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考纳斯，尽管北约的情报系统明确了这一调动。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其高层的充分重视，毕竟考纳斯是苏联第7近卫空降师的驻地，如果苏联方面有意用空降部队入侵英伦三岛的话，作为陆路交通枢纽的考纳斯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前进基地，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之下，华约的另几支空降部队随后陆续抵达那里也就不足为奇了。
波兰人民军的第6“波美拉尼亚”空降师、捷克斯洛伐克的第22特种空降旅、保加利亚人民军的第1空中突击旅、罗马尼亚的第161空降团以及匈牙利的第37空中突击营先后出现在考纳斯地区。在那里他们开始与苏联第7近卫空降师协同训练，并多次进行打乱编制的联合军事演习。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向北约方面证实，莫斯科正在集结其手中所有的空降兵力，正需要如此之多的伞兵的战场似乎只有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根据五角大楼的推算，苏联方面很可能将华约方面约2个半师的空降部队和苏联第7近卫空降师组成一个空降集团军，在欧洲大陆以地面部队向北约施加持续压力的同时，以“闪电战”的模式空降英国本土。显然华约部队那种规模较小、但相对独立的空降部队更适合执行第一波次的行动中夺取英国南部那些分散的机场和港口的任务。
而一旦第一波空降成功，苏联方面再将部署在莫斯科周边的第76、第98、第106近卫空降师投入战场，那么以英国本土的驻军规模来看，伦敦方面很可能无法抵挡住最初但也是最为可怕的攻势。希特勒一直魂牵梦萦的“海狮计划”将可能在克里姆林宫的手中化为现实。
而民主德国第5集团军其他部队的动员速度却显得相对较慢，直到1984年4月底，第9坦克师的一个补充摩托化步兵团才基本完成扩编和训练正式加入战斗序列，第1和第8摩托化步兵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这2个师直到5月中旬才扩充到1。5万人的满员状态。
而比起兵员来，第5集团军的装备情况似乎更为糟糕。根据北约方面截获的民主德国人民军的内部通讯来看，该集团军3个主力师的坦克和装甲运输车缺编严重，以第1摩托化步兵师所属的第1“汉斯？拜姆勒”摩托化步兵团为例，该团所拥有的40辆T－55型主战坦克之中仅有15辆“可以使用”，而101辆BTR－70型装甲输送车中则有超过2/3以上“情况不佳”。北约方面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毕竟在他们眼中东方阵营之中由于大量使用的征召来的义务兵，对于技术兵器的保养和使用均无法与西方国家的职业兵员相提并论。
但事实上这一情况，除了是华约方面欺敌计划的组成部分外，其背后来还有更为繁复的原因。根据华约联盟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的计划，民主德国人民军第5集团军将只抽调3个主力师前往中国战场，而原先隶属于该集团军的第19和第20预备役摩托化步兵师则将继续留在德国本土，充当战略预备队。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为了加强这两个平时仅有3千余人的动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了减轻庞大地面部队开进的运输压力，第5集团军3个主力师将更保留三分之二以上的技术兵器在国内，并将其移交给动员起来的预备役部队，而这些技术装备的缺口将在东进的途中由苏联方面给予补足。而一作法事实上也是为了提升这些华约部队的战斗力，毕竟与一线的苏联精锐部队相比，华约组织的地面部队所装备的武器仍存在着一代左右的差距。
除了民主德国人民军的第5集团军之外，第一批开进中国战场的华约组织军队还有波兰人民军第1集团军、捷克斯洛伐克的第4集团军，这3个集团军分别于1984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中旬抵达苏联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首府―明斯克附近，在其该共和国西北部的丘陵和湖泊地带与苏联军队展开了为期15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北约方面得到的情报是苏联方面有意将这3个集团军用于黑海和外高加索地区。当然这同样只是用于欺骗的烟雾。因为几个月之后这些部队便出现在了远东的战场之上。
但是华约组织参与中、苏战争的时间并非如西方所描述的那样迟缓，事实上华约组织先后组建了两支联合武装力量。一支是联合武装部队，由各成员国拨出一部分军队联合组成，其中波兰2个师，匈亚利4个师，捷克斯洛伐克8个师，民主德国6个师，保加利亚3个师，苏联若干个师。
另一支是“一体化”部队，是在70年代苏联推行军事“一体化”后，在联合武装部队之外，由苏联与波、匈、捷、保、民主德国的一部分军队组成的，直接由华约武装部队司令部指挥。而这支部队的主力已从陆军发展到海、空军，包括苏、保黑海联合舰队，苏、波、东德波罗的海联合舰队，苏、波、捷、匈、保、民主德国“一体化”空军和波、捷、匈、东德“一体化”空军。而在中、苏战争爆发之前，华约的一体化空军便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其中华约组织的空中运输能力更是为莫斯科所借用，投入到了对北京的战略空降之中。
一、佐竹佑野
十年之前的佐竹佑野有一个很传统甚至可以说是很普通的中国名字―李洪。这个名字伴随了出生于1945年初的辽宁省通化市的他27年。直到1972年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中国的他，才从欣喜若狂的父母口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竟然是一个自己小时候一直引以反面人物代名词的“日本鬼子”。在抚养他多年的养父母眼中，自己的孩子可以走出国门，去往那个无比繁华的国度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却完全忽视了佐竹佑野内心的激荡。
一个已经快到而立之年的大男人却被打上了迟来了近30年的“残留孤儿”的标签，被送回到了他根本不曾生活过的故土。而在开往名古屋的船上，他结识了更多与他有着同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残留孤儿，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侵略者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并被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
这是一个带着浓厚悲剧性色彩特殊群体，悲剧几乎贯穿了他们的整个生命轨迹。当他们还是懵懂无知的稚儿，在日本政府的鼓动之下，就随父母作为“满蒙开拓团”的成员来到或出生在遥远而自然条件严酷的中国东北。而当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日本帝国土崩瓦解之时，他们却又成了天皇的弃民，当时这群幼小病弱的孩子，在严寒、饥饿和疾病困扰的逃亡之旅中，被无奈的父母抛弃在了当地，彻底成了战争的牺牲品。
好在不幸中的万幸，他们遇上了善良宽厚的中国人，出于好生之德和怜悯之心，中国父母收养了这群日本残留孤儿，他们才能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逐渐茁壮的成长了起来。而随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直被忽略遗忘的残留孤儿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
在中日国政府和一些民间团体的共同努力下，这些残留孤儿们终于盼来了重返故土和亲人团聚的机会，可正当他们兴高采烈，以为幸运之门从此向他们打开的时候，命运又似开玩笑地泼了他们一头冷水，日本社会并没有像残留孤儿自己期盼地那样展开双臂接受他们，他们的归国之旅充满了各种困难。
在佐竹佑野所在的第一批残留孤儿访日寻亲团的成员中，有很多人没有如愿以偿地见到自己的亲人，而是趴在南日本的土地上失声痛哭，他们以为自己的父母一定是不在人世所以无法前来和他们相认，但是站在一旁的厚生省官员心里虽然充满同情，却不敢告诉这些残留孤儿其实他们的父母还活在人世。
事后佐竹佑野才通过其他的途径得知，早在寻亲团来日本之前，南日本政府厚生省的官员们便曾给他们的家兔打去电话，但是却听到了许多出人意料的回答：“你们不要管我们家的闲事了，在我们心里，早当这个孩子已经死了，户籍也取消了，根本没有见面的必要了！”原来有不少残留孤儿的父母已经再婚，重新组织了家庭，不方便和残留孤儿相认。而有的残留孤儿的母亲回国之后，向亲人隐瞒了丢弃孩子的真相，不愿意面对过去，打破现有平静的生活。还有人由于各种其他原因不愿与残留孤儿相认。
而佐竹佑野所面对的情况却要更为复杂一下，他的父亲佐竹安雄本是家里的长男。身为日本陆军中尉的他曾是家族的骄傲，而佐竹家的亲友之所以拜托南日本政府寻觅在大陆战场上失踪的佐竹安雄其实只不过是为了能够领取南日本政府发给军人遗属的“军人恩给”而已，谁想到钱没到手，反而找回来一个拥有继承权的家族长子嫡孙来。
“我们不同意你回来定居。回到日本，你怎么找饭吃？我身体不好，最近连走路都困难。你回国什么也不能干，我不许你依靠亲戚，我的面子是不能随便被损伤的。你即使下了决心回来，也要住得离我们远一点，请在九州、四国等远的地方住，不要在亲戚面前出现第二次。”这就是佐竹佑野艰难的在神户附近找到自己的“家族”之时，所遭到的所谓“族长”―自己的亲叔叔的“热情迎接”。
不过由于受到了媒体关注和邻居的讽刺，佐竹佑野的叔叔还是出任了他的身份担保人，让他得以从当地的役所领取到了户籍滕本。相比同船的那些由于投亲无门而最终不得不返回到中国的同伴。佐竹佑野可以说是相对幸运的。但是回到南日本的他不仅和亲属的关系渐行渐远，和周围的普通日本人也存在很大的隔阂，物欲横流的南日本人对回国残留孤儿的评价不高，认为他们不懂礼貌、不努力、散漫不懂规矩。
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佐竹佑野只能在名古屋从事一些低收入、低技能的体力劳动。仰望着那一片耀眼的霓虹，佐竹佑野曾无数次的在内心深处疯狂的呐喊。但是这种失衡的心理和被“剥夺感”什么也无法改变。他仍继续着日复一日的象老鼠一般生活在南日本社会的边缘地带。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