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
（1）“1号”的灯坏了，手纸也用完了；
（2）家里已经没有“泻立停”了；
（3）最近天气湿热，闹肚子的人很多，附近药店的止泻药都脱销了；
（4）你刚才喝的茶水也被宝贝儿子下了猛料。那就是在武林已经消声灭迹几十年、杀人灭口，居家旅游的必备良药——“7日断肠散”和“含笑半步癫”，当然也都是由泻药搭配而成（配方保密），这回你不中招都难了！好自为之吧；
（5）我本来想发电子邮件提示你一下的，可是网上没有“霸王龙”甚至也找不到“紫霞”，无奈之下，只好发给“鳄鱼”（据说它是恐龙的后裔）了，非常希望你能收到！
爱你的小丽！
……
老公在老婆和儿子的奚落下，跌跌撞撞地走进了“1号”，在经受了一番明枪暗箭的洗礼后终于可以“方便”了，奇怪的是尽管肚子很痛，但却怎么也大xuxu不出来，这是只见一张纸条，从门缝递了进来，上面写道：
老公，看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出来，我想，你在喝茶之前应该抽烟了（我也不喜欢，呛死人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xuxu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你抽的那包烟里放进了“泻立停”粉末外加我们任家祖传的独门猛药“鹤顶红”（别忘了我可是医生！）……基本原理就是先把水库的闸门关上，然后再向里面不停的注水……后果可想而知……我这还有更大包的泻药，也许你会用的！
老公（倒）： ……！
（摘自西陆网站）
汉语中的外国文学
张新颖
【作者简介】
张新颖，男，1967年生于山东招远，文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近年尤致力于沈从文研究。
主要著作有：
《栖居与游牧之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
《歧路荒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迷失者的行踪》（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火焰的心脏》（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年）；
《文学的现代记忆》（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
《默读的声音》（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
《读书这么好的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沈从文精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双重见证》（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等。
张新颖的写作只有思想和才情，没有太多的锋芒，也没有表层的“知识谱系”。但他的文章对学院派具有启示录的意义，他似乎在说：“回到内心去感受文学，别用‘学问’装腔作势了。”
聪明人说，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翻译过来的诗歌似乎不值一看了。我读陈敬容、冯至等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仍然觉得里尔克的伟大和光辉。
对具体翻译作品的说三道四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存在着最完美的翻译，只不过现在没达到罢了。其实翻译本身即不被信任，这才是根子上的问题。人们不知道把翻译作品放在哪儿才好。比如说汉译海明威作品，当然和海明威用英语写的原文不一样，现在是电影导演但以前是小说家的朱文，学习写小说的时候把海明威作为目标盯了两年，之后才恍悟道：“我所了解的海明威从某种角度说毕竟是一个汉化的海明威，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汉语作家。”
按照比较文学里的一些看法，其实存在一个叫海明威的汉语作家，只不过顶着这个名字的不只是一具身体。海明威的汉语作品是由海明威和汉语译者共同创作的——对于这一点似乎没有多大的疑问，如果不考虑变为汉语作品之前的环节，只从成为汉语作品那一刻算起，那么在进入汉语环境的程序和形式上，就和一个汉语作家写的汉语作品没有什么两样。所以比较文学会说：汉语里的外国文学，是汉语文学的一部分。
这似乎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找好了一个位置。人们通常是把翻译文学叫做外国文学的，当这种粗略的叫法被语言的根本性差异所质疑的时候，就只好再另外找个安置的地方——大概它两边都呆不舒服。
其实处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有什么不好呢？不好不过是来自一些自以为是的俗见吧。要是一个人阅读翻译作品，他就得准备应对类似这样的劝告：一种劝你干脆放弃，还是回过头来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吧；另一种则建议你直接去读原文。
第二种意见似乎颇有道理，这个道理已经被重复了无数遍，总而言之翻译靠不住，翻译使原作失去了很多有价值的、独特的东西，文学尤其不能翻译，诗歌尤其尤其不能翻译……如此等等。直接去读原文当然是一个好方法，但我想来仍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法：是不是要先变成一个外国人再去读外国文学，否则怎么能确保读原文就不失去什么呢？
聪明人说，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翻译过来的诗歌似乎不值一看了。我读陈敬容、冯至等翻译的里尔克的诗，仍然觉得里尔克的伟大和光辉。我找不出哪一个汉语诗人可以取代他，好似我只读来路纯正的汉诗。这个经验得到的普通事实，同时也可以用来答复第一种劝告。不信的话来读读冯至翻译的《秋日》——
主啊！是时候了。夏日曾经很盛大。
把你的阴影落在日规上，
让秋风刮过田野。
让最后的果实长得丰满，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迫使它们成熟，
把最后的甘甜酿入浓酒。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如果指出具体翻译的错误而不是从根本上排斥翻译，当然没有什么话好说。但“正确”的翻译却未必好，却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缀言”里说：“一个译本无疵可指，处处精确，仍然可能是坏译本，不堪读。正如为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仍往往是‘乡愿’，不是‘圣人’。”
而博尔赫斯说得更彻底，他认为伟大的作品根本就不会因为翻译而失去其伟大：“具有不朽的禀赋的作品却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近似的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经心的阅读和不理解，它不会失去其实质精神……《堂吉诃德》在其作者死后的战斗中战胜了它的译者，并且不管这些译本多么粗制滥造，它仍然保存了下来。”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
张新颖
现在要避开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很难，大家都是有见解的人，而且随时随地表达、传布、宣扬。
我们好像不是生活在生活中，而是生活在对生活的看法和意见中。
文学生活好像也是如此，并不存在文学生活，只是有一大堆对文学的看法和意见而已。也就是说，有些家伙整天在谈文学，其实并不拥有文学。
“对于那些从事媒体艺术和广告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名气和声望来自发表他们‘自己私人意见的能力’。这些‘意见’毋须凭借世世代代的人类与‘人的经验’搏斗所累积下来的、取之不尽的‘资讯’宝库，而单凭一个‘光说话的脑袋’能够以‘富有刺激性的’和‘新颖的’的方式说出一己之见即可。”（史华慈遗笔《中国与当今千禧年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
文学不是看法和意见。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说：“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是颇为对立的。‘我说的有关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我最后的话。’亨利·詹姆斯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性。”
最好的看法和意见也是对复杂性感受的简化，何况充斥我们周围的看法和意见大都离最好远着呢。
“好的头脑应该像一丛乱蓬蓬的植物，而不应该像一种草。”法国的阿兰说达尔文描绘的世界所以展现了非凡的魅力，是因为那里面始终具有初生的概念和不可模仿的力量，而不是由失去了灵活和丰富性的一般和抽象的东西构成的知识。
而现在，连中学生也被鼓励、被强迫要表达看法和意见了。中学语文的专家说这几年的高考作文是“话题”式的。什么是“话题”式的呢？也就是要你的看法和意见。当一个人刚刚开始学着独立体验生活的时候，甚至当这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要简化、甚至是取消他的复杂性感受了。那些已经成为能够发表各种见解的专家们，他们是大人，没有生活也就算了，可是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怎么可以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呢？这好像是危言耸听，可这真是危险。
文学生活怎么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么多的看法和意见是没有意思的。
没能成为的那个人
张新颖
“我是应该娶你没有选择的那个姑娘的人，是应该在岔路口选择另外一条路的人，是应该在另外一口井喝水解渴的人。你不做出选择，也妨碍了我的选择！”
莫文蔚的歌《爱》，最后唱：“你还记得吗/ 记忆的炎夏/ 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 最后又有谁到达”。“选择的分岔”，这稍嫌别扭的汉语，让人想到那首著名的诗。词作者李焯雄一定读过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一条未走的路》（The Road Not Taken），相信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