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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计划之外的出行，对于一个早已在政治上早已死亡的老战友之女邀请自己参加其毕业典礼的来信，绝大多数政治家都会作出同样的反应―请自己的秘书以自己的名义写一封回信，告诉对方虽然自己有心前往，但是由于工作繁忙、日理万机，实在分身乏术。希望对方能够谅解，随后再摆出长辈的架子，教育对方应该以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投身到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代洪流之中。如果再周到一点，也无非是请自己的秘书亲自把信送去，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但是向来亲民爱民的总书记却选择了亲自前往，对于这一次出行，中央警卫局方面并没有提出太多的异议，毕竟行动范围在北京市内，何况北医大距离中南海又不远。因此尽管出于对领导人的安全考虑。按照惯例，中央警卫局依旧派出由中央警卫团第七大队―干部队第三分队担任总书记的随身警卫。
中央领导人的出国访问或基层单位调查，保卫工作一般情况下分为三层，最外围是当地的的公安民警或驻军。而在领导人活动的小区域内是当地的特种警卫部队―在国内是省公安厅直属中队或省武警部队负责，在国外则当然是由当地的特警部队来警卫。而始终跟随并保卫领导安全的第三层则是中央警卫局第七大队的警卫人员。
但是总书记自上任以来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历来都主张轻车简从，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为此他不知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多少脾气：你们干嘛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给我帮倒忙嘛！你们知不知道，让我脱离群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总书记甚至率先提倡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时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也不去了，临时决定去某个没有准备的乡镇村寨考察。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设法努力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而总书记一次次要求尽量缩小影响，这也为保卫工作出了不小的难题。根据要求国家领导人出行，中央警卫局需要身边从一百五十米至三千多米的范围内的建立多层警戒线。而自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之后，中央警卫局更曾详细分析了肯尼迪总统遇害的整个过程。因此特别加强了道路桥梁，主要建筑物和制高点等的警戒工作，并在主要建筑物和制高点配备阻击手。
而这一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早在总书记出行身着便衣的中央警卫团成员便入住学府林立的北京海淀区学院路，用三天时间熟悉附近周边环境，同时第七大队设计了两条从中南海到达北京医科大学的路线并沿途的部署警卫工作。而在执行任务的前一天晚上，许正阳和他的战友们也根据便衣警卫工作的性质、任务，准备化装的衣服、换发小型的自卫手枪。
中央警卫团所装备的轻武器可以说是代表着中国军工最高水平的。因**影响，本来准备装备公安干警和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使用的64式手枪直到1980年才正式生产定型大量列装。但事实上早在70年代初中央警卫团便已经开始接受这款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种警用手枪了。
不过和其他部队人手一枪相比，中央警卫团的枪支配备相对宽余。除了64式手枪之外，每一名干部队的成员还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54式手枪。毕竟54式手枪曾先后在多次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经受实战检验，以其较大的威力、较远的射程和较高的精度备受广大指战员喜爱。根据任务的不同，中央警卫团也会对警卫人员所配备的枪械进行选择。
不过这种不祥的预感很快便被冲淡了，毕竟这是一次很短距离之内的保卫工作，而品学兼优的北京医科大学的师生之中隐藏“反革命破坏分子”的几率也少之有少，即便有人暴起发难。许正阳也坚信即便是赤手空拳自己也可以制服对手。多年在队里散打比赛的成绩让他有这一份自信。何况在每一辆警卫车辆的后尾箱里还放着即便是总参直属特种部队都还没有列装的新型武器。
整个保卫工作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总书记意外的出现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典礼的现场，立即引来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除了向对自己发出邀请的吴雅莉顺利完成学业表示祝贺之外。总书记还对所有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同学们作了包含殷切期望的演讲。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之后，许正阳和他的战友们便已经顺利的踏上了返回中南海的归途。而几乎没有人会想到这最后的30分钟车程竟然会成为他们的不归路。
第六章：祸起萧墙（三）
首先发现问题的是与许正阳同车的分队长，他首先从指挥车的车载无线电通讯之中出现的杂音中嗅出了危险。一般来说中央警卫团内部的无线电通讯系统可以说是最为先进的。而由于维护得力，在长期以来的使用过程之中也从未出现过任何的问题。尽管正常通讯的过程之中出现的些须杂音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分队长的神经还是迅速绷紧了起来。
“我们的通讯系统受到了干扰，立刻启用备用波段。”分队长立即向车队的其他车辆下达了命令。但是就在他的话音落下的同时，第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西城区的方向传了过来。“分队长，是军委‘三座门’的方向？”由于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因此透过车窗，许正阳还是可以看到徐徐升腾而起的烟柱。“车队立刻拉开距离，所有人员准备战斗！”分队长第一时间通过手中的对讲机向所有分队成员命令道。
和首长的车拉开距离，这是保卫工作的惯例，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暗藏的敌特分子在路上放置地雷或炸弹―万一开道车触了地雷或炸弹甚至遭到暗藏敌特分子的其他袭击，也不会直接殃及首长的安全。而由于开道车被毁，封堵了道路，首长的座车也有足够的空间转向。
“立即请示总部，是否启用第二套方案，请求公安系统的同志配合。”显然此时首长的安全已经压倒了总书记本人“缩小影响”的要求。针对紧急事态情况下所制定的第二套方案明确要求沿线各分驻所、派出所外围警卫以公开武装岗哨的形式提供配合下，在沿线全面布控以保证道路的绝对安全。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在这场有预谋的围猎之中，对手不仅没有给中央警卫团变更部署的时间，更以一种完全出乎许正阳他们意料之外进攻的方式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任何一支拥有空降能力的部队都很清楚空投高度越低，散布面积便将越小，同时伞兵留空时间也将大大缩短，可以有效的减少地面火力对伞降兵员的杀伤，同时空降高度的降低也将大大的保证部队着陆后迅速集合，投入战斗。但是考虑到考虑到降落伞的尺寸、打开的速度等因素，如果高度过低，降落伞很可能不会完全打开，空降兵将以自由落下的方式亲吻大地。
因此通常意义下普通飞机跳伞的最低安全高度500米，即便是精锐伞兵部队最低安全高度也不能小于300米。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将安全看的比胜利更为重要。就在一年之前，美国政府军队出动快速部署部队对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进行武装干涉之时，突袭格林纳达西南端萨林斯军用机场的美国陆军第75步兵团便由于目标地域部署有防空火力和路障，而被迫将跳伞高度由原计划350米降为150米。
“美国佬可以作到的，我们伟大的苏联红军没有理由作不到。”或许是出于一种不服输的心态，也或许是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一个远比格林纳达强大的多的国家。在突袭北京的第一波空降行动之中，很多苏联伞兵部队都大大降低了空降高度。但是对于隶属于克格勃的“信号旗”突袭部队来说，180米到300米的空降高度根本谈不危险。
为了可以顺利的完成莫斯科所赋予的使命，通常为达到行动的快速性，“信号旗”的突击队员在使用特种降落伞的情况。最为通常的伞降高度是100米。而这一次在北京的天空，他们将从80米的高度跃出机舱扑向下方行驶之中的车队，因为他们必须要活捉的目标人物便坐在车队居中位置的那辆“红旗CA772T”型豪华轿车里。
这是一次经过周密计算和反复演练多无数次的低空突袭。在行动开始之前10个突击班的“信号旗”特种部队成员在位于伊尔库茨克市附近的军用机场上登上了特别为这次行动而研制的绝密运输工具―被戏称之为“套娃”的特种轻型滑翔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型滑翔机曾经用来向敌后空运武装人员和物资。尽管其最大的不超过6吨的载重量限制了其空运能力，但是由于没有复杂动力的动力系统，成本也较低，因此还是被交战双方所大量列装空降部队，由军用运输机或轰炸机拖曳着飞越的战线。但是成本低廉的滑翔机却有着其与身俱来的弱点。其脆弱的结构和机身，注定了每一次降落都可能是一次灾难，美军伞兵之父李奇微便乘滑翔机机降时摔断了两根肋骨。因此在战后逐渐为世界各国空军所淘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滑翔机便已经退出了世界的舞台。至少曾经将坦克和双翼加尾翼式滑翔机组合在一起的苏联人并没有忘记这种曾经最早将人类带向天空的航行器。“套娃”特种轻型滑翔机血统上更接近于二战中纳粹德国曾大量用于特种突击行动的DFS―230型突击滑翔机。显然虽然曾经是不共戴天的死敌，但是莫斯科还是对第三帝国的种种“奇思妙想”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
“套娃”特种轻型滑翔机几乎照抄了采用高单翼加翼下支撑的混合式结构的设计，在长方形的机身采用钢管结构，以亚麻布为蒙皮，使之成本更低且便于生产。而德国人在DFS―230型突击滑翔机驾驶舱后加装了一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