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15部分

1847年，大女儿左孝瑜满14岁，左宗棠去安化给陶桄和她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左宗棠跟陶澍正式结成亲家，这种史无前例的姻亲关系，消息传出，在湖南官场产生了巨大震撼。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千里之外，也听到了。

陶桄结婚，表示成年。左宗棠的家教生涯，就此结束。从此他不用在安化、湘阴两头奔走，可以安心在柳庄扎下根来。

1848年，陶家搬进长沙城。左宗棠为谋生计，继续在长沙徽国朱文公祠设馆授徒＇5＇，这次他带了5个学生，陶桄仍跟他学习。

然而，就在左宗棠咂摸品味这种“农夫、山泉，有点田”的小日子，过得还有滋有味，全然忘记了多年来的失落与不快时，一个巨大的劫难，这时悄悄地笼罩到了湘阴上空。

在连续两年大旱之后，1848年，湖南突然遭遇汹涌而来的洪灾。

三湘四水，全部满溢。被两年旱灾已经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百姓，瞬间被洪水团团围住，遭受折磨。没有吃，没有穿，一边逃命，一边还得乞讨，怎么受得了？

柳庄是逃灾的必经之路。

左家历来有慈善的家风，左宗棠看不得穷人苦。他自己虽然才摆脱穷苦，但当即想到拿积蓄来接济。

他含着泪，吩咐两位夫人，将家里的谷全部舂成了米，用来熬粥，每天接济逃难的苦民。碰上有病痛的，他还学会了中医，给他们做药丸治疗。

但这次洪灾大得出奇。个人家底再厚，面对人头攒动、黑压压涌来的难民，无疑杯水车薪，眨眼见底。左宗棠自己才脱贫，家里转眼又空了。半饿着肚子，他学父亲当年，跑到县城里，发动族人来捐谷。他发起建立了一个“仁风团”义仓，选举出经理，订立规章制度，到官方备案，作为一个组织，向外县扩张。很快，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等地的地主、乡绅，都跟着左宗棠来救灾，捐出了价值5000两白银的谷和米。

左宗棠作为乡绅，利用个人强势的能力，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就这样组织了中国早期的民间社会自治组织。

然而，在晚清封建专制里，湘上农人左宗棠这种过好自己日子，帮助湘阴人、湖南人过好日子的社会自治，只能在自然灾害肆虐时发挥一点作用。灾害一过，马上被当作潜在的暴力组织，被朝廷以各种名义摧毁。

难道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一旦遇上天灾就没活路了吗？是的。但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朝廷，强权政治既然不会给你活路，当然也不会给你发问的机会。

左宗棠自己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些。在19世纪末，在闭塞的湖南湘阴，他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民主、自由、自治的观念，想着做一个好公民。

那真是一场要命的灾难。“淫雨不止，大水为灾，柳庄之田，各尽发芽，收成已绝望矣。”左宗棠自己住的房子，房顶一直在不断地渗水，墙壁不久就轰然坍塌了，田里的青蛙，湘江里的小鱼，都爬到他的卧室里来，畅游嬉戏，周围所有的平地，全部都成了江河，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全部都当光了，锅里灶里找不出一颗粮食，全部空空如也。左家12口人（包括岳母与侄子左世延），每个人都患了病。（“而所居屋漏壁坍，蛙游鱼戏，平陆成江，直无一片干净土。典质既尽，悬釜无炊，加以一家十二口无不病者。”）

左家，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次天灾对左宗棠的刺激，比进士落榜还要大。他后来回忆，这比他在收复新疆的战斗还要痛苦、难忘。两位夫人在救助难民时，首饰都卖光了，要救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涌来，而自己一家都要等人来救了。

痛苦万般时，左宗棠就只能以玩笑来转移注意力自救。他说：杜甫有首《同谷歌》，有句“男呻女吟四壁静”。现在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男呻女吟四壁空”了！

这句诗，貌似乐呵呵，其实苦哈哈，心里气哼哼。以痛苦自嘲，是强者的举重若轻。但灾难还在继续，泪眼问天天不语，泪河流过空山去，欲哭无泪。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然的灾害，追根溯源，可以归结到人祸。

左宗棠当然不会想到，是帝国的高度集权，导致社会自治脆弱，一遭天灾，抵御能力低下，弄得自己连“湘上农人”也做不成。

左宗棠短暂的幸福生活梦，就这样，被洪水几个波浪就轻易打碎了。

卧龙栖居山林，生死关头，进退失据，前路迷茫。

第二步他应朝哪里迈去？

＇1＇　《左宗棠家书·与妻书》中自述原话：“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猎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

＇2＇　斯诺著的《毛泽东传》中，毛泽东有段回忆，今天读来很有启发：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御批通鉴辑览》是乾隆皇帝亲自参与、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纲目体编年通史。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伏羲氏，下迄明亡，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由正文和乾隆皇帝的批语两部分构成。“御批”一千九百多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都有精彩独到的见解。毛泽东不知天高地厚，小青年选择自学皇帝大书，天马行空，没有任何思想束缚。这对没有读过大学，只拿到过中专文凭的毛泽东（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要在思想资源上、行动的深度上超越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1923年毛泽东作《贺新郎·别友》：“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女儿语。山欲堕，云横翥。”这四句后来自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比左宗棠从性格到做法更彻底：左宗棠晚年位极人臣，被朝廷封为二等恪靖侯。毛泽东却不想要，他32岁那年就声称“粪土当年万户侯”。结果自己42岁就已位极主席。此后，他也不再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或“万户主”，因为自己就是“主”，人不能自己打倒自己。人的思想是一段一段的，主张会随着身份、地位发生改变。

＇4＇　总结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成大事的人，在积累蓄势期间，必定有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能培养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修养，这也是为什么大人物初入职场叫“出山”。意思是说，入职前潜伏在深山老林，像和尚一样在清心寡欲地习读、悟世。

＇5＇　徽国朱文公祠是两个名称的合称：徽国，指安徽会馆，在上东长街（今长沙蔡锷路北段），今天已无。朱文公祠在原贡院东街（今长沙教育街），今天已无。朱文公指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徽州府婺源县人，曾讲授于岳麓书院。朱熹住在安徽会馆，教书在贡院东街，后人纪念的祠堂就设在安徽会馆内，左宗棠教书就在这里。

第五章　天人突现

天下危亡

就在左宗棠卧龙蓄势，准备轰轰烈烈出湖时，19世纪40年代湘阴接连几年的大旱灾与大水灾相继频发，让他个人与家庭如遇灭顶之灾，前途几乎全部断送。

左宗棠看到，个人的、群体的灾难，比起国家、社会、天下的灾难，小得已不起眼。但天下再大的灾难，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的不幸小灾难聚积成。不能救自己、家人、族人、乡人，则国家、社会、天下也就无从挽救。

因天灾的意外裹袭，他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轨迹开始过渡：由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逐渐融进时代的洪流。

第一次从陶家休假回来，左宗棠知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下子不得了，他拍桌子骂娘。国破山河在，百姓不安生。“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据刚过世的南怀瑾先生考证，正是左宗棠的名言。

左宗棠怎么这么冲动？湘水校经堂早年“通经史、识时务”的教育，让直率的左宗棠遇事常常直言不讳地评施政得失，口无遮掩地“谤讪朝政”。22岁时，他已有话在先，并且单方面发布了宣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1＇

面对中华五千年来未遭遇过的西夷入侵，他心急如烧。全面了解后，他评价当下说：去年林则徐在广东发起禁烟，是一件大快民心的好事，英国人借口前来“启衅”，昏庸的朝廷不去反击，居然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充军新疆，“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国家已被撕开一道伤口，他很难做到冷静，越说越愤怒：朝廷等到听说英国人已经霸占了香港，反对林则徐而主和的琦善也被拿下问罪，才慌了手脚，不知道战好还是和好，“而夷船且逼广州矣”，这些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气之下，左宗棠一口气写下四首“感事诗”，以抒愤懑，思考国事为什么变坏，左宗棠认为，根源在于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辨”。

他用一个辛辣的比喻，讽刺朝廷说：就好比有户人家，家里的仆人与侍从相互勾结，合伙来欺骗主人。汪洋大盗都进门了，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