劭肌：�30军一部在苍溪城南塔子山附近秘密渡江，迫近对岸时被守军发现，突击部队在炮火支援下登岸，全歼守敌1个营，攻占滩头阵地。
29日拂晓，红30军主力相继渡江投入战斗，攻占西岸飞虎山、高城山、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退援敌1个旅。与此同时，红31军在苍溪城北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对岸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守敌1个旅，直插剑门关。红9军一部在阆中城北涧溪口顺利渡江，于31日攻占阆中。第1梯队占领西岸要点后，迅速向守敌纵深及两翼发展进攻。第2梯队红4军从苍溪渡江投入战斗。红9军一部击溃守敌2个旅的阻击后向南疾进，并在红4军一部配合下，
于4月2日攻占南部县城。红30军及红9军另一部于3月31日攻占剑阁后，红30军一部和红31军进攻战略要冲剑门关。4月2日抵达剑门关，经激战，全歼守敌3个团。接着星夜兼程，于3日攻占剑门关西北的昭化县城。
国民党军遭此打击后，其第29军退守射洪、盐亭、三台，第28军主力退缩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以一部布防梓潼、江油、中坝等地。据此，红四方面军首长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敌，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10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占梓潼，包围江油县城，前锋直逼战略要地中坝。邓锡侯急忙亲率10个团增援江油。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4至15日，在江油以南击溃援敌，并于18至19日连克中坝、彰明。同时，红30军一部溯白龙江而上，于10日攻占青川，而后北上摩天岭，歼胡宗南部1个营，14日攻占平武。红四军一部于21日攻占北川。至此，战役结束。
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共歼国民党军12个团多约1万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边界zongheng100余公里的广大新区，为红四方面军向川甘边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从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红军主力会师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不久，张国焘率左路军穿过松潘草地到达阿坝后，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重过草地，向南退却到天全、芦山、大小金川等地。南下途中，部队损失严重，付出了重大代价，红军由南下时的10万之众锐减为4万余人。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一再电令下，1936年3月，南下部队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
4月上旬，攻占道孚，炉霍、甘孜等地后，部队进行了整编。
整编后红四方面军的序列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辖5个军1个骑兵师，第4军辖第10师、第11师、第12师和独立师，各师直辖营，不设团部；第9军：辖第25师、第26师、第27师和模范师，师直辖营，不设团部；第30军、第31军仍各辖两个师；第33军番号撤销并入第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第30师、第15师和两个直属团；第32军：辖第94师、第96师；红军骑兵师：师长许世友，下辖3个团，约3000人骑。还有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zhonggong大金省委：省委书记何柱成（后为邵式平）；大金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抗日救国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王维舟；金川军区：司令员倪志亮，政治委员邵式平。
1936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长征到达甘孜地区的红2、6军团会师。
7月2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2、6军团正式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红军总部决定将第32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这时，张国焘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北进。
左路纵队，由第四军第10师、第11师、第30军第88师和红二方面军组成，由朱德、贺龙率领，7月3日从甘孜地区出发。
中央纵队，由第4军第12师、第4军独立师、第9军全军、第31军第93师和四方面军总部组成，由徐向前率领，7月2日，从炉霍地区出动。
右路纵队，由第5军和第31军第91师组成，由董振堂率领，7月10日，从绥靖（大金）、崇化地区出动，负责后卫。7月27日，中央批准红二、四方面军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10月，红四方面军同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地区胜利会师。
11月中旬，在“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委任弼时、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统一指挥下，红四方面军第4军和第31军协同红一、二方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斗的胜利。12月2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部到达保安同党中央及中革军委会合。
7日，中革军委扩大组织，由maozhuxi担任主席。此时第4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第31军：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后为郭述申）。
“西安事变”以后，红4军、红31军向东开进，于1937年1月到达三原、淳化地区。
四方面军西征
此外，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5军、第9军、第30军，共21800余人，于1936年10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示西渡黄河。11月10日中革军委电令授予渡河部队“西路军”称号，指示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并指定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统一指挥西路军的作战行动。西路军统率第5军、第9军、第30军和骑兵师。第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治委员秦贤道。由于敌人的强大和处境的恶劣，虽经半年的征战厮杀，付出了重大牺牲，到1937年4月，西路军终遭失败，余部的一部800多人由李先念等率领转战祁连山，在中央代表陈云的接应下，至新疆后返延安；另一部900余人在王树声、李聚奎等率领下分散游击绕回陕北。
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红四方面军残部和红29军等整编为八路军第129师，红四方面军结束了艰苦的历程，广大指战员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周围，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投入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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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毁灭了红四方面及军西路军
更新时间2012…4…18 1：32：50 字数：3807
1936年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宁会师后，担负左翼掩护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原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过草地时，隶属左路军留滞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后与三十三军合并为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至30日，分梯次从甘肃靖远虎豹口一带强渡黄河，向河西走廊前进，史称西路军。
到1937年3月，经过千里跋涉，历经山丹之战、高台之战、临泽倪家营子之战的西路军终于在六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全军覆没。
仅有以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为首的左支队四百余人到达新疆，副总指挥王树声为首的右支队，有零星人员化装回到陕北。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三个方面军六万余人，至此损折三分之一。
西安事变后，zhonggong只能改变部队整编计划，将原计划编为四个师的部队编为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春，张国焘借清明祭扫黄帝陵之名逃往武汉，公开声明脱党，zhonggong中央虽然收拢与拯救了近六千名溃散归队和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却将西路军定性为张国焘为分裂党，分裂红军，妄图割据新疆称王阴谋的实施部队，将它当时的历史作用和功绩一笔抹掉。
从那时起，军史、党史，凡提到西路军，便持此论调。一直到1976年粉碎“***”后，借着平反冤假错案的东风，粉碎“***”有功的李先念，徐向前作为当事人，不甘自己所属部队蒙冤四十载，才上书当时的党中央重新审查西路军事件。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电文由此得以解密。新的党中央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才首次为西路军平反。宣布，西路军是党中央和和**为实行宁夏战役，先期派出的左翼策应部队，又是宁夏战役搁浅后，实施中央打通新疆，获取国际支援通道的特遣部队。至此，基本还原了西路军的真相。
事实也是如此，机械而忠实地贯彻了**的每一个决策的西路军，正是以牺牲自己为代价，才换来了甘肃黄河以东主力红军的相对安全，并有力地支援了他们在陕甘苏区的斗争，保证了红军主力在那里站稳脚跟，并求得了长足的时发展。
研究历史，不应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而应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这种恢复有时是无情和残酷的。事件的许多当事人，虽然也探讨过西路军的是是非非，但是都未曾深入剖析其根本。比如。徐向前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经验总结的遗著中是这样论述的：
第一：任务问题：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时发生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至于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西路军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主权；一方面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背着追随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错误包袱不能自拔，患得患失，当断不断，唯中央电令马首是瞻，那最后决定权实际成了决定西路军命运的符咒。
应该说，徐帅的分析较为客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