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43部分

负责国防的人，一个是左宗棠，一个是李鸿章。

他们选项果然不相同，第一个回合的奏折，就激烈地撞了头。像一头飞奔着的倔强蛮牛与一头飞跑着的飘逸骏马一样迎面撞上。

左宗棠说：“海塞并重”，将海防与塞防同时搞好，他专门去安定稳固边塞，选了第三项。李鸿章说：“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应放弃塞防，专心搞海防，选了第四项。

“一个边防，各自表述”，共识没有达成，朝廷陷入纷乱。

朝廷其他大员也都来发表看法，五种选项都有人选，各持所见，众说纷纭，清廷被诸多政见弄得一时迷茫。

皇权制度下，不可能在所有参与进来的官员中来一次“全体官员公开投票”，做一次表决。意见如何选择，最终怎么定夺？

左李依然在激辩，听上去都有道理。

左宗棠与李鸿章，争论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李鸿章，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比左宗棠小11岁，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

1845到1846年，李鸿章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以“年家子”＇1＇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致用”学问。

李鸿章后来成为淮军创始人和首任统帅。

淮军创办的原因，跟湘勇有关。湘勇从一开始就遭到朝廷猜忌。曾国藩为了分散朝廷注意力，借1861年太平军进攻上海为由头，按创办湘勇的模式，带学生李鸿章在淮河流域复制一批团练。到1862年，一支13营的军队在安庆组建成功。

李鸿章跟曾国藩气味相投，在围剿太平军上默契，所以曾国藩也费了很多心血，悉心来栽培。李鸿章不负曾望，从性格到气质到办事方法，越来越像曾国藩。

而左宗棠跟曾国藩做事的原则、方法完全不同。现在李鸿章能不能跟他合得来，真是悬乎。

李鸿章少年得志，24岁中了进士，列二甲第13名，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读经世致用学问比左宗棠晚了15年。

两人在经世致用上大方向一致，但个体区别很大，一是进入仕途的方式不同，二是地域性格有差别。

李鸿章科考入仕，与曾国藩、胡林翼相似，看重关系，关系就是生产力。左宗棠民间入仕，特立独行，无依无傍，看重办事，技术就是生产力。

安徽地处中国南北交界，地域性格有北方的厚重、质朴，兼具南方的细腻、轻柔，合在一起，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形象（蒋介石评胡适语），矛盾地和谐。

湖南地处中国南方第一门户，在南北兼具的性格上，加了一点独具的辣。辣有着“鲜明的草根性，强烈的刺激性”。这是一种大缺大全的性格，倔强、激进，文武交融，理性中有感性，感性中有理性。

李鸿章集中了安徽地域性格的优势，左宗棠集中了湖南地域性格的优势。

和谐与辣，地域性格造成的差异，是他们发生摩擦的原因之一。表现出来，左宗棠面对欺压时，不愿退缩，选择进攻，“平生最恨是和戎”；李鸿章面对困难时，不敢前进，选择退忍，“既忠于传统，又颇具改革精神”，爱好“和戎”，以“裱糊匠”自居。

李鸿章跟左宗棠最早打交道，可追溯到湘勇刚创办那阵。

1852年，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每天军务虽然繁忙，但他办事效率高，多出的时间，常去曾国藩幕府串门。

从湖南巡抚衙门到曾国藩的幕府，骑马也就十几里路。

曾国藩为人好客，家里饭甜菜香。左宗棠刚好饭量大，又是个美食家，特别爱吃鸡（今天的宫保鸡丁，又叫“左宗棠鸡”），有事没事去打牙祭。他吃起来很快，席间有说有笑，与朋友辩论。

时间久了，李鸿章与左宗棠、彭玉麟在饭桌上辩论时常谈不来。李鸿章北方高个子，一米八几，在矮个子湖南人堆里十分打眼，不免经常被拿来开玩笑。玩笑开得多了，他感到恼火，就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发牢骚说，从左宗棠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出“湘人胸有鳞甲”；从彭玉麟身上呢，可以看出“老彭有许多把戏”。

即是说，左宗棠的倔强骂人，彭玉麟的灵活骗人，让他受不了。

这话后来传进彭玉麟耳朵，他很生气。下一次吃饭聊天时，想到借拿湖南人与安徽人来做个比较，贬一贬李鸿章。

左宗棠放下筷子说，我最近读了宋朝沈辽一首《答谢杨圣咨》的诗，发现一个怪事，里面有两句话，“当时皖皖同朝露，不计星星向暮龄”。两个皖字连用就是“明亮”的意思，为什么一个皖字就不是呢？

彭玉麟说，这有什么难理解的呢？因为安徽人心地不光明的太多了。

李鸿章想起背后书信，顿时满脸通红。他反驳说，一个安徽人就叫“皖人”，很多安徽人，就叫“皖皖人”，可见安徽人本来都是心地光明的。现在为什么不光明了呢？因为有鳞甲的湖南人将安徽人带坏了。

“鳞甲”本来是攻击左宗棠的，但彭玉麟的父亲（尊人）在合肥青阳做过很长时间的司巡检。说湖南人带坏了安徽人，不是摆明来攻击他？

彭玉麟火起来了，质问：你怎么可以辱骂我的先人？挥起拳头冲上去。李鸿章也正在气头上，挥拳迎接。一高一矮，两人认真起来，打得热火朝天，扭成一团，难分难解。旁观的来劝架，强行拉开，但两人用力过猛，都拉不开。（“二公互殴，相扭扑地，座客两解之，乃已。”）

官员口角扯皮打架，诗文换拳头，顶多有失风度，算不得什么大事。因为不好说，曾国藩只旁观，从不掺和。他忍不住时，也偶来发表意见，左宗棠就据理力争。左宗棠思路快，口才又好，曾国藩反应跟不上，不知不觉被问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

生活小事大约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wrshu。＇行事风格。

生活上谈不到一块，在大是大非上，左宗棠与李鸿章也谈不来。

左宗棠后来训练楚军时，规定将帅要以诚对待部下，曾拿李鸿章来做反面教材，说：“淮军以诈力相高，合肥又以牢笼驾驭为事，其意在取济一时，正虑流毒无底。”＇2＇左宗棠批评李鸿章以欺骗和设圈套来作为做事的手段，虽然取得了一时成功，但后患无穷。

其实欺骗和设圈套不是李鸿章个人，而是清朝官场流行惯用的潜规则，左宗棠最好的朋友胡林翼也是“骗子专家”、“圈套高手”。左宗棠也批评胡林翼，但跟他交好，因为胡林翼有血性，重情谊。左宗棠接受不了李鸿章温和性格里的心机。

左宗棠自嘲为“狭”，就是气量小，其实是爱较真，不怕得罪人，将别人见不得人的一面曝光。他以“诈力、牢笼驾驭、流毒”这些字眼来评价李鸿章，当事人听上去十分刺耳，旁人听就比较客观了。

左宗棠与李鸿章第一次合作，是剿灭捻军。

左宗棠南方人，不习惯北方捻军的游击战，非但没有赶跑，反而将西捻军快赶进了北京城，李鸿章受了连带责任，气得直骂左宗棠是“当代曹操”。而清朝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曹操都被描成白脸大奸贼，而不是后来鲁迅说的“至少是个英雄”。左宗棠听了十分生气，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当代诸葛亮，怎么成了曹操？

两人最糟糕，关系最僵的一次，是西捻军剿灭后。

李鸿章以为大功告成，大办酒席。没想到，左宗棠又向皇帝上奏折，说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并没有投河自杀，而是逃走了。

他要李鸿章拿出张宗禹的尸体来证明自己举报错了。

李鸿章自然找不出来。

皇帝果然怀疑起来，问李鸿章：怎么回事？

李鸿章说：已经消灭了，只是找不到，不信朝廷可以派左宗棠去找。

左宗棠当真派出士兵，到处悬重赏去找张宗禹尸体。当然，最后也没有找到。

淮系将领刘铭传听说了，气得半死，破口大骂：左宗棠这个王八蛋，也不想想，现在盛夏，张宗禹尸体早腐烂了，到哪里可以去找来做证？我如果碰到左宗棠，非一刀砍了他不可！

李鸿章则无所谓，笑着说：麻子，你气什么气呀？让人家去搜嘛。

这次左宗棠举报张宗禹没死，就像湘勇打下南京后，他举报幼天王没死一样。当年曾国藩与此时李鸿章的反应一样，很生气。但幼天王确实没死；至于张宗禹，是死是活，永远是个谜案了。

民间至今还在流传，张宗禹确实没有战死。后来或者出家为僧，也有可能落难到了孔家庄。＇3＇

左宗棠的举报，看准事实，认死理，死较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都在那里。

这种性格好还是坏，福还是祸？左宗棠自己不会去考虑。

与认死理、死较真风格对应的，是他的刚正、直率、敢担当的性格。易中天曾提出“性格互补结构”概念，认为湖南人“霸蛮”，必然有“灵泛”补充。性格矛盾对立、相互转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

左宗棠因为这种性格，得罪了李鸿章，也得罪了曾国藩，还得罪过许多朋友。可也有人喜欢：陶澍临死前与他“结亲托孤”，看中的是他这点；林则徐对他“事业托孤”，还是看重他这一点。

现在，慈禧太后也发现了他这个性格。

清廷国防正危机四伏，“少争论”、“不争论”需求强烈，朝廷不允许重臣左宗棠与李鸿章把大量时间花在空口辩论上。大敌临头，大事在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但在封建集权社会，“不争论”首先得靠一个实权人物来平息。

已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眼光与判断，变得重要起来。

海防，还是塞防？到底起用左宗棠，还是听信李鸿章？

她要二选一。

西北危急

中国海防与塞防同时出现了大危机。

左宗棠知道，要破解这个危机，首先得弄清楚：这些危机，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东南沿海的危机，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处心积虑。

1609年，萨摩藩发动了侵略琉球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琉球王国，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的几个岛屿全部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