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1984- 第236部分

1枚“质子”号大型运载火箭一次可以8颗“宇宙”号战术通信和转储型卫星，卫星送到距离地面800公里和1440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借助着这些太空中的通讯中枢，此刻海量出动的苏联空军的战机和海军的舰艇可以与各级基地之间保持着几乎无间隙的战术通信。

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相比，刚刚走出动荡和纷乱的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仍处以起步阶段。直到1984年4月8日，中国才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通过“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了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2”号。尽管这只是一颗试验卫星。但是伴随着“东方红2”号于4月16日成功定点于东经125度的赤道上空，通过卫星上配置2个C波段转发器，中国毕竟开始了使用用自己的通信卫星进行卫星通信的历史。

但固定在地球同步轨道之上的“东方红2”号可在每天24小时内进行全天候通信，包括电话、电视和广播等各项通信试验。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便成为了苏联国土防空军的目标。尽管早在1959年6月19日，美国空军便利用一架B―52战略轰炸机向近地轨道发射了一枚“勇敢奥利安”卫星拦截弹，成功摧毁在轨道已经报废的“探险者－4”号试验卫星。但是在这个领域苏联人却一直比华盛顿走的更快也走的更远。

莫斯科很早便认为，未来太空作战主要对象除了美国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在空间轨道遂行各种军事使命的敌对侦察、通信、导航和气象卫星等航天器。因此在先发制人的战略指导思想之下，美国所拥有人造卫星便成为了战争初期首先要摧毁的目标。基于这一构想，苏联很快拿出了五种卫星拦截器的研制方案进行讨论。

而IS―卫星歼击机系统仅是5套方案之中最为简单和经济实惠的一种。由萨温领导的第一特种设计局和切洛梅领导的第52设计局所设计的卫星歼击机系统抛弃了最初的安装核弹药和轨道地雷等较为复杂的设计构想，采取了结构简单、研制时间短、装备部队快和花费少等设计思路。因此与综合其他4套方案，直到1982年才成型的“安泰”空间拦截系统相比，IS―卫星歼击机系统早在60年代末便已经酝酿成熟，苏联国土防空军从1972年开始列装这一武器。为了迷惑美国方面，这些卫星杀手采用的是苏联民用卫星所常用的“宇宙”代号。

摧毁一颗固定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通讯卫星对于苏联军方而言几乎没有任何的难度。因此在这次行动之中苏联方面并没有使用后来被称之为“武装卫星”的“极地”系列反卫星武器，而是几乎只是消耗库存般的拿出了70年代列装部队的IS―卫星歼击机系统

一个完整的IS―卫星歼击机系统由卫星歼击机、大功率运载火箭、卫星歼击机和运载火箭发射装置、地面指令计算和测量站以及地面指挥所组成。在使用大功率运载火箭将卫星歼击机送入预定轨道之后，卫星歼击机开始按照在地面储存的敌卫星轨道参数进行修正，在使用多次点火轨道机动发动机实施变轨飞行接近目标的同时，歼击机机上所安装的雷达开始工作，在距敌对卫星一定的距离引爆战斗部。

为了摧毁中国唯一的一颗静止轨道通信卫星。在突袭发起的前一天，苏联国土防空军利用以R－36型洲际弹道导弹改装的运载火箭从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将2架“卫星歼击机”送入太空。按照惯例，他们仍采用民用卫星的编号―“宇宙－1411”和“宇宙－1432”，莫斯科的官方报道之中，这仅是2颗民用通讯卫星。当运载火箭将这枚拦截卫星靶标送入预定的运行轨道附近时，最后一级火箭开始工作，在与卫星脱离前，把其加速到所要求的速度，并准确地将其送入预定轨道。

在绕轨道飞行到第2圈时，“宇宙－1432”号首先借助机载动力装置接近“东方红2”号，几乎在苏联空军所发射的空射巡航导弹进入中国领空的同时，“宇宙－1432”号引爆了自身所携带的战斗部。爆炸的瞬间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对“东方红2”号产生了毁灭性的冲击，而大量的杀伤颇片更将圆柱形“东方红2”号的机体几乎撕碎。

这个盛夏的夜晚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城市有许多天文爱好者通过自家的天文望远镜看到一个奇特的光点。那是距离地球不到2000公里的“东方红2”号最后的绝响。而在那次爆炸之后，中国军队在三北地区的4个主要军区―北京、沈阳、兰州和乌鲁木齐之间的通讯联系便归于中断。虽然此后通过无线电短波电台各军区之间也建立一些联系，但是这种通讯显得相对延迟。基本上在战争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都处于人自为战的状态。

“沈阳军区司令张双翼目前不在司令部出去视察去了。就算联系上……”曹阳无奈的摇了摇头，但是随即还是露出一丝微笑说道：“又回到解放战争的年月啦！各大野战军独立包干，老张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我相信他是有能力挑起东北这副担子的。”显然谁能听出这不过是宽慰大家的说辞，但是副总参谋长李祖康还是点了点头应和道：“张双翼可和许和尚是同乡，他要是拿出当年‘刀劈三关’和上甘岭的劲头来，够老毛子喝一壶的啦！”“兰州军区方面，陈卫江司令是总长的老部下。参加过解放大西北，部队、地理都很熟悉，目前来看问题不大。但是乌鲁木齐方面可能会有些问题。”戚度此刻不得不打破一片乐观的气氛客观的说道。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新疆都一直被视为中苏蜜月期间的中国战略大后方，因此在和平解放新疆过程中进军大西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一度解甲归田、马放南山。1953年5月，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第二、第五、第六军各2个师，第二十二兵团5个师共15万人被改编为10个农业建设师、1个工程建设师和4个建筑工程独立团。

由复员军人组成的新疆建设兵团脱离军队建制，改由国家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在整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新疆军区的机动野战部队事实上只有1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团。但是随着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特别是1962年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及所属塔城地区，发生了大规模边民在苏联特工的鼓动下逃往苏联的“伊、塔事件”之后，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正视在新疆方向中苏接壤地区有边无界，有边无防的尴尬局面。

伊犁地区中苏1500公里的边境线上中国军队当时只设有两个边防站和一个检查站，实际控制的边防线仅300余公里，而且其中只有30％的地段可以几天巡逻一次，有的地段一周巡逻一次，有的地方则由于交通不便，缺少通讯设备，以及人员有限，巡逻不到或根本无法巡逻。

而与之相比苏联方面从1960年6月开始便积极加强边境地区的战备工作，除了对中苏边境全线进行实地调查勘测，增设边防哨所和兵力，加强巡逻，加高岗楼，并从数处地方越过边界向中方推进，苏联边防部队还在毗邻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边防站增设武装人员，每晚进行射击训练。而这些武装人员除了来自苏联内务部的特工之外，还从从外逃的中国公民之中大量培养，建立了7个针对中国的武装突袭小组。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方面除了逐步组建边防团，担负边防巡逻任务之外，不得不将南下解放西藏阿里地区的独立骑兵第1师调回新疆布防。因为新疆地域广大，交通建设跟不上。所以军委和总参决定将骑兵第1师改建为我军第一个摩托化师，便于在新疆机动作战。虽然当时有过原机械化师改回陆军师的第190师和机械化第70师，但是作为6团制的摩托化师，骑兵第1师还是第一个。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方面开始将视线从东北转移到西北。从汗腾格里峰北侧的一号界碑起至阿尔泰的最北端，在长达1800公里的边境线上重兵压境。最终在8月13日在铁列克提地区苏联边防军有预谋的向中国边防巡逻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事后**调查组来到乌鲁木齐。先后就决策责任问题调查了军区司令员以下近百人。

但是客观的说“铁列克提事件”是当时中苏边境形式的必然结果。由于苏联在“珍宝岛事件”未能能占到丝毫便宜，因此肯定会在中苏边境的其他地区找回一些场子。因此，象这样的预谋伏击，即使不在铁列克提发生，也可能在其他地区发生。毕竟中苏边境长达数千公里。特别是在新疆地区，中国军队兵力薄弱且机动能力严重不足，因此对于苏联方面还是有大量的可乘之机。

此后为了增加新疆军区的实力，军委决定由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等组建第3师（后改为第7师）、第5师、第6师、第9师、第10师入疆，军委装甲兵也调派坦克团入疆。新疆军区也组建了守备部队，用于要点守备。进入70年代，为了在新疆作战中形成合成战役规模，高炮第73师、炮兵第13师等部先后入疆，作为新疆军区直接掌握的战役加强力量。

1975―1979年间，北疆各地建成数量相当的导弹阵地，空军第九军的装备也得意全部换成新型的歼―7型战斗机机，老式雷达全部更新为球形雷达，1975年北疆军区在边界组织了一场多师会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76年新疆军区司令组织在乌鲁木齐西郊丘陵地规模更大的的军事演习。

1978年步兵第4师改建为摩托化师，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中摩托化师数量只占步兵师总数的10％，而新疆军区却已经提升到了20％比例。但即便如此在苏联中亚军区的威胁面前，中国军队仍不敢掉以轻信。为了1979年对越作战战备，步兵第11师从青海出藏，由数个汽车团车运新疆，从此编入新疆军区序列，表面上的理由是西藏地区后勤补给困难。但其真正的用意还是担心苏联方面会在新疆这个中国边防的薄弱环节上制造事端也牵制中国军队南下的步伐。

在越南战争正式打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