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高层中大行其道。这固然是因为日本与当时的西方列强相比，工业和经济实力仍然相对落后；但军部高层对陆军火力的进步对作战的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05年日俄战争的惨胜，使日军片面的依靠所谓的“白兵突击”，对于速射火力可以改变战场形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一战中欧洲战场残酷的堑壕攻防战，对于日军来说并没有直观的认识；欧洲人眼中的“大战”，对于日本人来说只不过是在亚太地区几场“轻松的胜利”而已。因此在昭和7年（1932年）的步兵操典中，仍然强调“充溢的攻击精神可以凌驾与物质的威力之上”。
残酷的白刃战
白刃战的残酷性，主要表现在战斗中，阵亡者的比例通常要远大于伤者的比例。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有人曾以军医在临床时，“很少看到刺刀伤，除了偶然的情形以外”为理由，论证“在未来战争中刺刀的地位会完全被推翻”；我认为上述论据有失片面。与一般的火力战不同的是，白刃格斗阶段时，敌我双方的交战距离极近。在面对面的交锋中，刺刀等冷兵器所造成的伤害，更多的集中于胸腹部和喉咙等人体要害部位。在这种情况下，被刺中的战士即使未当场死亡，也会由于流血过多而性命堪忧，很多伤者实际上在撤到后方之前就已死亡；此外，在近距离作战中，只有控制战场的一方，才能有效的收治和救助伤员；这些可能就是为什么军队的医疗部门很少有刺刀伤案例的原因吧。
对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来说，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的日本军校教育的背景，似乎并未对部队拼刺训练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而黄埔军校自建立之初，就将所谓的“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培养的军官在战术素养方面似乎还不如北洋系的保定军官学校；这么说来，苏式刺枪术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而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德军事合作中，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德国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由于德国陆军在传统上更重视步兵射击的速度及战场上持续性的火力，只有在巷战或者堑壕突击战等个别情况下，德军步兵才使用手榴弹、匕首和工兵铲等装备进行白刃战。这一点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和以日本为假想敌作战的实际情况。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就是由新旧军阀拼凑而成的混合体，不但政令和军令无从统一，步兵训练水平方面也是参差不齐的。“不擅长白刃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抗战爆发初期，进入白刃战阶段后，国民党军的部队普遍缺乏组织，火力点的配置也无法对士兵起到掩护作用，即使在士气较为高涨的情况之下，广大官兵们也只能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与敌人死拼，由于拼刺训练的不足，一般来说伤亡比普遍较大。
当然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李宗仁的所谓“广西军”，由于在省内普遍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并在部队中保留了大量的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尤其是班长，因此在突击作战和白刃战的组织中颇有其独到之处。
台儿庄战役中，以广西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最终打垮了日军的精锐师团仙台师团，就是其实力最好的体现。另外一支擅长白刃战的国军部队，则是隶属西北军序列的29军。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29军的“大刀队”即已名声大噪。在1935年的长城抗战期间，喜峰口一役更是大振民心士气。流传下来的西北军刀法“破锋八刀”可能就是他们最好的诠释了吧。
刀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原29军老兵马玉槐就叙述了七七事变之后，其所在部队在宛平城外与日军的一次白刃战，当时他是班长。“一打白刃战，我们的步枪就背上，手里拿着大刀……由于我在前面，就一对一跟敌人打起来了。当时什么也顾不上了，没有想法，就是‘你死我活’。周围都是厮杀声，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战友被敌人刺死，也看见敌人被我们刺死……”
“有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就对着我刺来，嘴里还喊着：‘呀呀呀。’日本人打仗是有两下子的，气势汹汹……我抡起大刀，用刀背用力往左磕他的刺刀，他的刺刀歪了，然后有个回力，我的大刀借着回力从后往前抡了一圈，再向前一刺，刺中了他，再使劲儿一拧，我听见他‘啊’地一声惨叫，死了……”
最终马老所在的部队击退了日军的这次进攻，对于这次战斗，他只是淡淡的叙说道，“整场战斗，我只刺死了这一个敌人，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敌人刺死。”
日制三零式刺刀与军用刺刀的基本结构
所谓的“三零式刺刀”，原是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一种使用无烟火药的弹仓式步枪—三零式步枪所配备的，但在著名的友坂三八式步枪（1907年）上，仍然沿用这一配备。三八式步枪全长为1276mm，上刺刀的全长为1659mm，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
三零式刺刀全长50mm，由刀柄、刀身、护手、卡环及连接机构组成；此外还包括刀鞘、挂件等辅助配备。其刀身为当时流行的下单刃式样，其两侧铣有宽血槽。刺刀护手的上端为枪口卡环，下端为向前方伸出的护手钩。卡环内径比枪口外径稍大，可与刺刀座配合固定刺刀；护手钩在当时的步枪刺刀上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在拼刺时还可起到钩挂对方兵器的作用（但是这样往往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连接机构位于刀柄末端上侧，为一T形长槽，用与枪管下方的刺刀座接合，槽内右侧有弹簧控制的刺刀驻笋，上刺刀时与刺刀座上的缺口相配合，可将刺刀牢靠地固定在步枪上。需要卸下刺刀时，只要压下柄尾左侧的圆形按钮，使驻笋缩回，即可将刺刀向前方取下。
三零式刺刀的刀鞘大部分为铁制，也有部分皮质的，其端口部焊有一个用于加固鞘口边缘的部件，被称为“鲤口”，刀鞘尾端的“水滴”，称为刀胆。它可增加刀鞘的强度，并在刺刀训练时减缓冲击力。
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白刃战一直就是我军所经常进行和擅长的作战模式。早在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在进攻武昌的贺胜桥战斗中，在突破敌军阵地之后，在被敌三面包围的形势之下，仍然与敌军展开了坚决的白刃战，并最终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道路。而在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工农红军的装备极其落后，所以也只能更多的依靠近距离作战来解决问题。据史料记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早期，由于武器的不足，甚至出现了“梭镖营”、“梭镖团”，例如在某独立营中，共有官兵500余人，其中步枪仅有60支，梭镖（红缨枪）倒有400多支。在这种情况下，白刃战也成为了我军补充装备的一种有利途径。但是，客观上讲，由于当时红军的对手鲜有能够承受白刃战压力者，所以红军在白刃战时依靠的主要是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士气，同时在长期的运动战中，也很难对基层官兵进行系统而完善的白刃战训练。在逐渐取消冷兵器的情况下，由于刺刀数量的不足，很多红军战士仍然携带大刀或者长矛作为白刃战之用，而这也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经典形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为八路军，并于1937年秋开赴山西的抗日前线。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经过长时间的作战消耗，大多数已经不堪使用，步枪仍以老式的“汉阳造”和其它的杂式步枪所组成。在八路军120师参谋长的周士第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全师的4092支步枪和卡宾枪中，只配有117把可用的刺刀！这个数据乍看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尽管刺刀属于冷兵器，但是它的批量制造仍然需要较高程度的机械加工工艺的支持，指望刺刀能像大刀长矛那样在铁匠铺中打造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说刺刀驻笋及卡环必须要能够与枪身紧密接合。因此，在影片〈太行山上〉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八路军战士仍然在白刃战中使用厚重的大砍刀。
平型关战斗中的白刃作战
平型关之战是抗战初期一次比较成功的伏击战，也可以说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捷。平型关是日军入侵山西的必经之地，但战斗实际上发生在平型关关口以西从关沟到东河南镇长约13公里的公路沿线，而这里也是地势最为险要的地段。9月25日晨，**率领的115师有三个团已到达指定位置，并控制了战区内公路南侧较为坡缓的高地。
上午11时左右，日军第21旅团的辎重部队及部分后卫部队进入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战斗打响了。在从最初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日军开始组织兵力，向686团防区对面，公路北侧的老爷庙高地发起冲击，试图夺取这唯一的突破口。看到这一情况之后，685团一部也开始从南侧高地冲下，两军展开了登山比赛。根据当时参战者的回忆：在山坡上，穿黄军装的日军和穿灰军装的八路军混杂着开始生死攸关的“登山比赛”，彼此之间甚至连厮杀都来不及了。但是由于落后过多，老爷庙高地还是被日军抢先占领了，战士们被敌火力压制在公路旁。在这种情况下，686团也加入了冲击的行列。根据686团3营排长田世恩的回忆：
“我们连接到了夺取老爷庙的任务，我带着全排战士立刻向老爷庙冲击，战士们的喊杀声，像霹雳似的震撼着山岩。当我冲到坡下的时候，见前边的一个鬼子正往老爷庙那边跑，我就拼命追……紧爬几步就追上了那个鬼子，我屏住了呼吸，憋足了劲，向他背上猛劈了一刀，这家伙还没来得及叫唤就滚下山坡了。”
“……在侧翼连队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冲上了公路，和敌人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