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一个大个子从东面的黑影里出来了，是伏朝阳。他站在灯光和黑影的连接处，说：“杜院长，你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这充分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咱们麻风院并不是世外桃源，麻风院里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必要，而是大有必要！”伏朝阳的话此刻听起来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不仅完全接受，而且进一步表态：“我决定今晚上不回上湾了，和大家一起睡。”我的话并没有引来任何反响，这让我有点意外，我接着说：“我还要动员另外几个大夫，从上湾搬下来，永远和麻风病人同吃同住，同呼吸共命运！”还是没听到任何反应，跪着的人，头埋得更低了。
“你的情我们领了，杜院长。”苏四十说。“老苏，今晚上我就和你睡一起。”我仍旧热血沸腾。“求求你，杜院长！”苏四十半哭着说。“就这么定了，老苏，今晚我和你睡一个被窝。”我态度越来越坚决，“你别害我，杜院长。”苏四十哽咽着。“还是小心一点好，杜院长。”好几个人都说。这时，伏朝阳拖着长长的影子走到前面来，说：“杜院长，我支持你。”伏朝阳还郑重其事地跟我握了手，然后又说：“那个挪威大夫敢于一次一次地做试验，我们中国的大夫和麻风病人同吃同住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这样，我这个麻风病大夫，第一次真正住在了麻风院。我为什么要和苏四十住在一起？因为，他是公认的麻风头子，在病人中很有威信，也很有威力，他几乎是半个麻风院院长，甚至比半个还多，吴鹤声是他的总后台，他们两个常常合起来暗地里和我较劲。我这个国家正式干部，卫生局派来的院长，其实一直不被他们重视，在他们眼里，我的作用大概只是每月多跑几趟卫生局，多要些钱物回来。大湾麻风院建院以来，每月由国家给每个人供应30斤粮食、6块钱生活费、半斤白糖、1斤煤油、3斤肉，还免费供给被褥和病员服，所有这些东西从韬河县卫生局领来后，都是由苏四十具体经管的。我觉得，这里面是有手脚可做的，就是说，国家供应的这些东西都用在病人身上了吗？我有些怀疑，我一直想摸清楚，却没有机会。
一星期的药 （2）
无论怎么说，我有必要和苏四十搞好关系。我也看到，苏四十的威信，确实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他身上确实有足以服人的地方。刚才他那声“快给杜院长跪下！”就让我很感动，他后面那些半哭的话，也肯定不是装出来的。我相信，我和他的关系可以变得更好。这是我做好麻风院院长的一个前提。同时，我为什么选择和他住一起？说老实话，还有一个原因，跟顾婷娥有关。苏四十显然是很关心顾婷娥的，顾婷娥到的头一天，他就把带头欺负顾婷娥的猴子弄到阴森森的后院去了，今天，顾婷娥一次把一星期的药都吃了，又是他打发万福来上湾叫大夫的，我总担心，他对顾婷娥有想法。和他住一起，等于在监视他。而且，他也是一个人住，听说有时候田淑兰陪他住。田淑兰是长得最漂亮的女病人，病情也不是很严重。麻风院是绝对禁止男女恋爱和发生性关系的，苏四十是个例外。现在来了更漂亮更年轻的顾婷娥，苏四十这个麻风头子实在让我不放心。
我坚持要和苏四十盖一个被子，我狠下心，就是要做给大家看，就是要让苏四十从内心彻底地接受我，就是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所有的麻风病人服我，我这样做不需要多大决心，我是学麻风的，我应该相信那个挪威人的试验。
但苏四十无论如何不跟我睡一个被窝，我脱得一丝不挂钻进他的被窝等他，他抽着烟坐在远处的墙角，就像一个看不上丈夫的新娘。
“老苏，快来呀。”我说。
“你先睡。”他说。
一只苍蝇在苏四十眼前已经绕了好几圈了，这次，苏四十没让它飞走，一下子从空中将它打入手心里，然后顺势向下，拍在膝盖上。
我一看禁不住笑了，我不理他，准备闭上眼睛。其实我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心里一直忘不掉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远在韬河的我父亲，另一个就是顾婷娥，我的心分了两瓣，一瓣在韬河，一瓣在麻风院。我竟然神奇地睡在麻风病人的被窝里，也不感到紧张，相反还有一点窃喜，我甚至在想，如果父亲真的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我这个双料反革命的儿子，现在躲在麻风病人的被窝里，谁敢来把我拉下山游街示众？我甚至遗憾我只是睡在麻风病人的被窝里，我直接是麻风病人多好呢！
“吓死他们！”我这样念叨。
“他们”是谁？
好像是所有不在麻风院里的人。
“吓死他们！”
我始终这样念叨着。
公元1873年2月28日
，这是挪威人阿莫尔·汉森（Armauer Hansen）发现麻风杆菌的一天。在一处简陋的实验室里，汉森反复观察着从一位麻风病人鼻翼上取下的病粒，终于发现了一些棕色的杆菌微体，于是，汉森向全世界宣告：这些杆状体就是麻风病的病源，麻风杆菌！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它告诉人们麻风病并非来自“上天”，并非“天刑”，并不是天命论意义上的一种“不治之症”，并不是在宗教和道德领域内受到严重蔑视的“邪恶的病”，它确实很古老，很顽固，但它只是一种病！
对麻风病的极端误解和惧怕，中国和世界各国倒是非常相似，这从他们对麻风病的称谓上就能看出一斑。在中国，麻风病也称麻疯病、癞病，把麻风病和“疯”“癞”扯在一起。俗成“大麻风”，一个“大”字，很能说明问题。《战国策》称之为“厉”，《论语》称之为“癞”，《黄帝内经》称之为“疯”，《秦律》称之为“疬”，《晋书》称之为“麻疯”，唐代的孙思邈称之为“大风”。宋代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中首次出现“麻风”的说法，并沿用至今。在西方，麻风病的英文名称是Leprosy；而该词来自希腊语“lepros”，意为“鳞状”。尔后经历了拉丁语和古法语的混合演变，形成中古英语“leprus”，最终固定为“leprosy”。《圣经》中把麻风病称作“Leper”（中文译作“癞波拉”）。另外，《圣经·列王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以色列撒玛利亚城，严禁麻风病患者在城里生活，只允许他们集中居住在远离城市的山沟里。事实上，欧洲各国处置麻风病人的方式十分残酷，和中国极为相似，不是烧死，就是活埋或淹死。中世纪的欧洲，如果不把麻风病人活埋、烧死和淹死，则要把他们赶出居民区，驱逐之前还要先举行送葬仪式！病人要穿上特制的服装，头上要顶着土，表示你虽然活着却已经是死人，边走边摇铃，以便让大家早早躲开。在中国，2600多年前，孔子的弟子冉伯牛得了麻风病，孔老夫子表现得相当勇敢，亲赴冉伯牛家探望，不过，他没敢进屋，只是站在窗外，看着弟子变形的面孔，说：“亡之，命矣夫！”1935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在白云山下曾一次活埋麻风病人300余人。活埋前所有病人照例被灌了，让他们放开肚子吃肉喝酒，然后一声令下，300多个醉眼迷离的麻风病人被纷纷推进同一个大坑内，然后埋掉。1941年，韬河县一个名叫王炳元的县长，曾悬赏捕杀麻风病人，捕杀一个麻风病人，可获赏金20元，一次活埋麻风病人200名。
在汉森之后的近百年中，又有许多人重复汉森的试验，但胆量比汉森小得多，只是试图将麻风杆菌接种给一些动物，仍然没有一个被传染的例子。汉森的试验出现了近百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对麻风病的恐惧和对麻风病人的歧视，并没有多少变化。不过，20世纪初，国际麻风协会成立了，1953年，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每年第一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为国际麻风节，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关爱麻风病人，把他们当人看，动员世界各国携起手来，为攻克这个古老的顽疾而奋斗。此后，每年的麻风节，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公开发表关于麻风病的讲话，并亲自看望麻风病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响应国际麻风协会的号召，在全国所有的麻风病高发区建立了麻风院、麻风村，但是，它们无一例外，都选址在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里，而且全部依照苏联老大哥的模式，医生的住地和病人生活区相距至少两公里，医生住地必须在风力难及的上峰位置。中国政府尽管建起了大批麻风院麻风村，投入了大量物力和财力，可是，所有来自上级的关于麻风病的指示都是秘密传达的，不准作任何形式的报道，报纸、电视、文件，都绝不提及“麻风病”三个字。中国也很少有麻风病学专家，即使有那么几个，也和国外的学者完全没有交流。每年的国际麻风节，中国各地的麻风院也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庆祝活动，甚至也没人知道有这么个节日。
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疾病能在社会上引起这样的不良反应，并且对病人及其家庭造成如此多的痛苦和不幸。”
读者朋友，很感谢你还在读这部书，看过以上的这段文字，你大概可以肯定，杜仲钻进苏四十的被窝，多么需要勇气！而麻风头子苏四十，像一个另有所欢的新娘一样缩在炕角，一个劲地抽烟，又是多么有意思的一幕呀。
我是坏女人（1）
半夜的时候，我醒了，我看见了那盏用棕色药瓶做成的煤油灯灯芯就剩一丁点儿了，灯芯让浓烟压歪了，眼看要灭了。我不知自己是死是活，只觉得乏死了，一点力气都没有，就好像一直在泥坑里爬，爬呀爬，还没爬出来。我想抬头看看两边，觉得脖子软得像面条，根本动不了，嗓子又干又疼，舌根也疼得要命，满嘴药味。我挣扎了几下都起不来，就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人，“小天鹅，你醒了！”是田淑兰的声音，接着我看见了她的脸，还有燕子的脸，燕子端来绿豆汤，用勺子给我喂，我想说话，但嗓子好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