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心灵发生某种有益影响，陈超的方式或许会给我们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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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难忘陈超为其诗集起的名字——“热爱，是的”。我认为它代表了陈超心理的“完型”。在“热爱”后，加以肯定语气“是的”，似乎透露了诗人内心更为深远的消息。这里有信心，亦有一丝忧虑或迟疑，似乎诗人是在与什么人辩难着，又似乎是在自励和申说什么。是的，这是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情感信息匮乏”的时代。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对世界、对人性、对人与自然和诗歌写作说出“热爱，是的”，的确不是一件单纯和轻松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保持内心的敏感和完整，并不断为生活提供语言奇迹的诗人，就格外引起我的会心和敬意了。在争强斗狠的利润和效率年代，让我们也能像诗人一样挽留一段宁静而快乐的感受诗意的短暂时空，让我们彼此呵护，缓步而行，对世界和诗歌轻轻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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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是的”。
朴素的先锋性
■ 周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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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除了他的诗本身与众不同，还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先锋诗评家或曰新潮诗评家。陈超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道以来，一直致力于所谓先锋诗和先锋诗论的研究。《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1989）、《生命诗学论稿》（1994）、《最新先锋诗论选》（2003）等著作大致勾画出陈超作为先锋诗歌评论家的轮廓。但我倾向于同意这样一种意见，陈超在本质上更像是一位诗人。陈超诗歌的先锋性比起他的诗论的先锋性有更多值得我们重视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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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诗坛上，由于传统的滞重和生存的困难，先锋诗歌一度表现为一种姿态，即反叛的姿态。我把它称作是一种“夸张的先锋性”。事过境迁之后，人们会意识到，那不过是时代的不成熟导致的诗歌的不成熟。而陈超诗歌先锋性的特点恰恰在于，他的诗所具有的先锋性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那种晦涩和怪异的先锋性。它既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却又是朴素的和平易的，更重要的是，是一种能够深入内心的诗。实际上，陈超早期诗歌的先锋性追求与当年那些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并无不同，多是一些“宏大叙述”或尖锐的叩问，包括他80年代的诗歌和稍后的长诗《青铜墓地》（1989）、《博物馆或火焰》（1992）等。这种夸张的先锋性并非毫无价值，却难以持久，更难以深入人们的内心。因此，大约从90年代中期开始，陈超的诗歌写作在不放弃先锋姿态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变化。1993年，陈超在《诗歌报月刊》上发表《深入当代》一文，预示着他诗歌创作的转向。1994年发表的诗作《大淀的清晨》和1998年发表的《本学期述职书》等则使这种朴素的先锋性有了清晰的诗歌文本展示。2000年，陈超在贵州的《山花》杂志上发表了《堆满废稿的房间》则可以看作是对此所作的一篇以诗论诗的小结。概括地说，在陈超近期诗作中，现实生活中许多看上去平淡无奇的场景和回忆大量进入作品，表面的特立独行让位于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朴素的抒情与叙述的手法非常自然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所说的朴素的先锋性，并由此展示出一种醇和动人的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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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深高速公路的护栏加深了草场，／暮色中我们散步在郊外干涸的河床，／你散开洗过的秀发，谈起孩子病情好转，／夕阳闪烁的金点将我的悒郁镀亮。／／秋天深了，柳条转黄是那么匆忙，／凤仙花和草勾子也发出干燥的金光……／雾幔安详缭绕徐徐合上四野，／大自然的筵宴依依惜别地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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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郊外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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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需要先锋性的。这正如陈超在一篇《诗歌随谈》（2000年）中所说，时代的分裂是由一个个血肉之躯负荷着的，诗人先行一步敞露了时代总的性格状态。但诗歌的先锋性不能徒有外表，更不是以语言的艰涩和怪异作为徽记的。正因为如此，陈超诗歌中那种朴素的先锋性才显得既难得，又可贵。
读者之思与思者之诗
■ 梁艳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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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超的诗学理念中，“诗是个体生命的本真展开”，它包容着诗人的“个人化经验、奇思异想乃至自由的性情。”诗歌源自灵魂，始于生命，是面对生命与语言临界点的直接感受。因此思者的陈超不仅将他对于诗的形而上的审美鉴赏、判断、思索、研究写成《悄然而至的挑战——论第三代诗人（之二）》《精神萧条时代的诗人》《诗歌信仰与个人乌托邦》《从生命原始到天空的旅程》《打开诗的漂流瓶》等论文、专著，成为有书写活力，有真知灼见的诗歌批评家；他还在从七十年代以来的每一个诗歌发展时段都留下了自己的诗歌作品，——《诗歌写作》《并不暗示什么东西》《本学期述职书》《无端泪涌》《雨夜修书》……演奏着思者诗歌的同期声，为我们展示有复杂深度，有容留空间的“诗性个人”的诗歌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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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诗的漂流瓶偶然地顺着时光的河床流经少年陈超的心灵时，他被吸引而拣选了，打开了那个富有魔力的神瓶，从此诗就伴随他的生命：刻骨铭心。“多年后他越走越深／一滴童年的黑墨汁／还结石在你四十七岁的身体”（《有所思，“鲁迅奖”之夜》）。我们可以看到，陈超的诗歌，总是写着往事、心事、身边事，从点点滴滴中找寻诗意的实存。《少年之忆：水仙镜像》《回忆：赤红之夜》等，描述前青春时期少年懵懂之爱的茫然、失意与惶恐，夹杂在苦涩中的疑似的甘美，当生命本能的信号在无知无告中开始发射着它苏醒的信息，远未成熟的身体与心灵怎能抵御好奇的强烈的诱惑和刺激？可仓皇、焦灼中的等待与尝试，又怎能缓解那个年代森严、酷厉的诅咒与规戒带给他们的虚弱与恐惧？《大淀的清晨》《夜烤烟草》《在这儿》叙述与想象在昨日与今朝穿梭，非重复的诗节把历史与现实注入到诗歌，通过叙述者注意力的调节，瞬间的忘怀与不绝如缕的思念涌动着，人到中年后回忆的感伤更多过于青春时的哀痛。《秋日郊外散步》《与西西逆风骑车经过玉米田》记录了爱与生命的合和相伴中，“有一道暗影就伴随一道光芒”，“不容易的人生像河床荒凉又发热的沙土路，／在上帝的疏忽里也有上帝的慈祥”，携手前行的线性时间里集纳了丰富的感恩元素与生命的托付，强化了诗人自身完整性与情感的真实性。还有《除夕，特别小的徽帜》《晚秋林中》《劫后》通过特定情境与氛围的揭示，直接诉诸于我们的个体的直接经验，使我们通过诗歌获得观察人生命运的偶然契机，分享一个思者——现代知识分子对语言难以企及的诗歌艺术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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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陈超近期的诗歌时常会有一种痛感。诗的痛感与思的痛感的杂糅。场景、画面、声音、气味、感觉、意绪，当淡然人神的诗人在现代化的实用时代，仍然坚守自我对诗与思的辨析，表现出艺术的敏锐洞察力与高度的思维水准。因为，“诗人的感情、智性和客观物体在瞬间的融合，它暗示诗人内心的图景，它锋利而具体有着坚固的质量。”我喜欢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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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云静止于天体透明的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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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和另一个你多呆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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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林中》
逆风劳作的诗人
■ 霍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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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诗人的写作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也许这话没错，但多少有些大而无当。石家庄，这个一年四季灰暗乏味、污染过于严重的城市似乎提醒陈超与这个时代的距离和深入命名的迫切感。他是一个工业时代大汗淋漓的骑单车的人，他在阵雪和逆风中前进，诗思和存在的隐痛在冬夜中静顿、沉潜。“夜深人静。窗外飘起冬雪。这是天空中落下的惟一使人不必设防的东西。我在写诗。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自己心灵中残酷、阴沉的一面。有时，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陈超：《塑料骑士如是说》）在时间的指针悄然掠过惊惧的目光，诗人则擦拭和点亮了那个略显老套而又温润萦怀的旧式灯盏。词语的自足，内心的凝视，想象的舒展，经验的回视，探问的姿态，这都成为对时光中记忆和现场的必要而有效的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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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理想主义的最后晚照同样没有错过陈超疲竭而满布激情，深陷而企图超越，古老而必要的仰望与挽留的面影。诗人在紧张的“楔入”与绷紧的语词中强烈地感受到了不适与尴尬。在生存和写作背景的转换中，诗人感到写作需要的不只是勇气与坚持，写作的前提是诗人必须对身处的时代有清醒的体认和省察，哪怕他要承担写作和生存的双重责任与奥义。陈超在1994年前后开始了自己诗歌话语转换的努力，他试图发现“理想主义者”“自我意识”“经验论者”“生活和事物纹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诗人看来，诗歌不是简单的对“圣词”的赞咏也不是修辞练习，而是“深入当代”的勇气和对现场有效的揭示和命名能力。在此后的诗歌书写中，陈超的诗葆有了对知性与感性，吟咏与陈述，内心与现场，记忆与当下，独白与盘诘，紧张与调侃融合的能力和活力。在回到日常生活细节的注视中，在干净、朴素、精准的语言开掘中，诗人将记忆的温情苦涩与现实的繁琐抑郁融合起来。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陈超的诗歌写作简单回到当下，而是诗人在适时的体验和抒写中坚持了“历史的个人化”叙事和“求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