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或是国务活动家前来中国。但是北京却深知虽然名曰大使，但罗申其实是名如假包换的谍报人员。
罗申出生于后来以苏联空降兵的摇篮而闻名的城市―梁赞，行伍一生。他很早就以军事情报员身份来华工作，最初是武官崔可夫的助理，后者离任后他便升任武官。但是考虑再三，北京还是默许了莫斯科的人事安排。罗申抵京当天，周恩来总理亲往火车站迎接，规格之高，超出了外交礼仪。10月16日，罗申向毛泽东递交了国书。
据说早在17世纪初，俄罗斯政府就作出决定，向明帝国派驻第一个大使馆。于是，第一批俄罗斯人1618年来到了北京。由伊万。佩特林率领的哥萨克代表团在北京总共逗留了4天。明帝国皇帝尽管未能接见第一个外交使团，但下给它一封诏书，允许俄罗斯人前来建使馆、在中国做买卖。
17世纪中后期，到北京做买卖的俄国商队逐渐增多。清政府对他们非常慷慨，包吃包住，还管回程路费和护送。渐渐地，北京形成了两个俄罗斯人聚居地：一是商人和宗教团体集中的“北关”，在东直门一座东正教教堂附近；另一个是外交使团居留的“南关”，即现在的东交民巷。1955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将外国使馆迁出东交民巷，不知道是考虑到“北关”的传统，还是迎合斯大林这个东正教神学院学生的喜好，中国政府将经历了近300年的风雨变迁的“北关教堂”划给苏联做使馆用地。
当时，外国在中国建使馆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花钱建造，一是由中国帮助建造。苏联使馆属于自费建造，从设计方案到内部装潢都由苏联人自己完成。1956年，苏联使馆建成，其穹隆圆顶、欧式吊灯和墙角的工艺花瓶，都带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使馆大院内绿树成荫，小剧场、住宅楼、俄罗斯学校等建筑掩映在树丛中，远远看去，仿佛深不可测。甚至远远望去宛如一座巨大的堡垒。
而同年中国驻苏联使馆也开始建造。由于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对使馆建成什么样、馆内建筑的保密性等没太多经验，加上中国对苏联非常信任，所以使馆基本上都由苏联人建造，只有几名中方人员参与了设计。早期，中国使馆内有苏联司机、花匠，还有一位苏联秘书和采购没。苏联方面则不同，他们的工作人员全部从国内派来。从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服务局成立起到现在，他们还从没向俄使馆派遣过中方工作人员。也就是说苏联使馆内始终没有中方雇员。
第一章：血色黄昏（十）
在中苏蜜月期内，气势恢弘的苏联大使馆俨然成了一个巨大的驿站，大批的援中苏联专家从这里奔赴新中国建设的第一线，50年代，许多苏联专家来到北京，有些年总数多达数千人。而这其中就有包括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科学家：阿里克哈洛夫、维诺格拉多夫、布洛克钦契夫和弗拉迪米尔契夫在内的111名核物理学家。
但是随着1959年苏中关系恶化，几乎所有苏联专家都被召回国内。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和随后的几年，双方使馆的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除了有限的经贸往来，其他交往都停止了。使馆的部分工作就是发抗议照会，人数更是降到最低限度。在北京的苏联人也只剩下为数不多的使馆工作人员商务处工作人员、塔斯社和新闻社的记者。曾经热闹一时的苏联大使馆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在这个期间除了热血沸腾的红卫兵“小将”之外，是鲜有人问津这位于闹市的这片建筑群落的。
在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后，尤其在1966、1967年间，苏联驻华大使馆成了“红卫兵”长期的冲击对象，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也被命名为“反修街”。1967年1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遭到了苏联警方的“清洗”，在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中称：“160至170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殴打31名使馆工作人员，其中3人严重受伤。”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将红卫兵的情绪又一次调动起来。2月2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16小时。
中苏大使馆成为两国的外交冲突焦点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当年3月，周恩来在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畔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及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如此一来苏联等华约组织成员国的驻华使馆这才很少受到来自红卫兵的围攻和冲击。
但是少了红卫兵的游行却并不意味着就是风平浪静，敌意日益明显的中苏两国之间都希望通过情报战获取对方最高决策机关的战略意图，以求在围绕着漫长边境线的大博弈之中占据上风。为此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对中国的情报工作，不过苏联情报部门的主要精力不是在中国国内招募情报人员，而是其他国家招募中国留学生。
克格勃之所以要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中国间谍，主要是因为中国在国内拥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在苏联当局的感觉之中在中国每座城市里的苏联情报人员都被至少上百名中国反间谍人员跟踪监视，克格勃根本就不可能摆脱中国的盯梢。因此，克格勃主席的曾下令克格勃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
不过这种做法在全世界通行的作法，在中国身上实施起来却效果极差。比如说，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跟他说汉语。这名中国学生就会立刻明白他成了被克格勃招募的对象，然后就会逃之夭夭。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同意合作。他们会和苏联情报人员一同返回旅馆，接受克格勃的资助，还会提供一些其实毫无价值的信息。在海外出差或学校交流项目结束后，这些中国人就会回到中国，然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克格勃无法联系他们。有时候，克格勃能在参加国际会议的与会人员名单中找到以前曾经接触过的一些中国学者。不过，结果令人失望。这些中国人一点都不愿意再见到克格勃的老朋友。他们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还经常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次轮到克格勃官员因为害怕泄漏身份而逃之夭夭了。
不过中国对苏联国内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两国关系紧张，几乎中断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主要交流渠道就是外交和新闻。除了使馆，双方还有一些记者派驻在对方首都。当时，双方的反间谍机构都很紧张，对对方人员密切监视。当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均派有记者常驻莫斯科，克格勃对中国记者也是严密防范。克格勃当时的监控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包括人盯人方式。中国记者去哪，他们就跟着去哪，你去看电影，他也买张票坐在你身边。由于克格勃对盯梢不忌讳，所以，有时中国记者就和他们混熟了。走累了，中国记者和克格勃人员会坐在一起聊会儿天。接下来，中国记者再走，克格勃再跟着。
克格勃也在苏联自己领土上对中国实施间谍行动。克格勃在远东、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报机构负责这一行动。克格勃在中国周边地区从事的情报活动主要是征召偷越国境的中国人。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有不少中国人偷偷逃到苏联境内。于是，克格勃对这其中一些人下手，征召他们作为克格勃间谍，并将他们派遣回中国。在克格勃边防情报部门人员的帮助下，这些中国人会偷偷越过苏中边界，回到中国。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境内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会在数日内返回苏联，另有一些人则花费数月时间留在中国，甚至前往北京，并在那里从事间谍活动。
对于克格勃来说，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如何确认这些返回苏联的中国人的真实目的：他们是针对中国而从事情报工作？还是针对苏联而从事情报工作？他们属于克格勃的情报机关？还是属于中国情报机构。当然，克格勃也会使用测谎仪和其他技术手段来测试这些中国人说话的真实性。当然，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最终证明是双面间谍。
1974年的李洪枢案便是最好的例证。李洪枢1967年从新疆叛逃至苏联。据说，李洪枢出身地主家庭，因文革期间度日艰难，才被迫逃到苏联。李洪枢逃到苏联后，被克格勃收罗过去，此后多次被派遣回中国收集情报。由于李洪枢从未失误过，故深得苏联方面的信任。1972年，李洪枢再次被派回中国东北收集情报，结果在大庆被抓获。后李洪枢供述，其带有一个“情报发射器”，可以与苏联驻华使馆内间谍进行联系。中国高层得知这一消息，便在北京布下埋伏，成功诱捕了苏联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以及武官处翻译科诺索夫，并将其驱逐出境。
总的来说，克格勃对华开展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是因为要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苏两国情报机构和情报作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几乎每样事情都是一致的――方法、思维，甚至连部门序号都是一样的。这让苏联方面很难欺骗他们。
不过这一点伴随着1967年4月，柯尔莫哥洛夫成为克格勃第四任主席得以改变。在柯尔莫哥洛夫的推动之下，克格勃组建了第16局，其所主要执行的任务，就是从外国驻苏机构的通信线路上截取有关信息以及对境内外的外交使馆及代表处实施技术渗透。
虽然克格勃第16局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但是借助安装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内的先进的无线电截收设备和被称为“大马士革钢”的苏联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克格勃总算改变在中国只能依靠去翻找民用信箱获取情报的尴尬状态。在克格勃代号为“创举”和“试样”的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