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远人荒，交通不便，军需物资赶不及，常年闹粮荒。但左宗棠对军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绝对做到对百姓秋毫不犯。面对军心乱动，他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保证军纪。
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校在酒泉南门，实在饿不过，就抢了一个妇女卖的“甜米黄”吃。＇4＇
妇女大哭，正在出营巡视的左宗棠听到了，闻声赶来。问明原由，左宗棠马上命令军队集合起来，要妇女当面指认。妇女逐一验看，果然认出抢“甜米黄”的小校。
左宗棠提醒她：你不会认错吧？
妇女狠命地点头，不会错，就是他！
左宗棠叫来刀斧手，将小校绑了，剖开肚子看证据，果然发现“甜米黄”。左宗棠一声令下，刀斧手当即斩首示众。
从此，西征军里再没有抢夺老百姓的事情发生。
新疆大漠，军粮的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左宗棠年轻时在湘阴做“湘上农人”时发明的科学种田技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他在哈密实现屯田制度，规定士兵战斗时就做军人，战场下来就做农民。这种农民具体怎么做？那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不是农业专家，根本没办法来指导。左宗棠对中国农业研究的时代水平，相当于今天中国的袁隆平。他不但可以内行领导内行，而且还可以内行指导外行，凭个人早年的学识，改变新疆的面貌。
《左宗棠全集》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左宗棠当年具体的做法：
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zhōu，救济）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马上可以开打了吧？
还不行。
天下大事，千头万绪，要万事俱备，不欠东风。组织人马、训练士兵、安排军事、粮食，这些繁杂的具体事务，才完成了茫茫大事中的一件。
老大难的事情，在后头等着。
内辩外攻
收复新疆，属国家大事；中俄国际战争，属于天下大事。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处理大事的方法，首先得在宏观上做划分。
左宗棠运用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方法，对西征新疆这项庞大的工程，作了理性的分析与周密的规划。他明白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政治问题，二是军事问题。要处理好两种关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
无论问题还是关系，一切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的问题。而人的所有问题，无非是人心问题。怎么消化问题，处理好关系，幕后工作做得是否扎实、到位，就成了能不能收回的关键。
这需要先从解决人心入手。
左宗棠清楚地知道，组建西征军，对士兵练心、练胆、练战技，还只解决了微观问题上的内部问题。
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左宗棠脑海里在反复斟酌朝廷内部关系。要处理好的至少还有：
一、海防派与塞防派怎么在争斗中保持合作？
二、塞防派怎么将自己一方的观点，通过行动与奏折，跟朝廷沟通到位？
三、在塞防派的内部，通过什么来凝聚人心，形成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
在如此之多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与关系中，左宗棠需要理出一根主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确定的原则，是“内辩外攻”。
为什么是“内辩”而不是“内斗”？因为内部问题，说到最后都是自家的问题，将对方斗得越惨，自己受到的拖累也会越大。塞防派虽然已经在行动上大胜海防派，但两派的利益，说白了都是国家利益。中国人内部的事情，除了合作，还是合作。如果内部不合作，左宗棠成了“光杆统帅”。没钱没粮，没法包打天下。
但跟政敌怎么合作？
最好还是用辩驳的手段，从观点上去赢得对手，堵住政敌的嘴，赢来做事机会。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还在千方百计地考虑怎么拆台。
左宗棠既已出征，马上面对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从哪里来？只能从海防派那里来。
左宗棠做过统计，收复新疆，一年需要的白银开支，在800万两左右。但朝廷的国库，早已空虚，每年名义上可拨下500万两，而实际到账只有200万两。
亏欠如此之多，左宗棠只有向朝廷求助。但中国商人哪里凑得齐这笔巨款？左宗棠想到，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曾有过向洋商借款的办法，他请求朝廷允许自己按照沈葆桢之前筹备海防时的方法，筹借洋款1000万两，每年付洋商8厘利息。
清廷既然充分相信、并且全权委托左宗棠收复新疆，当然不会再打折扣，答应下来。但国家内部钱财已经被贪污腐败掠夺一空，外部存款已经被列强强权压榨干净，政府的钱库里也没有余钱。朝廷只好要沈葆桢“代为筹借”。
不说还好，这下又捅到了旧伤口。
沈葆桢本来是反对塞防的。他再次气愤起来：是你左宗棠要去收复新疆，我一直就没同意过，现在好了，你做事，我借钱。你会帮助自己反对的人，援助自己反对的事情吗？不会。对不住，我也不会。
沈葆桢不但不愿意“代为筹借”，反而又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算起了旧账。他找出新的理由，认为赶紧放弃新疆才是上策。趁现在没开打，放弃还来得及：新疆广袤万里，一二年也平定不了，即使收复，与强俄为邻，今后朝廷麻烦可多了。借洋款要海关担保，海关应接不暇。西陲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也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责各省接济吗？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又无可担保了。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这哪能忍心！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逆潮流反对，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与李鸿章私交很深，从同学到同事到同僚，都在一条船上，当然要继续帮李鸿章说话；二是沈葆桢在私利上考虑：只有朝廷同意加强海防，才会重点投入和关注，自己的政绩才可以瞩目，官才越做越大，油水才越来越多，官场网络才越结越广。
沈葆桢当然清楚自己现在怎么做。至于千百年后中国会怎样？天下、国家、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既大又遥远，他为什么要考虑？
沈葆桢这种清廷精英不自觉地混同于平民，国家与社会的希望又见灰暗。
沈葆桢一唱反调，李鸿章马上唱和。为了保证沈葆桢不会“代为筹借”，他马上写信支持，并表明观点：一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二说左宗棠老谋深算，向洋商借款数目巨大，为何自己不出面，却让别人“代为筹借，能不另有所谋？”
李鸿章知道，收复新疆现在已经符合“政治正确”，很难攻倒，他决定到左宗棠个人身上来找理由。“豪举”是典型的皮里阳秋，讽刺语气；“老谋深算”则是躲在左宗棠身后，闻他身上有没有曹操的奸雄气味。
左宗棠已经64岁了，垂垂老年，听到这些攻击，不生气了。他说：要做成一件大好事，怎么能没有人反对？好事多磨么！随别人猜。
根据“内辩”的定位，左宗棠不能将关系搞砸，怎么办？
他决定妥协，主动来缓和与李鸿章们的冲突。上奏折将借洋款的数量，从1000万两缩减为400万两。左宗棠明白，政治上的事情，不能空谈理想，得注重现实；现实筹钱困难，自己就得妥协。对内，左宗棠并不是不妥协的人。
左宗棠这样一心为国家着想，能省则省，委曲求全，没想到慈禧太后不干了。她说：左宗棠真为朝廷着想，也不能太难为他，那400万两也太少了吧？
慈禧一语定音，1000万两就这样定了下来。关键时候，慈禧还是拿得出气魄。
李鸿章气急败坏，马上找到军机大臣文祥质问：国家财政空虚，海防需大量银子，如今银子被塞防用了，还准左宗棠借洋款，要知道西征是个无底洞，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文祥很简单地回答他：左宗棠不是一个奢侈的人，他每天都住在西北大漠的营帐里办公，一个花甲老人经常吃红薯、嚼杂粮，一顿饭最多不过一片猪肉，已经很不容易。而且，作为掌握国家命运、为民做主的重臣，应从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要以大局为重，从长计议，才能获得后人的赞许和尊敬，绝不能从门阀利益着眼，更不能形成宗派。
牢骚发了没人听，反被文祥指桑骂槐、狠狠教育了一顿，李鸿章回家独自生闷气去了。
但洋款不好借，它事实上也一直是左宗棠的一块心病。
尽管政府批了，左宗棠依然节俭，又推迟一年才借，以减少利息。＇5＇
这段筹借洋款来解决边防危机的历史，不但在当时，就在后世，也引起了诸多非议。但研究左宗棠的专家，都倾向于支持与赞同。杨东梁就认为借比不借好，理由是：一、这与那种附加了政治条件、损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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