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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时刻到了，我在小孔的催促下，给天津法院的李法官打了电话，本来我是要再等待一下的。
“喂，是李法官吗？”我拨通了电话。
“是的，你是晓升吧。”他笑道。
“上诉期到了，铁马公司来了吗？”我急切地问。
“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是明天到，而不是今天。”他回答我，却没有回答是否铁马公司来没来。
“可是……”我心里产生很大的疑问，但是李法官这么讲，我又不好直接地说什么。
“我们的计算是没有问题的。”他回答。
“那，铁马公司来了吗？”我声音似乎没有了底气。
“我上午不知道，后来庭长告诉我，他们来了，你们下周来拿一下上诉状。写好你们自己的答辩材料寄给我们或者送过来。我们很快要在规定时间将材料交到中级法院的。”他说话非常平稳，让我无法再深究什么。
“上诉状上有什么新的东西吗？”我问他。
“没有什么，还是以前的论点和证据。但是铁马公司在中院有关系，所以要注意一下。”他还是关心我们的。如果他管的案子有问题，对他个人的前途也是不利的，现在也在抓案子的成功率问题。
“好吧，谢谢您。”我非常客气地放下电话。
小汤急切地问我：“怎么样？法院怎么讲？”
“明天是最后的期限。而且铁马公司也上诉了。”我有些沮丧地说。
“还真是的，铁马公司就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呀！”他生气地说。
“还是没有办法。”我只能感叹到，“现在就要考虑下一步的问题了。”
我给马厂长打了电话，他已经知道了铁马公司上诉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赶紧通知我。
我又给小孔打了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想他一定非常地失望。
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就没有好命的时候，总是要在成功的时候遇到最为害怕的事情发生，果然事情还是发生了，我没有运气轻而一举地拿到铁马公司所拖欠的款项，还要等待中院的开庭。
小孔又打来电话，发了一顿的牢骚。他的话里还带着骂声，不知道他在骂谁，也许在骂老天爷。其实大家都猜到铁马公司要上诉，而且我也做好铁马公司上诉的准备，不论从心理上还是从证据上，我都提前考虑到了，但是当事态正好如我的最坏的想法时，我还是感到非常失望。我想小孔同我的想法和感受是一样的。
“小汤，走吧，我们一起喝点酒去。”我对小汤说。
他知道我每到不顺心的时候，总要到我们经常去的那个小饭馆去，喝点啤酒，再一起聊一下眼前的事情。
“好吧，走。”他没有讲什么。
我们就来到那个小饭馆，要了一个沾酱菜，要一盘花生米，四瓶啤酒。
我们聊着，喝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刚才的烦恼。我的头开始有些发沉。
我们起身，小汤赶汽车回家，我又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看看有什么新的邮件。
我不能继续工作了，就起身上了卫生间，然后晃悠着回家……
我又踏上去天津的火车。计划到法院去拿上诉状，然后我再回来写一下答辩。
小孔也要执意同我一道去，我同意，坦率地讲，这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回避的。
坐在火车上，小孔又同我探讨起了现在的事情。
“晓升，我觉得铁马公司不应该上诉的，而且也是没有用的呀。”他感叹道。
“是啊。”我也说。
“不过，我想你应该好好地同马厂长谈谈，想办法托一下关系。”
“我已经同他讲了。他说，没有问题的，中国应该是有法律的，不是以前了。”
“但是现实是现实呀，什么事情都可以人为地办到，你们这个小案子算得了什么呢？我们公司曾经有一个几千万元的案子，最后就是在关系上下的工夫，才解决的问题。”
“我承认现实，但是就这个案子而言，铁马公司是输定了。”我非常自信地说。
“但愿是我们所希望的。”
北京到天津的火车是非常快的，很快就到了天津。我们同马厂长联系好，就打车直接奔向法院。
第三十章（至节二）
“李法官，您好。”我们没有等马厂长来就直接到了法院。
“看来你们还是非常着急的。”李法官笑着说。
“咳，没有办法呀。”我不可奈何地说。
李法官好像非常理解我，就主动地停止了寒暄，将铁马公司的上诉状给我一份。
“你们先看看。”他对我讲。
我仔细看了看，然后又从头看了一遍。
“小孔，你看一下。”我将上诉状递给小孔，他也在仔细地看。
我回过头来，对李法官讲：“李法官，我觉得铁马公司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看来他们上诉也是没有太好的用处的。”
“他们要完成所有的程序呀。但是这样做是没有太好的效果的。铁马公司也真是的，解决了，不就行了吗？”他表面不偏不倚，实际上有些不满铁马公司。
“我们有必要写答辩吗？”我问他。
“应该写。”他回答很是简单。“其实，你的答辩是至关重要的。”他又补充道。
“我想也是的。”我知道，大家都是在心里明白，表面装糊涂。
“一会儿，马厂长就来。刚才我们通了电话。”他对我说。
“是的，我们也通了电话。”我也告诉他。
“李法官，上诉期间，需要多少时间呢？”小孔看完后问李法官。
“那就说不好了。首先，你们要将答辩写好交给我，我们再把整个卷宗搞好，递到中院。”李法官耐心地解释道。
“我们希望快一些。”小孔继续说。
“但是，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估计要三个月时间，最长要半年。”李法官说。
“是啊。”我说。
马厂长到了，他也看了看上诉状，然后就放进自己的皮包里。
我们起身走了，正好在中午十分，我们想请李法官吃饭，他回答非常干脆，就是孩子没有人看，必须回家。看到他的坚决的样子，我们也就没有坚持。
我们和马厂长一起找了一个小的饭馆，吃了点儿包子，不过这个地方的包子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据讲是天津狗不理包子那里的师傅。这是第一次，我们在天津吃得这么简单，每次我们都是马厂长请客，花一点钱的，喝点啤酒什么的。不知道这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都感到拮据起来，特别是马厂长，对此没有以前那样慷慨。
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没有什么钱。这样吃饭，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我可以心里没有什么压力。
“看来，上诉对铁马公司来讲，也是没有用的。”我对马厂长讲，也是自我分析。
“没有问题，我才不怕呢！”马厂长又出现那种不在乎的神态。
“但是还是要谨慎为宜。”我比较冷静地说。
“没有事情的。”他还在说。
“不是有没有事情，应该好好地对待，在中院不象是在区法院，毕竟是高一层的，不能乱来的。”我警告他，让他要认真一些。
他没有讲话，就算是默认了。
“对了，你要写个答辩，避免中院只看到判决书和上诉状，这样容易误导中院法官们的思想。”我再次提醒他。
“是的，我让律师给写。”他回答。
“好吧。”我说。
此时，小孔一直在吃包子，没有一句话。
我们回到了北京。
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小孔建议一起吃晚饭。我同意了，并带他去了我过去曾经去过的一个快餐店。
我们坐下来，各自要了自己喜欢的饭。
这里的光线有些暗淡，但是非常安静，适合我们在这里聊聊工作什么的。记得我曾同香港的黄先生来过这里。总的来讲，这里的环境从感觉上是可以的。
“晓升，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你就是这样的困难呢？为什么你家里也是这样的困难呢？”小孔突然问起这样的问题。
“我的奋斗没有依靠我的家里，所以讲，我的独立性是非常地强的。”我回答。
确实如此，家里给我的只是道义上的支持，别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帮助我的。我也不愿意向家里要钱，除非我是万不得已。我的生活和事业上这么大的波折，全部是我自己处理的，没有牵扯到家里的人，只不过，我在最为困难的时候到我父亲那里哭一下，就算把我的内心的苦闷发泄出来。他们帮助我的是小钱，现在连这个小钱，我都没有办法向他们要了。
“要是我，我的亲戚就可以帮助我了。”他继续沿着他自己的思路走。
“在我们家是不行的，我知道他们是非常地困难的。”我说。
“我陪公安局的人到你们家里去过，他们还在做些小的买卖，以此来维持生活。”
“是啊，都是我给害的。”
“这又怎么讲呢？”
“我做工厂的时候，让他们帮助我，但是工厂突然地倒闭，我弟弟的工资也就没有了着落，我父亲的服装店也就匆匆地关掉了。”
“家里一点的存款都没有吗？”
“过去，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比较好，也就没有想到攒钱，现在需要了，就没有了。”
“你自己也没有吗？”
“你看呢，我一心扑在工厂的经营里，把自己的钱也放了进去。后来我离婚了，我也没有要任何的东西。我是怎样去的他们家里，就又怎么回来的。”
“你的命真苦呀！不过你命好在有两个儿子呀。”
“也就是他们是我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