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还在渭水上用舟搭了一个浮桥迎接新人（绳索连起好多船横贯河上），诗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
虽然老爸死在了商都，商人还嫁了一个女儿给姬昌，但是姬昌没有因此消气（废话，杀父之仇哪是那么容易忘记的？！）。不过西伯轻易不敢发作，因为作为商朝一个偏在西陲的方国——周方，这里的文明还蛮落后，比如考古研究发现，周国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周国的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譬如那些犯罪的人，西伯就让他们背着个木牌，上边画上所干的坏事图片，立在交通路口罚站，教育过往群众并且羞辱自己。这体现了当时法制的不健全和做法上的原始性，然而却被后来的学者们理解成优点，用于歌颂西伯仁义爱民。其实一个国家刑罚的完善反映了它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样另一个成语“画地为牢”也说明了周国监狱系统的不成熟，不过这也被当作了西伯的仁政举措。其实，这些“仁政”只能说明西伯的社会还停滞在神农氏时代罢了，法制体系原始而且初级。直到若干年后西伯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也搞出了大周朝“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头，最后用竹鞭”的模式。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也都拿东西往上边去招呼：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造力才华的空间。
在冷兵器时代，兼以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商纣王就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了。方国，处于商王朝最外环，中间一环是诸侯（商王的亲戚们），最内是王畿地区。于是纣王他请了中环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表示他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他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帐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当时考古学不发达，我们也就别跟他老人家过不去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西伯姬昌在大行仁义。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这里说“姬昌”俩字，也是犯了不懂历史常识的错误。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周方国的贵族是姬姓，周方国是姬姓国家，但不能冠在人名前。叫秦始皇为“嬴政”也是错误的，应该叫他“秦王政”或者“始皇帝”。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或者叫他的官号“西伯”，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会很高兴——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想跟商纣王平起平坐，都是王。
不管怎么样，西伯野心不小，想当老大，他积累德行，收买人心，表现形式是让利于民。西伯把自己的国家野生动物园和天然植物园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让商人们发财。不过这多是后代学者的美化，而西伯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只会直接导致国家没钱，养不起军队。可据说西伯还是自掏公款，把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实际上，《左传》记载，西伯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要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表示他对犯罪份子并不手软，这种禁止人们随便迁移的政策，使得我们怀疑它是类似商鞅严格管控下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财富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它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造就出瑞士、北欧小国那样的文弱国家，不可能有向外迅速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西伯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政府军兵力匹敌。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西伯的周方国描述得温馨晴朗，无主的尸骨得到政府公款的掩埋，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画地为牢）。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西伯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相互谦让（也显然说明这些农夫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吧）。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类本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勇猛地去进攻中央。后代学者之所以要美化西伯周方只是为了说明他是“圣人”，以此来体现儒家的“仁者无敌”。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西伯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西伯积德行善，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事实上，如果崇侯虎是这样讲，那纣王应该高兴。一个国家要想富强崛起，靠的是行之有效的缜密科学管理，而不是行仁义。积德行善并不足以带来富强壮大。如果西伯真的是所谓“笃仁、敬老、慈少”，并不会产生四邻诸侯拱服的效应，在当时野蛮落后、纷纭多争的方国地域，反倒只会成为四邻掠食欺侮的对象。所谓一行王道仁义，就会无敌于天下，不过是后世儒家理想化的学说罢了。儒家学者习惯了这样的定式，去套在一千来年前的周国身上，以为西伯一行仁义，就灭了商王朝，实在是书呆子式的天真。他们应该从“暴秦”是如何并吞六国的，“暴秦”成功的原因上，修正一下自己的理论了。按照儒家的观点，大清朝灭了明朝，也是努尔哈叱在关外行仁义的结果喽。
事实上，崇侯虎带给纣王的消息，是西伯每天处心积虑设计政务，忙到太阳过了中天，才想起吃上午第一顿饭（这时人们一天吃两顿）。周边大国诸侯都感到了周方的威胁，小国则处于无奈的境地，朝夕不安。崇侯虎说：“帽子即使变得破旧不堪，也应该压在脑袋上面。您是一国之主，现在必须早作行动，维护您的帝位。”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依旧不敢轻信司马迁。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西伯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西伯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但是西伯手下的人送来了宝马美女，纣王立刻喜笑颜开地释放西伯，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资粮于敌，命他作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殴打诸侯。难道纣王是怕自己死得还不够快啊？
如果纣王真是这样愚蠢不堪，实在是个太弱的对手，我真没有再跟在他手下混下去的必要了。不是亡于西伯，也足以被任何一个心存不轨的方国，轻易把他拉下马来。不等西伯来收，商朝早亡了好几次了！这也太低估一个管理着诺大帝国的王者优秀的DNA了。事实上，纣王是通过一系列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西伯，并且在囚禁之后很可能杀死了他。
早在西伯的父亲季牧师（季历）时代，周方国就开始在军事行为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可惜季牧师被纣王的爷爷文丁给困杀在监狱里了。纣王的爷爷文丁目光如炬，看出季牧师想造反，脑后有反骨，所以把他困杀了。这种亡爹之恨使得接班上任的西伯日夜卧薪尝胆积蓄力量，并且自行称王。按照《尚书大传》《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西伯称王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首先追剿岐山地区的犬戎（陕西西部），这是一直困扰周人上千年的虱子。然后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再向北四十公里蹈袭甘肃泾川地区的“阮”“共”等方国。这些战斗使得西伯（这时候已经叫他周文王了）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接着，周文王（西伯）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进攻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距离东边的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构成了对纣王都城的直接威胁。（以上有关周文王的资料摘自潇水所著《青铜时代的蕨类战争》。）
现在，我就要和这位所谓的“圣人”在战场相见了。
第六节 破周
开会了开会了！
不要误会，这个会不是那种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事情的会议，而是军事动员大会。得到周文王兵进黎国的消息之后，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不过万余人），以及命令勤王诸侯军，在山西黎城相会，争夺已被周文王占领的黎国。这个时候是纣王六年八月。我也带着我的一乘兵车跟在了常备部队的后面。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