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25部分

但他入官场还不深，要想通过朝廷来做事，与官府来合作，需要一个合作模式，不再是以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因为独立而不依傍的个性，左宗棠无意间开创了一个民间士人与官方政府合作的全新模式。

不妨管它叫“虚官实民”。

大权独断

湘潭大捷，让左宗棠威信大增，自信心倍增。

但问题来了，左宗棠如此能干，与骆秉章怎么合作？

两个能人合作会打架。左宗棠与张亮基是松散合作，各自独立，干得来就干，干不来走人。

对骆秉章来说，最大的担忧，是刚刚进入幕府的左宗棠时常仍萌生去意。原因是骆秉章此时对左宗棠仍未能充分信任（“骆文忠公初犹未能尽信”）。站在骆秉章的角度，能做的都做了，能信任的地方都已经超过了，完全、充分、彻底信任需要时间，毕竟自己托付的一省安危，包括自己全家性命。但左宗棠不会这样想，也不可能站到他这边来考虑。骆秉章怎么想办法尽快留住左宗棠的心？

骆秉章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现在是继续按张亮基模式探索创新，还是要左宗棠全心加盟幕府，做自己的部属？

开新路还是走老路？这是合作的首要问题。

草鞋没样，边打边像。两人心知肚明，相互磨合着，边做边看，逐渐达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左宗棠加盟幕府，但可以随时走人；骆秉章全面授权，左宗棠全权代理。

左宗棠自己说，这样磨合了一年，骆秉章就全面放权了，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所有刑名、钱粮、战斗、决策等等，大小事情，他一概不闻不问，“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一则小故事说明了这种合作模式的特色：一天，骆秉章听到巡抚衙门外发炮，他不知缘由，忙问手下人：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是左宗棠在发军报折子。清朝有规定，凡是向朝廷发报折子，都要放炮。

骆秉章说，将折子拿过来，给我看看吧。匆匆溜了一眼，信手一丢，任由左宗棠去做。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清朝，向朝廷发报折子，是大事，一般由巡抚亲自主持。但骆秉章交给左宗棠去办，左宗棠也不报告一声，自己就办了。这说明，左宗棠已经完全地行使了湖南巡抚的权力，大权独断；同时，也透露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骆秉章对左宗棠，完全彻底信任了。

左宗棠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左都御史”。＇6＇

这个绰号，明显流露出湖南中下层官员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严重不满。“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左宗棠据切身体验，总结出这句话，但现在他还做不到。

被官场舆论吵得心烦意乱，他开始学会选择信息：对自己不利的话，不听不想，当作不存在，依然故我，想怎么做，还怎么做。

骆秉章也顶住舆论压力，装聋作哑，不将官员的非议当回事。下属来问公事，如果避开了左宗棠，他干脆就说，不要问我！你去问季高先生吧，他说可以就可以；他说不行，那就是不行了。（“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这下更不得了，中国官场的显规则，被他俩无情打破了。封建等级社会，官大一级压死人，一个小师爷，眼里还有没有巡抚大人？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连左宗棠本人也觉得骆秉章这样太软弱，偶尔也拿他开起玩笑，说：骆公啊，我看你就像个傀儡，没有我牵着线告诉你怎么动，你就不晓得怎么动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耶？”）

照一般人脾气，被这样激将，肯定不干了，弄不好大发雷霆，当场下令左宗棠卷铺盖走人。但意外的是，骆秉章一点也不生气，对左宗棠的揶揄，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打着哈哈，干笑几声，事情过去了。

左宗棠当然不是故意来挑战骆秉章的脾气。外界风言风语，让他警觉起来。他不知骆秉章是不是介意？只好冒险用激将法试探，没有试出意外的过激反应，就彻底放心了。

骆秉章自己都能容忍“左都御史”，旁人操什么闲心呢？

骆左的关系越来越好。一次，左宗棠写好奏章，自己觉得很满意，就放肆敲骆秉章的门，叫他起来看。骆秉章赶紧穿好衣服，就灯下细读。看完他一拍大腿，大叫一声：绝了！拉起左宗棠的手，邀他出去喝酒吃夜宵。

这样率性随意，像江湖兄弟。＇7＇

虽然“幕友当权，捐班用命”的怪论，还在官场舆论中掀起波澜，但骆秉章与左宗棠像心有灵犀，都一笑置之。

这一切不但超出了时人预想，也让今人感到惊异：这样的合作，到底是好是坏？

结果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

在左宗棠入幕大权独断的6年，湖南全面进入了抵抗太平军的黄金时期。有八个字将这样一个局面做了最生动的描绘，叫“内清四境，外援五省”。不但湖南本土四方的起义军都被扑灭，湖南还搞起军事输出，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北、贵州五省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的局面，开始出现。

骆秉章与左宗棠这种合作模式，当时是最先进的一种机制。它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虚官实民。

以骆秉章为代表的官方，拥有实权，但他将权力下放，让独立民间士人左宗棠来全权代理行使，自己只保留最后的“问责权”。

这种模式，带来系列连锁的巨大变化。三国时期的蜀国，实行的是这种模式，叫“虚君实相”：阿斗刘禅拥有最高的权力，但真正行使权力的，是臣相诸葛亮，刘禅只保留对诸葛亮的最终问责权。

这个制度的先进性不是跨世纪，而是跨千年。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后来设计“总统共和制”，还在参照这个模式：考虑怎么将“能力”与“权力”分开，让行政权与监督权剥离，做中国民主共和的实践。＇8＇

这样的制度，好处是行使权力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任意发挥，不受牵绊，实现效率最大化。上级掌握最高问责权，执行权力办事的人，内心顾忌感很大：你做好了，没人来问罪；一旦做坏了，要承担起全部责任，上级可以随时问责。

“办事充分灵活化，监管完全严格化”，是这个模式的生动特点。

这个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清军不力问题。

清军打太平军所以屡败，主因不在兵太差，不是装备不行，而在内部官员结构、关系复杂，责权利含混不清。

掌握兵权的人，政出多门，相互妒忌、牵制，人人自保，彼此拆台。每个指头各干各的，多个指头握不拢，力量全分散了，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该出手乱出手。对刚草创出来、内部关系相对简单的太平军，清兵像一头笨重而乱转的大象，打它只要牵着它的鼻子，顺势绕它几下，它自己就倒了。

左宗棠的到来，扭转了这个颓势。不是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实在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他只能这样与骆秉章合作。

左宗棠的独立性到底有多大？有则小故事，同样很能说明问题。

某天，骆秉章的小老婆有个弟弟，想向骆秉章求个差事。骆秉章说，没问题，等季高高兴的时候，我找机会专门跟他提一下。

没想到骆秉章找左宗棠当面一提议，左宗棠一句话都没说。过了好一会，才笑着回答他：今天天气不错，我们一起喝酒去？

左宗棠端起酒杯连喝三杯，起身对骆秉章作了个长揖，说：骆公，左某就此告别了。说完就催促仆人，回湘阴老家去。

骆秉章吃惊不小，他一把抓住左宗棠的胳膊问：为什么？

左宗棠说得既委婉也直接：“意见偶然不合，便当割席。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骆秉章明白了，马上收回安插小老婆弟弟的话，危机才算化解。

左宗棠在小题大做吗？没有。不是左宗棠小气，容不下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关键是分工与原则问题，不能让步。骆秉章的分工，平时养花、种草，陪小老婆玩，开会聊天，对左宗棠主政办事，他只看结果，保留最后问责，而不能干预左宗棠的人事安排。

而一旦如果左宗棠碍于情面答应，口子一开，全乱套了：下次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的朋友来求差，左宗棠能不能拒绝？再下次，骆秉章小老婆的弟弟的朋友的朋友来求差，左宗棠又能不能拒绝？有了初一，会有十五。社会各色五花八门的人，闻风而动，一旦都来求情，左宗棠还挡得住吗？队伍就乱了。

人情与关系组建起来的乌合之众，跟八旗子弟还有什么区别呢？左宗棠跟清兵将领还能有什么两样？既然彼此一样，左宗棠这个独立民间人士，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原则问题，口子不能乱开。开错一个蚂蚁大的小口子，会造成千里黄河全线崩堤。原则问题上，必须以斩钉截铁的态度拒绝，这样得罪人只有一次，人家只说左宗棠绝情；口子一开，再拒绝就要在同一个事情上得罪人无数次，人家会举出左宗棠一百个不对。反正要被人骂，左宗棠是愿意被人骂一句呢，还是愿意被人家骂你一百句？谁都免不了要得罪人，如果什么人都不想得罪，就只有容忍别人无数次来得罪你。

左宗棠因为这种刚直、率真、不受束缚的独立个性，居然无意间成就了这样一种在当时最先进的制度。

骆秉章为这样一种创新，承受的压力超乎想象。当对左宗棠大权独断的批评难搅动他，就会对他个人的非议就铺天盖地袭来。评价他“才不胜其德”，“年老平庸”，“廉静寡欲，而乏刚果有为之志”。甚至连肃顺、郭嵩焘这样的明眼人，也看花了眼，干脆说：“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左宗棠知道，不能再听任这些意见疯长了。他得对骆秉章作出一个中肯评价，以终止谣言伤害。他说：骆秉章的道德品质与政治才干多到写不完，带兵打仗的本领也绝对不弱。（“德政既不胜书，武节亦非所短。”）这下大家才明白过来：原来骆秉章无为而治，表面上不动声色，肚子里尽是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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