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力量，但是面对着一个近20年都处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取得胜利。那么惟有在第一时间便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打击，一举摧毁对方的指挥中枢。
出其不意是所有进攻者都梦寐以求的状态，但却也是最难以实现的。为了麻痹中国，在尽可能以各种隐蔽的方式向远东投送力量的同时。莫斯科还频频向中国递出“橄榄枝”。就在中国对悍然入侵柬埔寨和频繁在两国边境上制造摩擦和挑起事端的河内政府展开自卫反击作战之后，苏联政府却似乎突然对改善两国关系有了兴趣。
虽然此前中苏关系在表面的冰冻之下并非没有突破。如1970年双方互派大使，改变了长期以来两国外交关系仅是代办级的不正常局面；再如1977年中国外长黄华到苏联驻华使馆参加十月革命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是1969年以来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出席苏方的纪念活动。但是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并未发生大的改变。因此，两国之间虽有火车相通、飞机相连，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鲜有往来。整个1970年年代，中苏贸易额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只有0。4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左右。与此相比，中日同期的贸易额为1000亿美元，中美的贸易额为550亿美元。
甚至连197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后，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曾经约见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交给他一封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致华国锋主席的贺电，内称：“当您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际，请接受我的祝贺。”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代办处只能向伊利切夫表示：“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封电报。因为正如您所知道的，我们两党之间没有关系。”可以说，当时的中苏关系已经跌入了最低谷。
但是从1979年9月下旬开始，双方却约定轮流在两国首都举行副外长级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对此公开的解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两国领导人面前，这就是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条约于1950年2月14日签字，4月11日生效，有效期为30年。如果在期满前一年缔约的任何一方不提出终止该条约，则条约将延期5年。也就是说，关于条约的废留，双方至迟要在1979年4月11日前作出决定。
1979年1月，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时，说苏联方面“任何时候都不会撕毁体现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文件”。又说：“我们对于恢复同中国的友好、睦邻的关系看不到有任何客观上的障碍。”不管勃列日涅夫此番讲话的动机如何，是想先声夺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还是为了宣传，借此对中国进行攻击，总之，他把球踢到了中国一边。
1979年4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紧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将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通知苏联方面，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在递交的照会中，还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显然是一个深谋远虑的决定。不再延长早已名存实亡的条约，既尊重了现实，又使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以争得有利地位的企图付之东流；而顺势提出就两国关系举行谈判，则使中国一举掌握了主动权。而苏联的回应并不出乎中国的意料。莫斯科一方面对中国不延长条约的决定进行了指责，另一方面接受了关于谈判的建议。经过磋商，双方确定就国家关系举行副外长级谈判。
事实上从1979年开始，针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以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都已经令苏联军队将“解决中国威胁”和“南下阿富汗”同时提上了议事日程。但是在远东地区的兵力集结和武器换装完成之前，莫斯科仍需要稳住中国一段时间。因此外交上的接触即使不是一种麻痹对手的手段，至少也可以让莫斯科更多的了解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和想法。
而对于中国而言，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有效的削弱了越南主动向自己发动进攻的军事潜力。但是却并未完全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河内政府并没有因为中国在边境地区的自卫反击而从柬埔寨撤军。而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之中中国军队也暴露出种种弱点，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用“人海战术”冲击敌人的阵地；缺乏多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高级参谋人员年龄老化，不愿放弃传统的战争模式：士兵虽然骁勇善战，但对进行一场现代战争毫无准备；中国军队从未真正建立起进攻的理论，虽然能够实现有限的目标，但在重武器装备和用兵理论方面同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等等。这一点与经过30年代的大清洗之后，苏联红军在与芬兰的战争之中所遭遇到的情况颇为类似。
因此从1979年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明显开始重视军队的日常正规化训练，加强基层军官的培养训练，一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石家庄步兵学校鼎盛时期一年毕业近万军官，部队基本上已经停止大量从士兵中选拔军官的做法，而代以从地方高中生选拔军校生，从部队优秀士兵中推荐考试选拔军校生两种途径。军官升任高一级职位必须经过相应军校培训，军官体制的革新带动了军校教育的改革。
新的选拔、培养制度，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极大的加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一批批合格的职业军人充实进来，解放军的战斗力出现了惊人的提升。一支有知识的军队是最令人畏惧的，何况这支部队还保持着勇猛无畏的军人气质。这一点在1981年法卡山、扣林山之战以及1984年4月2日的老山、者阴山之战的边境冲突中都得到了充份的体现，中、越双方在激烈的攻防转圜之中，交换率竟达到了1：10。
但是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成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何况在稳步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仍需要优先发展长期停滞的国民经济。因此尽管意识到莫斯科方面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之上未必有多少诚意。但是1979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苏谈判方案。不过中国领导人依很清醒的提出这次谈判坚持原则，不能示弱。核心问题有两个：苏联从蒙古撤军、不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只有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之间才可以正常的发展双边关系。
虽然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但是不能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改善关系却始终是一个大前提。而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促使苏联采取实际行动消除对中国安全的威胁，在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中方曾经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如苏联把它部署在中苏边界的部队减少到1964年的数量和水平，撤走驻扎在蒙古的部队，停止支持越南反华，履行两国总理在北京会见时达成的谅解。此外，中方还提出了扩大贸易，恢复科技、文化交流，促进人员往来等建议。
但是对于一心只将谈判作为庞大战争准备工作烟雾的苏联方面而言，这些合理性建议却只能是一厢情愿。苏联政府在1979年4月4日的声明中威胁说，“废除这一条约的全部责任应由中国方面承担”。此后，勃列日涅夫又在匈牙利电视台发表谈话，攻击中国“既放弃条约，又说愿意改善关系，这不太一致吧”。与此同时，苏方还企图单方面为谈判划定框框，规定什么可谈，什么不可谈，如：不能谈涉及第三国关系问题，不能谈边境撤军问题，也不能将边界谈判列入莫斯科会谈的日程等等。谈判尚未开始，苏方已为谈判设置了诸多障碍，预示着这一场即将开始的谈判将会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虽然原定1980年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谈判，由于苏联出兵阿富汗而被迫中断。但是双方的关系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回到谈判之前。1982年3月24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他在讲话中仍对中国进行攻击，但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提法；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
而就在这个看似明显的“橄榄枝”的背后是苏联全长4275千米的贝加尔―阿穆尔铁路主体工程的完成。作为苏联从其欧洲部分延伸到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补充，贝阿铁路（俄语缩写为巴姆）西起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泰舍特，经勒拿河畔的乌斯季库特、贝加尔湖北端的下安加尔斯克、赤塔州的恰拉、阿穆尔州的滕达、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州的乌尔加尔、共青城，东至日本海畔的苏维埃港，大体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北侧180－500千米，经三条支线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接。
作为人类首条大范围穿越永久冻土地带的铁路，虽然莫斯科动员了300万士气高昂的共青团员和专业的铁道兵部队，但是从70年代初，组建贝阿铁路建设总局到1982年全线竣工仍耗费了55。3亿卢布、历时八年之久。而修筑这条横跨了11条河流、穿过7条山脊，全线包括8个隧道、142座长度超过100米的桥梁铁路苏联官方所宣称的“减轻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运输负担，开发沿线地区丰富的煤、铜、铁、铅、锌、钼、石棉和森林资源，加强远东区经济和战略地位”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贝阿铁路最初是为了应对中、苏关系紧张而修建的“策略性支线铁路”。当时，苏联政府认为，已通车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距中苏边境过近，如发生战争，这条铁路很容易被“敌方”破坏。所以，苏联决定修建一个距离边境地带远一点的东西伯利亚至太平洋沿岸的铁路“复线”。但是随着这条铁路1983年的全线通车，原本单一路线的西伯利亚铁路终于宛如一条被紧缚住的巨龙伸展了四肢。
虽然由于工程过于艰巨，贝阿铁路初期工程只是部分电气化，要实现最终全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