定,但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处境尴尬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些不都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以看出,儒学对后世的影响太大了,对激励和警示后人都有重要作用。
(二)道家
道家学说,同样也是诸子百家的代表,他们推崇的思想意义深刻,但却浅显易懂,易于为民众接受,所以,传播深广,但由于后世的拙劣仿效,也产生了一些流弊,影响了道家思想的传承。
道家大都出于史官,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抓住大要和根本,主张清静自守,卑弱自持。这是君人南面之术。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己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士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的束缚,也抛弃了仁义,主张用清静虚无,来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道家思想发展上产生的不利因素,并未影响世人对道家精神的崇尚,道家精神之内涵是君者治国之道的根本。
司马谈说:“道家精神专一,行为超脱与万物相合,源自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顺应时代的变迁和人事的变化来待人处世,所以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的同时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虽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但却容易实行。他们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自然为目的,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一定的形状,所以能探究万物的实际情况。在应付万物时,既不抢先,也不居后,因此而主宰了万物。道家之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是否设置限制,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能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总之,虚无是道家的规律,因循是帝王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3)
君王如能深刻领悟道家思想的精华,因循道家的意旨治国,无为而制,臣君人尽其才,统治天下,理顺万民是完全不难做到的。
(三)阴阳家与阴阳之术
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许多都成了阴阳家,他们尊崇上天,具有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的本领,能够准确地通告天气。但由于后来者拘泥不化,阴阳家的发展受到了诸多限制,在小的术数上过分关注,信仰鬼神舍弃了人事,使阴阳之术生出弊端。
在司马谈眼里,阴阳之术利弊共存,他说:“阴阳之术,博大详尽,但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但其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正确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宿、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但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则未必。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拘而多忌’。但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就没了秩序,所以,阴阳之术是‘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这是值得肯定的。”
阴阳之术虽主要是天象运转的规律,但天下万物都是相通的,尤其是天象与人的活动都是相对应的,即阴阳的更替和变化,一定预示着世间人事的变动。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精气互相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推动。事情出现在人间,八卦图征兆就会在天上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在《春秋》有这样的记述: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国王大权旁落,或者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事情虽有差异,但反映出的事物的本质却是一样的。所以,每一个贤明的国王继位,都要修正貌、言、视、听、思五事。建立盛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平衡。但凡有哪个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大中之道不确立,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灾祸发生时各种怪异的现象就会出现,用来警告世人尊重阴阳之法。”
世间发生大逆天道之事时,发生各种怪异的现象也都是天意所为,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左传》说:“田猎不夜宿,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有阴谋,树木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云:“废弃法规,放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些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还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庄稼也长不好。”又言:“一个国家如果好战,轻视百姓,修建城池,侵略邻国,那么刀枪连兽皮都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