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 第63部分

但咸丰皇帝曾有过规定：文武大臣阵亡或在军营中积劳成疾，或者一生的武功并没有成功的人，不能谥号“文襄”。左宗棠收复新疆武功大成，但保卫大西南却事功未成。

慈禧太后明白，左宗棠对朝廷功劳巨大，自己不能在谥号上小气，这样对不起左宗棠，于是又问：本朝得到过“文襄”谥号的有哪些人？回答有靳辅。

问：靳辅有武功吗？答：靳辅是治河名臣，他花去30年时间治理河水，最后病死在任上。康熙皇帝认为他治河就等于在中国开辟了新的疆土，所以特别关照。

慈禧太后说：要说开辟疆土，左宗棠才完全称得上。看来，也只有“文襄”两个字，才配得上左宗棠，就这么定了。

慈禧太后一锤定音，“左文襄公”从此作为左宗棠的谥号，流传下来。

这个谥号，核心是“襄”字。襄的含义，一是帮助，二是同“攘”，扫除，三是完成。

“左文襄公”四个字的含义是：左宗棠以文臣身份，帮助清政府用武力戡平叛乱，赶走侵略者，实现国家统一。

作为官样头衔，从朝廷角度去看，这大致不差。左宗棠以事功著称，他的角色定位，是给朝廷“帮忙”。也正是一个“襄”字，将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区分开来。

曾国藩、李鸿章同是进士出身，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朝廷的人，是体制内人。他们的人生，与朝廷完全融为一体。曾国藩谥号“曾文正公”，李鸿章谥号“李文忠公”，无论文正，还是文忠，在封建时代，他们代表朝廷，某些时候，他们就是朝廷。

但左宗棠就不同。他48岁前，流落民间，是“湘上农人”，江湖人士。入幕期间，也是以完全独立的身份，与政府合作。48岁后，他正式进入体制，这段时间，作为高官，他的身份与曾国藩、李鸿章才没有区别。

但做官员时，他面对的事情、行事的方法，与曾国藩、李鸿章大相径庭。曾国藩一生事功，是以体制内的“教育部副部长”身份，号召湖南底层农民、落魄书生，组织起来，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李鸿章与曾国藩类似，他组织淮河农民、书生，多了平捻、定回的功劳。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只是曾国藩的帮手，他一生中真正独立操办的大事，只有一件，收回新疆160万平方公里领土。

曾国藩与李鸿章打的主要是内战，左宗棠主要打外战，尤其最后两年与法军开战，是纯粹的国际战争。曾国藩与李鸿章属“内战高手”，左宗棠则是“外战英雄”。

即使在战争时期，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曾、李落在政治运筹，倾向于卫道；左宗棠落在办事，倾向于建设。

洋务运动的大潮中，左宗棠走在最前列。在福建时他创办过福州船政局，成为中国海军事业的奠基人；在陕甘时则创办过甘肃织呢总局，这是中国西北第一家工业织布厂，也算是开发大西北的先声。

左宗棠考虑国防建设，呼吁在新疆建省。战争之外，他在新疆设置开科取士的机构，不打仗的时间，不是屯田，就在种树。在新疆时，仿照在柳庄时种柳树的经验，在新疆种下了槐树、杨树、榆树、柳树。其中柳树最多，绵延千公里，数以千万计。

这无意中也成了左宗棠人生成功的一笔。1879年，接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应在肃州大营的左宗棠之约，“自泾州以西至玉关，夹道种柳，连续数千里，绿如帏幄”，被左宗棠史无前例的美丽生态建设所感奋，当作功被千秋、泽及万代的大事，写下七绝《恭诵左公西行甘棠》来感叹：“上相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4＇

历史上，习惯将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名臣”，这种笼统的归类划分，模糊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左宗棠着眼于经世致用办大事，处江湖之远时有慈善行动，以身作则去建设；居庙堂之高时利用手中权力搞生态建设，治理河道，办理洋务实业。

连政敌李鸿章写挽联时都说：“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kūn，光明）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后句评价十分到位：左宗棠处理国内事情，显的是“文”，菩萨心肠；处理国际争端，用的是“武”，霹雳手段。其实，前一句并不对，李鸿章名义上是夸，是借左宗棠在自我安慰。左宗棠每次力主外战，他总是缩在幕后“和戎”，喊暂停、拖后腿，左宗棠怎么可能还“知”他？

尤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有根本区别。

曾国藩、李鸿章一生主张“和戎”。面对外国人的侵略，他们习惯性牺牲中国人利益，充当和事佬。“天津教案”中，明明是外国传教士涉嫌绑架中国孩童，天津民众觉醒后才起来抗议，集结攻击法国教会机构。曾国藩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民意，向英法俄提要求，当作外事处理。但没想到他所谓的代表朝廷，用权力镇压内事的习惯性方法，反过来处死中国带头冲击教堂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还赔偿46万两白银，派崇厚出使法国，专门去道歉。

曾国藩对内残忍，对外仁慈，处理外事无法服众，导致民怨沸腾。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色厉内荏无力压住。朝廷想到派李鸿章接替。

曾国藩问学生李鸿章：“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

李鸿章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他们都以屠杀本国民众来儆尤，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试图借这种方法给外国人面子，以平息事端。全不想，外国人关心的是“艺事”，注重的是法律条文，而不在乎“义理”、面子。

比如，李鸿章割让台湾时，日本谈判官伊藤博文催索，他居然说：“反正台湾已经是贵国嘴里的肉了，何必着急在这一刻呢？”

伊藤博文当即回答：“饿极了，得马上吞进肚里！”

李鸿章处理外事，总以牺牲中国利益，以和为贵，因而落得“裱糊匠”的称号。

左宗棠恰恰“平生最恨是和戎”！

左宗棠不但战场上凭气魄与实力打败了俄、法的挑战，打出了中国人的骨气，争来了国家利益，就是在日常工作中，同样敢与外国人正面硬碰硬。

1882年4月，身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去上海检查工作，要进上海租界。根据外国人的规定，中国人要进入租界，得去工部局先领到“照会”证。左宗棠听后当场大怒，痛骂：上海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外国人只是租借一下，中国军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走，哪里需要什么狗屁“照会”？当即命令亲兵，子弹上膛，大刀开路，只要有外国人阻拦，格杀勿论！

左宗棠这样锋芒毕露，剑拔弩张，没有挑起事端，反赢来外国人的妥协与尊重。他们不但撤销阻拦，沿路还毕恭毕敬。后来左宗棠又来过三次，外国人见左宗棠一到，主动将租界旗换成中国龙旗（清朝及以前，中国无国旗，统一用龙旗当作国旗），派兵警执鞭为他开道，发礼炮十三响，以主人身份迎接左宗棠。

左宗棠长年与外国人打交道，实践总结出一套经验。他说，我们与西方人争论一个事情，自己一定得事先将合同条款看明白，站定自己的立场，才开始去争取。自己道理站得正，就不妨笔直将道理全摆出来，但责问对方时却留点余地，不要将他们逼进死胡同，西方人知道理亏，一定会妥协。再就着他的妥协去谈，他们就会按你的来，这样就没有谈不成的事（“俾其有机可转，自无不了之事。”）。

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他们会误会你中计上当了，反而得理不饶人，将你往绝路上逼（“若一意随和，彼自谓得计，反滋论端矣。”）。外国人的性情，“欺弱畏强，喜直忌曲”，中国人与他们交往，自己先要表现出强大，他们就已经打心眼里佩服；我们再表现率性、直接，他们对我们就心悦诚服了（我真自强，彼心已折；我只率直，彼亦心悦而服之矣）。＇5＇

可见左宗棠对外虽然强硬，但不是蛮干，而是有礼、有利、有节。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代表国家，他只是强调坚持独立性，以独立身份，追求己方分内应得的东西，取得己方实在的体面与尊严。而曾国藩、李鸿章，恰恰坏在丧失个体独立性，“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只知道附和西方人”。

因为左宗棠主持对俄战争取得巨大胜利，美国作家、《左宗棠传》作者贝尔斯说，有清一代，“这是自乾隆皇帝以来中国军队享有的最壮伟的功绩”。事实上，早在左宗棠收回喀什时，清廷就面临如何奖赏的问题。有大臣建议封王；而恭亲王建议封公。因为朝廷内外都看到了，左宗棠的事功已经超过曾国藩。慈禧将这两种意见都否定了。她的理由是，本朝之内，任何人得到超过曾国藩的封赏都不合适。

慈禧心有难言之隐。太平天国横扫清廷时，她曾许下承诺：谁取下南京，就封他为王。曾国藩梦想做王，从此坚决拒绝左宗棠与李鸿章派兵来南京援助，只让他们在各地转打攻坚战。经过曾国藩一番精心构思，弟弟曾国荃在他的直接指挥下率兵攻克清廷的面子工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不想慈禧最后食言了，曾国藩只获得一等勇毅侯。慈禧已经食言而错，干脆一错再错：封左宗棠为侯，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侯，加起来等于一个王。

慈禧不放开奖赏左宗棠，让左宗棠超过曾国藩，表面看，是左宗棠做官缘于曾国藩的推荐，深层原因，还在于集权帝国绕不过一个逻辑：左宗棠收复新疆，影响力再大，也是民族性、历史性的；曾国藩攻克南京，则是国家意义上的，至少曾国藩名义上挽救了清王朝。

根据帝国逻辑，挽救国家、政府比外争族权、强盛民族重要。清廷代表国家、政府，皇帝就是国家、政府；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