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钱，这次去多少留下几个钱给后人吃饭，也是为国操劳，留点余荫。你听懂了么？”
清朝共设有八大总督，有两个最为显要，一是直隶，二是两江。直隶总督是权把子，两江总督是钱袋子。让左宗棠告别陕甘总督的清贫，去富裕的江浙地方做官捞笔钱，也算朝廷对他的恩赐。
走马上任之前，清廷赏假两个月回籍省墓。1881年10月28日，朝廷正式发布任命。11月，左宗棠从北京起程，先回到长沙司马桥左公馆，与家人团聚。1882年1月21日，左宗棠从长沙携全家回到湘阴柳庄。
别梦依稀，故园39年前，柳庄仿诸葛亮南阳故居的模样还在。左宗棠想起青年时代以当代诸葛亮自称的日子，看着自己手书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对联，想起自己说出的“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70年来的艰难时岁，如今历历都成过往，不禁会心一笑。
他得准备去两江总督赴任了。陶澍58岁时预言自己将坐这个位置，不想在自己70岁时真兑现了。
清廷让他去两江，一个目的，是为了让他去富裕的地方多捞点钱。这说明，左宗棠身上依然没有钱。
左宗棠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1＇ 1877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兰州通远门外（今兰州第一中学校址）创办。从德国买进的全套机器，是甘肃第一家毛纺织厂。毛纺厂总投资301312两白银，建有厂房三排。开工后聘请了德国专家来兰州安装调试设备，进行技术指导。1880年9月正式开工，织机只投入10台，日产成品呢8匹（长50尺，宽5尺）。1934年9月，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拨款30万元，工厂又复工生产，主要产品是呢毯，供应西北各地军需。1938年国民党军政部租用该厂，改组为军政部兰州织呢分厂，以生产军毯为主。
＇2＇ 甘肃与陕西本为一省，省会在西安，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单独成省，辖今甘肃全省、宁夏全区、青海河湟地区，新疆乌鲁木齐、哈密一带。但乡试却没有分开，两省士子仍合闱，同在西安参试。甘肃离西安路途遥远，最近几百里，最远几千里。来回一趟，多则几个月，所需经费也成倍增长，致使许多学子饮恨寒窗，无缘会试，甘肃文化教育事业也因此而日见衰落。左宗棠认为陇右僻远，文化落后，“合闱”不利甘肃士子。为方便甘肃考生，发展甘肃文化教育事业，振兴西北经济，左宗棠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力奏朝廷，陕甘必须分闱，这一年冬，清廷准请。
＇3＇ 封建帝国时代，自有宰相一职，中国最早实行的是“宰相实权”制度，但皇帝很快发现，自己被宰相架空，形成了“虚君实相”，堂堂天子成了摆设。于是从唐朝往后，皇帝们开始挖空心思，怎么将下放给宰相的权力收回来。
内阁说白了是对宰相的分权，相当于将一个宰相分成许多个宰相。这个制度最早设立于明朝，共设有6个级别，分别为“四殿、两阁”。两阁即“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统称“殿阁大学士”。清大学士分“三殿三阁”，官阶为正一品，地位高于明代。
＇4＇ 1864年，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被同治皇帝诏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封太子太保衔。
＇5＇ 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军在西北与准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始设军机房。清乾隆即位后，改称总理处，1738年始名军机处，办公地点设在乾清门西边。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无定额，均为兼职。军机大臣由皇帝亲信的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军机处职能原为承命拟旨，参与军务，随着时间推移，军机处已不再是单纯的军事机构，逐渐演变为清代全国政令的策源地和统治中心，其地位远高于国家行政中枢的内阁。军机大臣少则三四人，多则六七人，被称为“枢臣”。军机大臣取代内阁大学士成为清朝事实上的宰相。
＇6＇ 对于朝廷内的官员，左宗棠无疑替他们说出了心里话，做出了想做的事，叫人拍手称快。在今天，我们仍呼吁、渴望出现这样的官员，并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官员，就可以全面杜绝腐败现象。
＇7＇ 雍正改革可以概括为“新8条”：一是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二是“摊丁入亩，地丁合一”，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三是清理国家财政钱粮亏空，以铁的手腕把侵吞的库银收回来；四是建立“会考府”，审核钱粮奏销；五是开放洋禁，发展海外贸易；六是“改土归流”，进行民族区域的地方行政改革；七是废除贱籍、酷刑，实行社会改革；八是创立军机处，加快改革步伐。
＇8＇ 因为帝国制度下的集权，国家一旦有钱，除了穷兵黩武，对外搞权力扩张，还真不知道怎么花。因为对内为民生谋幸福，从来就不是帝国目标。这正是“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分水岭：君主政权里，天下人都是皇帝个人的私人财产；民主政权中，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产。在前一种政权里，没有基本人权的老百姓，事实都是皇帝用来享乐的工具，皇帝当然不会牺牲享乐，为自己的“工具”谋幸福。所以到了乾隆一朝，尽管反腐的条条框框，限制了官僚集团的手脚，但国家赚来的钱又锁着发霉，弄得官僚集团贪欲被禁，节衣缩食，“幸福指数”直线下降，终于全体反对，搞不下去了。
＇9＇ 左宗棠娶了周诒端，关系毕生不错。也许他太爱又太尊重妻子，甚至始终没有娶小老婆的想法，娶张夫人是因周夫人没生下男孩子，怕断绝香火才建议促成。如今，章夫人又是在前两位夫人亡故的情况下，才许配的。
左宗棠这就叫“君子爱色，爱之有道”。早年在陶家开馆设徒，陶澍还有6个年轻漂亮的小老婆在守节，有细心的研究者指出，左宗棠并没有跟他的“女亲家”们闹出绯闻来，他坚定地守住了道德底线，超越底线的事情绝对不做。
第十六章 粪土千金
商督商办
1882年1月27日，左宗棠从柳庄出发，14天后，到达南京市江宁区，正式出任两江总督。
在古稀之年，终于可以来放手建设，左宗棠一上任就全身心投入进去。2月阅兵过后，他就开始考察南运河堤工。
亲身调查运河堤工、民堰、礼河大坝、淮河水利，他发现两江的开发建设，最重要的就是朱家山、赤山湖两处工程。
朱家山地处滁州、来安、全椒、江浦、六合5个地方的中心，漂水、上元、江宁三线贯通，修好了它，干旱水溢之地“圩田均受其利，亦可免漂没人畜庐舍之惨，而粮船、货船可由内河而行，不必再犯大江风涛，尤属民商两便”。
在朱家山兴修水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雍正、乾隆、嘉庆三代，总督专门讨论过开发，都因工程过大、预算过巨，中途而废。
左宗棠喜欢挑战难事，也不管自己已是古稀老人，铁下心来，霸蛮也要办成。他确定项目后，多次亲临现场勘验，找到了打通的方法，“计朱家山自开工以来，届今两易寒暑，乃得以告竣，统计各处工程，以言里数，朱家山工程绵延一百二十余里。”
从1882年2月上任，到1884年3月卸任，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年。两年内，他集中精力做了四个方面的事：兴修水利、整顿海防、开发矿业、兴办洋务。＇1＇
从1866年筹划福州船政局起，左宗棠办洋务已经有16个年头了。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发展，弊病这时开始显露出来：国家所有制与私人产权发生激烈的冲突。
16年来，洋务运动在全国陆续兴起，模式一直是“官办”。用今天话说，政府办企业。这个模式利少弊多，左宗棠发现弊病主要是“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
怎么克服“国办企业”产品毛糙、生产出来还要赔本的弊端呢？
左宗棠找原因，发现是产权不清所致。他从理论上先分清国家、私人、洋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结论是：“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民利仍还之民”。左宗棠下令放权：商业的事情，商人自己说了算。
在实施中怎么保证商人独立自主，商人利益归商人，而不被国家剥夺？左宗棠的方法，是在体制中做变通。1882年，他奏请朝廷批准创办利国驿煤矿，该矿名义上仍是“官督商办”，实际上已是“商督商办”，股东有了基本的独立自主权。＇2＇
利国驿煤矿办后赢利，左宗棠将成功的经验推广。
1885年，左宗棠在督办福建军务期间，还向朝廷上折，建议中国学习西方制糖技术建厂，左宗棠建议，将企业全部由“官办”转轨成“商办”。
他鼓励民间自己开办新式企业，从这里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振兴国家经济的希望：如果政府不去自己办企业，只负责鼓励老百姓多赚钱，老百姓必然对有钱的商人心生羡慕（“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老百姓纷纷去从事经商活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家致富了，政府通过税收杠杆，不要搭进成本，还可以收取商业税。这大大节省了“官督商办”模式中政府派官员去企业支付的管理成本。（“官本既还，只收税课，不必派员管厂。”）
左宗棠从18岁自学经世致用学问，又没有任何体制内教育经验束缚思维，以旁观者的眼光，对比中西差别，他一眼就看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源，出在中国文化身上：
中国人将智慧都消耗在四书、五经、八股这些大而无当的虚空学问上，外国人的聪明都落到了科学与技术构建起来的经济实体方面（“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人将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根本，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末等小事，外国人则不然，他们推崇科学技术，看轻伦理道德。（“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中国文化一味追求务虚，导致近代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