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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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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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坐。

老者进屋观望,看到茅屋墙壁挂的林则徐手书的那副“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联,仔细端详了一会,叹息一声,嘲笑说:能让林宫保自称“愚弟”的人,是什么样的大人才啊!可惜啊,林公看错了人,重托也要辜负了。

左宗棠一听,不得了,来了个高人。追问他:看错了什么人?

老者摇头说,一个叫作“五画生”的人。此人被誉为今亮,可实际上呢,与古亮差太远了。刘皇叔当年一句“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古亮就出山救天下了;今天强敌压境,湖湘告急,哀鸿遍地,生灵涂炭,可“今亮”呢?只会吹牛,说什么“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就敢纸上写写,门上挂挂而已。这不叫看错人了吗?

左宗棠被羞得满脸通红。他突然想起,哈哈一笑,说,老兄你就别兜圈子了,露出真相吧,中午我们来喝两杯!

原来,老者就是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

这个故事让人意外,也给左宗棠挣足了面子。诸葛亮当年被三顾茅庐,主子只有刘备。左宗棠这里,张亮基后脚跨出去,骆秉章前脚就跨了进来。

这则故事听起来充满传奇,市井街坊津津乐道。但因为是野史,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严肃的史家不予采信,认为完全是天方夜谭。

可以确证的信史是,左宗棠辞幕才回到湘阴,骆秉章马上派人前去礼聘。左宗棠见信和礼品后十分感动,他说,“骆中丞及方伯、廉访诸公以书币见招,并委郑司马入山敦促,礼意优渥,实为可感”。但左宗棠还是婉言拒绝了。原因是与张亮基合作一年,他对官场已经有点灰心:“年来心血耗竭,不欲复参戎幕,已托词谢之,自此匿迹销声,转徙荒谷,不敢复以姓字通于尘界矣。”骆秉章见礼聘无效,又想到用职位来诱惑左宗棠出山,就借上一年左宗棠在浏阳战斗中的功劳显著,向朝廷“保奏其以直隶州升用”,没想到左宗棠得知后又辞谢了(“上书辞之无及”)。

骆秉章第一次礼聘失败,诱惑也无功而返,并不气馁。他的策略是,不断派人前去礼聘。他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他看清楚了,左宗棠的心不是金石,而是热血心肠。

骆秉章放下身段,不厌其烦地礼聘,能将左宗棠请出山吗?

左宗棠其时正纠结。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骆秉章是骆秉章,清廷的湖南政府是清廷的湖南政府,他对骆秉章会心生感激,不代表他会对朝廷感动。官场是中国最大的流动江湖,谁也不知道,骆秉章会不会像张亮基那样,随时抽身而走,另有高就。自己呢,随时就会像头孤独的小牛,找不到回家的路。

那左宗棠这次为什么又答应出山了呢?骆秉章单靠礼聘是聘不出来。关键有三点原因。

一是形势所逼,二是退路全封,三是人情难却。

先看形势,湖南新的大战在即。进入1854年后,太平军的枪,像经上帝之手摸过,战无不克,攻无不胜:1月,攻击庐州,江忠源民兵队全军覆没,江忠源自己投水自杀,太平军西征部队全线攻入湖南;2月,湖北黄州被轻取,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太平军攻入汉口、汉阳,再占湖南岳州;3月初,湘阴县城被太平军占领。

3年前,左宗棠考察白水洞,最坏的打算,是太平军占领湘阴,今天果然成了事实。

这逼得左宗棠考虑直面太平军后各种可能的后果。

胡林翼第一次劝说左宗棠出山与张亮基合作,说了句当时他感受并不深,至今想来却直击心脏的话:如果湖南湖北全部被太平军占领,你左宗棠无论是躲在柳庄,还是缩在白水洞,真能保证自己免祸吗?(“设楚地尽沦于贼,柳庄白水其独免乎?”)

一年前,这句话对左宗棠有一种驱使的动力;现在,他才体味到潜台词中的杀伤力。他蓦然记起赤壁大战前,鲁肃劝孙权的典故来。'4'

左宗棠原本还可以继续中立、观望。但因入过张亮基幕府一年,弄得面临与孙权当年完全一样的选择了。

太平天国本来是官逼民反,具备战争的正义性,但因洪秀全后来昏庸腐朽,没有政治策略,拒绝统一战线,一路只知蛮打蛮杀。

左宗棠隐居,中立立场,没有观点。

但关键时候,太平天国帮了自己大倒忙。太平军杀进湘阴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游说左宗棠加盟,分化瓦解朝廷的潜在助手,居然发布通缉告示,要以“清妖坐探”的罪名,捉拿左宗棠杀头。左宗棠只好以“保卫桑梓”的名义,加盟清廷奋起反击。

为躲避太平军的搜查,左宗棠被迫带着女婿陶桄逃到长沙。骆秉章早就派专人在关注左宗棠最近的一举一动,得知后大喜过望,马上派人去请他。这次正史上没有唐浩明在《曾国藩》中提及的“计赚左宗棠”故事记载,与张亮基上次“计赚左宗棠”是否同一件事的演义版?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骆秉章这次出面极力挽留,左宗棠果断答应“入署襄办”。

打草惊蛇,将左宗棠逼成仇人,太平天国为自己找到了最优秀的掘墓人。

明白了何去何从,左宗棠不再犹豫。1854年4月,左宗棠第二次正式进入湖南幕府。

骆秉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左宗棠答应出山,等于救自己一命。

兔死狐悲,骆秉章面对两个既死的前任,充分体验到了乱世做高官的滋味:像被阎王搂着睡觉,随时会被永远带走。

吴文镕用自己的学究做派,做了自己的反面教材;贪生怕死的崇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骆秉章分析:吴文镕提笼遛鸟、做诗逗皇帝开心可以,为什么非得带兵上前线,主动去送死?崇纶学南郭先生吹竽可以,为什么要逼垮吴文镕,弄得自己光秃秃地站到前线,畏阵潜逃,服毒自杀?

想到这里,骆秉章在心里笑话他们:放着张亮基的榜样不学,将自己逼进死胡同,蠢宝啊。

论带兵打仗,骆秉章比吴文镕水平高不到哪里去;论胆识魄力,骆秉章比崇纶大不到哪里去。但比较张亮基挖左宗棠,三人命运完全不同,骆秉章从中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总督、巡抚该做的事是识才、容才、用才。用好了人才,既不要顶着送死,也不要潜逃找死。

他选择让左宗棠代表自己,将他推到前台。

骆秉章懂得,自古到今,要留住人才,关键是留住他的心。骆秉章表现出一个高超的政治家娴熟的用人才能,他对左宗棠“推诚相与,军事一切专以相付”,左宗棠虽然未被多次礼聘打动,而且来长沙时心思仍放在躲避太平军搜查,入幕后还一门心思在琢磨“保卫桑梓”,无意为保卫湖南政府而战,最后还是被骆秉章大气的人格打动了,觉得自己“不得不留此共相支撑”。

骆秉章以大胆放权,如期达到笼络人才的目的。左宗棠现在来为自己分忧,骆秉章规划借左宗棠来将湖广地区的死局盘活,化解危局。

左宗棠能如骆秉章所愿吗?

出师首捷

左宗棠正式做骆秉章幕僚,面临的第一场大战,是代表湖南政府军,与朝廷团练大臣曾国藩讨论:打长沙,还是打湘潭?

曾国藩手下的团练兵,跟江忠源一个模式。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出身地主家庭,1811年11月26日生,比左宗棠大一岁。

曾国藩本来是礼部侍郎,大致相当于今天教育部副部长,从二品高官,呆在北京,位高权重。1852年,曾母过世,按古人的规矩,曾国藩得回家守孝三年。不想一回湘乡,官僚、朋友、亲人、熟人,都来找他,怂恿他办团练,打太平天国。

“教育部副部长”做文化、管教育是内行,军旅的事情,完全门外汉。打仗要内行,还得有胆,曾国藩文弱体虚,怎么敢答应?

最早向朝廷推荐曾国藩办团练的人是左宗棠,那时他正在张亮基幕府。郭嵩焘第一个找上门,他这边不停地劝,那边不断地向朝廷推荐。

左宗棠的劝说,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曾国藩明白,自己跟左宗棠不是同一类人。唐浩明的结论是,真正促动曾国藩出山的人,是郭嵩焘。倒不是郭嵩焘多么能说会道,左右曾国藩判断的,基于一个人人都有的最本能的心理:郭嵩焘比曾国藩还要文气。曾国藩曾说:“郭筠仙芬芳悱恻”,他眼中郭嵩焘翩翩书生,是个浪漫悲苦的闷骚男。连他都觉得可以,看来真可以,曾国藩动心了。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带郭嵩焘去长沙征求意见,张亮基要求他马上征调1000名练勇来长沙。曾国藩再次返回湘乡,扎实组建了1000个民兵,打好了湘勇班底。

毕竟是“教育部副部长”,凡事会先考虑政治正确。自己建地方武装,没皇帝点头,心里总不踏实。第二天,曾国藩马上向朝廷发去加急电报,请求皇帝同意自己剿灭“洪杨发匪”。咸丰皇帝当即特事特批:“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有了这句话,曾国藩放心了,便大办起来。

湖南古来民风彪悍,会党、土匪林立,民众对打仗的事,有兴趣。曾国藩登高一呼,民众积极响应,发展速度超乎预料。到1854年初,团练兵力超过一万。曾国藩将它分为陆军13个营,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军10个营,由彭玉麟和杨载福率领。两营人数,对半开。

兵力组织起来了,找个什么由头去打?曾国藩饱读理学,看重正名。

1854年2月,湘军准备全部出动。开打之前,曾国藩精心做了篇《讨粤匪檄》。

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洋洋洒洒地阐述他攻打太平军的理由:中国古来是一个以本土正统文化立世的大国,“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而太平天国竟敢吃里扒外,冒天下之大不韪,信仰外国人的落后文化,是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

华夏古来是天下中心,清廷是天朝上国。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外人,是不入流、不文明、不开化的小邦。“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见,“外夷、天主”全都需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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