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32部分

咸丰皇帝为什么才任命又急忙收回？原来是大学士祁寯（jùn，俊杰）藻知道这个任命后，不冷不热地提醒了一句，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号召乡兵，长驱东下，非国家之福也”。

咸丰皇帝一听，脑子里打了个激灵：不说不知道，曾国藩现在看起来怎么跟洪秀全有点像了？兵部侍郎虽然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但没有什么地方实权。一旦曾国藩巡抚湖北，有了地方行政权，筹措军费将变得容易，湘勇的发展势必会星火燎原。湘勇实力坐大，将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咸丰皇帝的心抽了一下，不敢再往下深想，于是赶紧将曾、胡位置换过来。

屈指数下来，曾国藩办团练已经7年。这些年来，他一直带兵战斗在前线，但流血冲杀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因为每到关键提拔时刻，朝廷最后又总反过来对他防范。理由说得动听，曾国藩内心明白怎么回事。

曾国藩与朝廷磕磕绊绊，关系纠结，前程受阻。结果是，左宗棠1856年已获得一个赏五品顶戴的兵部郎中；曾国藩办团练7年，由从二品的礼部侍郎平级变身从二品的兵部侍郎，至今一直没变。

但左宗棠因樊燮事件因祸得福，整个局面马上要发生改观。这预示湘官集团蛰伏已久，再次赢来飞跃机遇。

现在朝廷既然准备重用左宗棠，那就要火线提拔曾国藩。中国官场多少年来，一直流行这么做。

左宗棠被新任命的前一天，曾国藩也被连加两个头衔：兵部尚书衔加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朝廷看只给代理职，不给他实权不动作，不得不动起了真格，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大权，同时还授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这一下，曾国藩结结实实地接住了权力大棒。

大权在握，需要用人。曾国藩当然懂得陶澍当年打造湘官集团的用意。现在，他成了这个集团的灵魂人物，当然要赶快建成一个湘官网络。

左宗棠从“朝廷罪人”变成“朝廷红人”，当代诸葛亮大梦还在。他像当年自写挽联预言那样，预见到了大成功的希望。

但一介书生来办兵，首先遭遇新问题：团练怎么练？没经验。那就边做边看。孔子说，“必也先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左宗棠想好了，军队取名“楚军”。

1860年5月，楚军开始筹备。

楚军名字一出，曾国藩首先吓一跳。他当即投反对票，不好，不行。

曾国藩是古文大家，他对文字的斟酌，谨慎心细到如发。

因为多年身处高位，虚名在外，他时刻处于担惊受怕中。曾国藩怪左宗棠不能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也不想想，湘勇的名字怎么取出来的？从1853年成立起，他为此左支右绌，绞尽脑汁，费尽心机。

咸丰皇帝同意他办团练后，他知道自己带的是民兵队。自古以来，地方武装最容易犯朝廷忌，便极力避开“兵、军”两字。

1854年，要向皇帝全面汇报办团练的工作了，怎么称呼呢？犯难了。曾国藩决定先低调，尽量往小里叫，探一探朝廷的反应，于是叫“练勇”。叫了几次，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名字太草根，太随意，不甘心，又换了些五花八门的名字，有时叫“船勇”，有时又叫“兵勇”。

“船勇”和“练勇”一样卑微。“兵勇”开始转弯，触及到名字背后的实质：团练也是兵。

兵勇还是勇。勇兵则是兵。但“勇兵”不合语法，曾国藩不能这么叫。“勇”字叫多了后，朝廷没有引发什么异议，他胆子稍微大一点了，决定再来试探，某次干脆就叫“曾国藩一军”。

这一下够生猛，直接叫成自己的军队了。朝廷似乎也没什么意见。皇帝当时想得很简单，无论你是什么兵，反正都是朝廷的兵。

但曾国藩换来换去的后果，是部队番号像迷彩服，隐隐约约，闪闪烁烁，东一个，西一个，换到最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叫什么了。咸丰皇帝终于被他层出不穷冒出来的新名词搞得头昏脑涨，发起火来：你带的兵到底叫什么？曾国藩见躲不开了，麻起胆子写奏折，说叫“楚军”。皇帝说好，我知道了，从此就叫“楚军”。

曾国藩这个叫法很讨巧，终于点到“地域军队、私人属性”这个实质性的敏感词，而且有文化，“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嘛。

春秋之前，湖南一直叫“荆”，也就是蛮荒野地；楚王争霸时期，中原才正式叫它“楚”，追认是文明开化地。清朝雍正时两湖分闱，湖北叫楚，湖南叫湘；湘楚分家，延续至今。湖南兵取个湖北名，皇帝想防他，也会觉得多此一举。

名字才定下，曾国藩又怕了。他日夜琢磨：我为什么要叫“军”？不行，太刺眼，长远来看，一旦做大了，皇帝看了会防范，对自己不利。

他又要改口了，给皇帝写奏折，说我们叫“湘勇”。

清朝的兵，背上都背一个“勇”。不管他们是真怂，还是要靠个“勇”字来打气、壮胆。这个名字不用解释了，一看就懂。皇帝说好，以后按这个报，不要再改了。

从那以后，湘勇一直沿用于正式的奏折、材料。直到1864年湘勇攻克南京，后来又大部分解散，曾国藩还一直自称湘勇，从来不敢叫“湘军”。

“湘军”最早出现在清朝的正式文件中，是1864年11月21日。曾国藩为纪念南京阵亡的将士，奏请皇帝批准他在江宁省城建立“湘军昭忠祠”。湘勇裁撤以后，才改口叫湘军。＇2＇曾国藩处心积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见一斑。

左宗棠一出山，湖南团练的气势，就换样了。

无需绕开，就叫楚军。

左宗棠当然懂得，楚军是个旧号，皇帝早知道，很安全，为什么不“借壳上市”？

左宗棠心里在笑话曾国藩，湘勇是什么？一看是民兵。这不是自己灭自己志气？楚军是什么？听名字就像国家正规军队，干吗自己将头上标签往小里贴？没道理。左宗棠也以这个名字，对曾国藩表示不满：你怕我不怕，你办湘勇，我办楚军，楚包括湘，你看着办。

左宗棠有理由看不起曾国藩。论真本事，曾国藩差得太远，除了能鼓吹道德文章，会斡旋人际关系，其他方面哪里比得上左宗棠？但曾国藩运气好，考中进士早，办团练先行，都跑到左宗棠前头。＇3＇

为楚军之名，两人争论，是他俩第一次见面就争的不和谐的延续。左宗棠认定的名字，他会怕吗？不怕。会改吗？不改。曾国藩反对无效，只好眼睁睁看着“楚军”大旗在眼前摇来摆去。

左宗棠不叫湘勇，独树一帜，独辟蹊径，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吗？

左宗棠心中其实另有周密的想法。因为从家庭出身到个性到经历，他与曾国藩几乎完全相反，所以办事的风格也截然不同。他不认同曾国藩的建军方法，只有一开始就独门独户，不被曾国藩旗号拘束，他才可以完全按自己的规划来，办出自己的特色。

独立风格，他在陶家教书时已经养成。跟骆秉章合作，以独立身份入幕，是这一风格的继续。眼下，他依然独立行事，不愿附和、随流。

左宗棠创办楚军，很注重独创性。

他首先改变湘勇360人一营的做法，而采用被曾国藩开除了的将领王錱（音、义同“珍”）每营500人的建议。他任用王錱的弟弟王开化做总理营务，刘典、杨昌浚做副手。

左宗棠第一个打破曾国藩招收兵勇主要来自湘乡籍的传统。他在湖南长沙、湘乡、郴州、沅州、湘阴等府县招募兵源。这样一来，就彻底规避了“尽用湘乡勇丁，无论一县难供数省之用，且一处有挫，士气均衰”的风险。

筹建楚军，前后花了两个多月。到1860年8月10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挑担子的，加在一起，共5804人。真正专职打仗的，5000兵。

楚军的管理人员构成也很特别。湘勇传统，重用读书人。曾国藩营官基本只用儒生，他的用人原则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左宗棠营官则基本用武人，他的用人原则是“止取其能拌命打硬仗耳”。曾国藩用将都跟自己一样，高学历；左宗棠用将的第一标准，就是考不上进士的，最好是举人，考不上没功名的也没关系。＇4＇这种观念差异，造成曾国藩用的人会做官，左宗棠用的人会办事。

前面10年里，左宗棠已经做了两届幕府，在湖南大权独断，大胆提拔人才。通过实践，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用人有法，没有定法。统帅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来选人。将领是统帅性格、才能的延伸。

现在兵马已齐，左宗棠开始第一步——治军、练兵。

他计划用一个月时间来做这件事，练好后就马上拉出去开打。

左宗棠没读过一本军事教科书，刚好可以天马行空来设想。

他发明了一套很特别的练兵法，分三步来做：首先是练心，其次练胆，最后练习操刀弄枪，并总结出一个新理论：“治军先养气，治病先养心，乃不易之理也。”＇5＇

治军靠养气，这就需要统帅有气魄。左宗棠的气魄，一方面来自于天生，“燕颔虎颈”，气壮如牛。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的经历，早年科考的失意，在湘潭桂在堂寄眷，“居妇家，耻不能自食”，让他心中积蓄了一股气。这本来是一股怨气，属负能量，但左宗棠受儒家经典、诗书熏陶，找到了用武之地，将这股气转化成了正能量。他在柳庄书下“天地正气”挂在大门上，“怨气”变“浩然之气”，标志心理成熟转化过程完成。

而早年舆地学研究的科学实践精神，农学实践的漫长等待与精耕细作特点，已经锻炼出了左宗棠的耐心与细致性格。这种风格带进军事中来，造就左宗棠另一个特点：跟诸葛亮一样，小心谨慎，事必躬亲，场场亲自指挥。

尤其是穷苦的幼年生活，以及楚狂接舆的地域性格影响，造成左宗棠个性刚直、率真，让他不喜欢虚假，用人只看做事能力，凭亲戚、关系，都没用。

因为刚直，不喜欢绕，他对待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