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1984- 第244部分

而民主德国第5集团军其他部队的动员速度却显得相对较慢，直到1984年4月底，第9坦克师的一个补充摩托化步兵团才基本完成扩编和训练正式加入战斗序列，第1和第8摩托化步兵师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这2个师直到5月中旬才扩充到1。5万人的满员状态。

而比起兵员来，第5集团军的装备情况似乎更为糟糕。根据北约方面截获的民主德国人民军的内部通讯来看，该集团军3个主力师的坦克和装甲运输车缺编严重，以第1摩托化步兵师所属的第1“汉斯？拜姆勒”摩托化步兵团为例，该团所拥有的40辆T－55型主战坦克之中仅有15辆“可以使用”，而101辆BTR－70型装甲输送车中则有超过2/3以上“情况不佳”。北约方面对此丝毫不感到奇怪，毕竟在他们眼中东方阵营之中由于大量使用的征召来的义务兵，对于技术兵器的保养和使用均无法与西方国家的职业兵员相提并论。

但事实上这一情况，除了是华约方面欺敌计划的组成部分外，其背后来还有更为繁复的原因。根据华约联盟武装力量总司令部的计划，民主德国人民军第5集团军将只抽调3个主力师前往中国战场，而原先隶属于该集团军的第19和第20预备役摩托化步兵师则将继续留在德国本土，充当战略预备队。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为了加强这两个平时仅有3千余人的动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也为了减轻庞大地面部队开进的运输压力，第5集团军3个主力师将更保留三分之二以上的技术兵器在国内，并将其移交给动员起来的预备役部队，而这些技术装备的缺口将在东进的途中由苏联方面给予补足。而一作法事实上也是为了提升这些华约部队的战斗力，毕竟与一线的苏联精锐部队相比，华约组织的地面部队所装备的武器仍存在着一代左右的差距。

除了民主德国人民军的第5集团军之外，第一批开进中国战场的华约组织军队还有波兰人民军第1集团军、捷克斯洛伐克的第4集团军，这3个集团军分别于1984年的5月中旬到6月中旬抵达苏联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首府―明斯克附近，在其该共和国西北部的丘陵和湖泊地带与苏联军队展开了为期15天的联合军事演习，而北约方面得到的情报是苏联方面有意将这3个集团军用于黑海和外高加索地区。当然这同样只是用于欺骗的烟雾。因为几个月之后这些部队便出现在了远东的战场之上。

但是华约组织参与中、苏战争的时间并非如西方所描述的那样迟缓，事实上华约组织先后组建了两支联合武装力量。一支是联合武装部队，由各成员国拨出一部分军队联合组成，其中波兰2个师，匈亚利4个师，捷克斯洛伐克8个师，民主德国6个师，保加利亚3个师，苏联若干个师。

另一支是“一体化”部队，是在70年代苏联推行军事“一体化”后，在联合武装部队之外，由苏联与波、匈、捷、保、民主德国的一部分军队组成的，直接由华约武装部队司令部指挥。而这支部队的主力已从陆军发展到海、空军，包括苏、保黑海联合舰队，苏、波、东德波罗的海联合舰队，苏、波、捷、匈、保、民主德国“一体化”空军和波、捷、匈、东德“一体化”空军。而在中、苏战争爆发之前，华约的一体化空军便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其中华约组织的空中运输能力更是为莫斯科所借用，投入到了对北京的战略空降之中。

作为被冠以德国共产主义者、反纳粹勇士“威利？桑格”之名的民主德国精锐空中突击力量。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无论是规模和实际作战能力都无法与铁幕帝国的空中长臂相抗衡。莫斯科和柏林方面最初建立民主德国空降部队无非是对于联邦德国于1955年组建了空降部队的本能反应而已。在1960年3月1日成立之初，这支部队不过是一支接受了空降训练的摩托化步兵营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70年代这支部队已经被锻造为了每明士兵每年都需完成十到十五次的跳伞训练，还要接收无线电通讯、爆破、爬山和滑雪等训练任务的特种作战集群。

尽管在1982年从民主德国北部波罗地海之滨的吕根岛普罗拉陆军基地移防到人民军最好的军事训练基地―位于波茨坦的勒宁。这支部队的规模已经扩充为团级，但是显然对于莫斯科雄心勃勃的计划而言，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依旧还不够健壮。因此在勒宁军事基地，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不仅补充了大量新鲜血液，还秘密兼并了民主德国人民军陆军序列下拥有空降能力的多支连级远程侦察部队。

因此在投入战场之时，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事实上已经是一支拥有5500名官兵、下辖4个独立伞兵突击营、3个独立特种突击连、1个混成炮兵营及其他直属部队的旅级空中突击力量。不过与拥有重型空降装备的苏联近卫空降师相比，民主德国人民军依旧有着不下的差距。除了在苏联立陶宛加盟共和国的考纳斯接收了苏联第7近卫空降师的部分重型武器之外，这支部队基本上还是以轻型武器为主。

显然苏联远东特别空降集团军对这支来自华约的空降部队的定位很清楚，他们不是突击的主力，但是将被作为重要的战略预备队以轻步兵战斗群的模式投入北京城区的巷战之中。这一点事实上也符合民主德国空降兵和特种兵建立之初在华约体系内所承担的任务设计。按照要求华约组织对外作战时，民主德国空降兵应在敌方领土上打击敌交通线，夺取或破坏敌补给物资和标志性目标并在敌后牵制其兵力。



第九章：无人永生（三）

作为华约组织之中第一次在远东参战的部队，身为民主德国人民军第40空中突击团指挥官―克劳斯。洛伦茨上校承受着空前的压力，尽管不是第一次担负这样深入敌后的作战任务―事实上克劳斯上校已经在民主德国人民军中服役20年了，正是他和当年的那些同僚身着着便衣越过东、西方在古老德意志中心地带建立的战线，将联邦德国的热血青年所急需的武器和作战技能传承到他们手中。

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克劳斯上校深知普通民众对战局发展的深远影响。在联邦德国那场血腥的内战之中，西方世界总是将科隆政权最终崩溃归咎于以莫斯科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对联邦德国不遗余力的颠覆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和其所奉行的绥靖政策。不过对于亲身经历过那场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的当事人而言，克劳斯上校却有着自己的见解。

应该说莫斯科最初对联邦德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起初并不关心。毕竟和法国不同，在莫斯科甚至柏林的眼中，一向强调社会纪律性的德国发生内部革命的可能性并不大―特别是在没有强大外部压力的情况之下。当然这并不代表克格勃和史塔西（Stasi民国德国国家安全部）在联邦德国内部没有影响力。事实上自1967年，柯尔莫哥洛夫出任克格勃主席之后，苏联方面便强化了对西欧国家的颠覆运动，不过柯尔莫哥洛夫最初的注意力并不在联邦德国身上。

即便在1968年席卷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西欧国家的“五月风暴”之后，莫斯科也依旧认为北约方面驻有重兵，且自身拥有强大国防力量的联邦德国依旧会成为横亘在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堡垒”。但是整个欧洲大陆战略局势的逆转还是深刻影响到的陷入苏联战略合围的联邦德国。以昔日德国工业基地―鲁尔区为中心建立的联邦德国仅拥有原德国不足1/5的面积大量人口和工业区稠密的坐落于距离东部边界不足100公里的地带内。而随着法国的转向，使这个原本便没有多少战略纵深的国家不得不从原先所奉行的“前沿防御”的理念转入寸土必争的“国土防御”。

庞大的军费开支加上日益浓郁的悲观情节，最终促使联邦德国陷入全面的崩溃。1969年55岁的勃兰特当选为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一直位于冷战第一线的联邦德国不得不正视现实，开始推行与苏联、东欧国家“缓和”和“合作”的新东方政策。或许在勃兰特看来，向苏联妥协只是他所信奉的哲学―“历史是运动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在变。”中的一部分。但是勃兰特上任之后与苏联签订了《莫斯科条约》，同年12月又与波兰签署了《华沙条约》，正式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其东部的边界的作法却引起德国国内右翼势力的极大不满。

此时距离二战结束不过二十余年的时间，阿登纳时期重返政府机关的大批原第三帝国高级官员依旧在政府、军队与教育机构占据要位。这些右翼保守分子大都有一段不光彩的纳粹历史。勃兰特对苏联和华约组织的让步以及联邦德国国内号召“无情清算”左翼学生运动最终令联邦德国的政府高层感觉到一种空前不安的气氛。

1972年初，联邦德国一位工会干部克罗纳在与民主德国联络人接头时被联邦德国情报局特工逮捕，在克罗纳的记事本里，出现了纪尧姆的名字。而这个名字的主人正是勃兰特总理的私人政治助理、常务顾问。1972年5月，记者格斯多夫被捕，纪尧姆的名字同样出现在他的记事本上。联邦德国宪法保卫局负责人对此异常紧张，除了这位联邦德国总理身边最亲近的人所掌握的大量情报之外，由大量原纳粹军队的军官。甚至原盖世太保、党卫军和纳粹安全局的成员组成的联邦德国情报部门甚至开始怀疑勃兰特总理本人也是东方来的“超级鼹鼠”。

但是由于证据太少，无论是对于纪尧姆还是勃兰特总理本人，联邦德国情报局都一时无法采取行动。而就在此时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最终改写了联邦德国的历史。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科隆的“新希望”监狱之中。而这一审判所引发的联邦德国内部空前的动荡，或许在当时是东、西方政治家们所始料未及的。而最初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