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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泥足深陷，苏联在全球范围之内由守转攻，汗山山脉这道“最后的防线”也逐渐变成了苏联在蒙古地区攻势部署的起点。数以百计的空军机场、陆军基地、导弹发射阵地在整个7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在蒙古草原之上被建立了起来，起初这些军事设置还主要集中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和与满洲里交接的乔巴山一线，后来逐渐开始向南延伸。到80年代初，苏联军队已经在蒙古与中国直接接壤的南戈壁省和东戈壁省修建了野战机场，从这里即便是苏联空军以及落伍了的苏―17型战斗轰炸机都足以将北京纳入攻击范围。
而在1982年，莫斯科方面突然宣布将“认真考虑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从蒙古撤军的建议”，这貌似是在响应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撤军前提”（苏联军队从蒙古和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不过苏联政府却以保证“未来蒙古有足够能力自卫”为理由加紧向蒙古输出战略物资和国防工业。在蒙古第三大城市，靠近苏蒙边境的达尔汗，在莫斯科的全力支援之下，蒙古政府开始大规模的修建坦克大修厂和飞机检修厂。而更为恐怖的是，在汗山山脉等地的战略物资仓库里，苏联军队开始储备空前数量的军用物资。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获取的情报，截止1984年1月1日，蒙古境内苏联军队已经储备有满足7个合成集团军3个月作战需要的弹药和油料。
显然这根本不是什么和平的诚意，而是一场“减灶增兵”的骗局。而真正图穷匕现的是，1984年3月份，莫斯科方面宣布将在本年度的8月份在蒙古境内举行一场代号为“勃柳赫尔―84”苏蒙联合军事演习。虽然苏蒙两军每年均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演习，但是这一次的规模之大却非比寻常。
虽然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将有15万苏联军队进入蒙古，以测试在苏联军队撤出蒙古之后，该国出现紧急事态时两国的应变能力”。但是从当年的3月份到7月初，苏联军队却总计向蒙古增派了4个合成集团军的兵力，而驻蒙苏联空军所拥有的战斗机数量更从原来的260余架陡然增加到1600余架。如此庞大的兵力集结显然不仅仅只是为了一次演习那么简单。
而随着从北京城内传来的第一声爆炸开始，所有的谜底便得以全部揭开。在苏联空降兵在北京上空跃出机舱的同时，沿着中蒙边境一线部署的苏联陆军也系数进入临战状态，滚滚的装甲洪流将汹涌而下，沿着当年成吉思汗的子孙和驹、犬们的路线，南进扣关，直捣燕幽。
1984年7月28日星期六，蒙古乌兰巴托时间19点15分（同北京时间）。蒙古人民共和国东戈壁省的草原之上曾经照耀大地的浩月和星光此刻都在布置在野战机场四周的强力照明系统的映照之下黯然失色。一架架野战迷彩涂装的苏联前线航空兵的战机正整体的停放着，地勤人员忙碌的进行着出击前的整备工作。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晚餐只是就着凉咖啡啃了几口黑面包而已。
和他们相比，在虽然简陋的野战机场整备室内包括鲁茨科伊上校在内的苏联空军飞行员们是相对幸运的，在出击之前他们每人都领到一份热食甚至还有一小杯伏特加―和全世界空军飞行前禁止饮酒的习惯相背的是苏联空军在上飞机前喝上一杯当作是鼓舞士气的最佳方式。
鲁茨科伊上校是在三个月之前离开阿富汗战场来到蒙古的，虽然在出发之前没有人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地究竟是什么，但是已经在阿富汗的山区里和当地游击队缠斗了大半年的他却还是敏锐的预感到自己并没有远离战争，而是在奔赴下一个更为残酷的炼狱。
抵达乌兰巴托之时，鲁茨科伊上校曾一度惊诧于这座城市的宁静。虽然集中着蒙古全国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但是在这片蒙古族牧民世代居住的城市里却远没有苏联城市那种现代化交通的喧嚣、废气等现代化进程中可怕的副产品。即便是在政府宫外的苏赫巴托尔广场之上，也经常看见蒙古人坐在矮小而壮实的蒙古马上悠闲的骑行着。夜晚刚刚降临，灯火阑珊的街道上就呈现出令人舒畅的寂静。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苏联军人抵达，这座城市迅速失去了往昔的安宁。虽然庞大的野战部队并没有直接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但是仅仅是蒙古方面军群司令部的建立，其所属各部门便足以将乌兰巴托变成一座大军营。在短暂的休整之后，鲁茨科伊上校奉命搭乘军列南下。此时蒙古国内的所有铁路、公路等已经进入军管状态。月台之上除了荷枪实弹的蒙古人民军士兵之外，只有那些穿着黑色风衣的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在警惕的注意着一切。
穿过城南的山区，军列奔驰在广袤的戈壁草原上，鲁茨科伊上校的目光所到之处除了一片草原初夏所特有的生机勃勃之外，他注意看到铁路两旁的各种类型军事基地都显得格外繁忙，气氛异常的紧张。火车首先抵达的是距离乌兰巴托直线距离不过五十公里的大型后勤基地。这里已经看不到过去无事闲逛和在午间进行足球赛的陆军士兵，代之的是进进出出的载重车辆。离后勤基地不远的一片几十个横卧的战备油罐群，不仅用铁丝网围了起来，还少见地加上了岗哨，显然已经都加满了油。
鲁茨科伊上校还在懵懂之际便被驱赶下车，在兵站的月台之上他注意到一批和他同样不知所措的陆军官兵正在等待上车，而从他们佩戴于右胸之上的近卫军胸章之上，鲁茨科伊上校看到了一支本应部署在欧洲的精锐―驻守于基辅军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近卫第6坦克集团军。
这无疑是一场面前混乱但又有条无紊的大规模兵力调动。在苏联军队自卫国战争以来便一再被现实所证明的跨战区机动能力之下数以万计的苏联军人和武器装备从各条战线向中蒙边境加速集结。在后勤基地短暂逗留之后，鲁茨科伊上校和其他空军飞行员被接上军用卡车，在漫天的沙尘之中抵达了距离乌兰巴托100公里左右的巴彦机场，在那里从苏联各军区调来的军用飞机已经开始进行紧张的调试。
跑道上不断有战鹰起降，空中一个个攻击编队掠过，所有的一切已经超出了日常的训练飞行的范畴。而拉出机库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米格―29型歼击机，都脱掉了机罩，在太阳照耀下闪烁着亮锃锃的光芒。仅从这些崭新米格歼击机的外型之上，鲁茨科伊上校便可以看出它们和那些传统的“机场围墙”之间存在的差异。
这些米格―29型歼击机与它的前辈相比，它的雷达天线罩的外形有所改变，有着新一代的前视红外装置、外型新颖的座舱盖，修正垂尾后缘外形、机翼翼展和副翼面积都增大了，垂尾前缘的延伸段也被重新设计。但是最大的不同还是那微微隆起的机背，那里面容纳着新增的机体油箱和曳光－箔条干扰弹发射装置。这是米格―29型战斗的最新改进型―米格―29M，其巨大的改变使得米格设计局甚至想重新将其编号为米格―33。
这无疑又是一件苏联所特用的“政治局武器”。在苏联空军的内部关于米格―29M型战机的笑话已经流传了相当一段时间了。据说就在米高扬―格列维奇实验设计局的拳头产品―米格―29A型在1982年开始批量生产之际，接任过世的勃列日涅夫同志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柯尔莫哥洛夫突然找到了米格―29设计小组的领导人―别里亚科夫。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宣称：米格―29的雷达、航电系统均以落后于苏联空军的需求，其230千米作战半径更无法为未来苏联空军的远程打击集群提供护航。
二战期间毕业于莫斯科航空学院，早在1951年就获得了国家级奖励，在60年代便主持过米格―23型歼击机设计工作的别里亚科夫起初将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当成了一个对航空知识一无所知的门外汉，他大言不惭的回答说假如只携带中距和近距空空导弹各两枚的话，米格―29的作战半径几乎可以扩大两倍甚至三倍。但是这样的回答却遭到了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的猛烈驳斥。
这位曾长期担任克格勃主席甚至威胁说如果米高扬―格列维奇实验设计局不能在一年之内拿出改进方案的话，他不仅会将所有的国防预算拿来支持苏霍伊设计局的产品，让米高扬―格列维奇实验设计局“一架歼击机的定单都拿不到”。更会将包括别理亚科夫本人在内的整个设计小组投入监狱，让他们“象卫国战争时的前辈那样在饥饿和皮鞭下工作”。最终在最高领导人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之下，别里亚科夫和他的设计小组在不到6个月之内便拿出了全新设计的米格―29M的图纸，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生产出了样机并完成了试飞。
当然苏联空军内部还流传着一个多少有些荒唐的说法―有一位别理亚科夫的副手曾在一次醉酒之后，无意间透露说米格―29M的很多设计并非出自别理亚科夫之手，而是柯尔莫哥洛夫总书记亲自授意。此后很快此人便从人们的视线中宛如人间蒸发一般的消失了。当然在苏联这样的集权国家里，领导人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苏共中央总书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的神话并不鲜见。因此这个说法大多数时候都被听者一笑置之。
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自柯尔莫哥洛夫上台以来，苏联的军工产品进入了一个空间繁盛的“黄金时代”。长期以来，苏联的武器装备总在质量上落后于美国的同期产品。这一方面固然是苏联军队以“数量压倒对手”的建军思想使然，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归功于各大设计局之间的明争暗斗。
到了80年代各大武器设计局的领导人大多是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