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来说，有着杜老师那样的魅力！
直到如今，我仍然坚定不移地认为：如果当班主任的得不到自己学生的敬重与热爱，那么，最根本的原因，一定在班主任本身。
杜老师出的题目很简单，问题很明确，可是往往一个很小的问题，便让人不得不写出一篇文章来。比如有一次，他口述道：有个财主死了，他留下遗嘱，将财产给了唯一的儿子。财主的一妻一妾，带了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上公堂，请包拯断案：两人都说是孩子的妈——谁得了孩子，谁就可以得一笔大遗产。包拯令人在堂上画了个石灰圈，将那孩子围起来，道：“两妇人听了，你们各人扯住孩子一只胳膊往外拉，谁将孩子拉出圈，谁就是亲生母亲。”两人就开始拉，孩子就开始哭。他终于被一女人拉出圈来。包拯马上判出孩子归谁，并使堂上堂下，连同真假母亲都心服口服。
问：“包公是如何论证他的判决的？”
有一天，我的邻座问我：“你每节课都眼睛发直想什么？全年级的人都说你是有名的掏蛋鬼，咋到了我们班却变呆了呢？”
我告诉他我要绞尽脑汁完成别的作业，比如设想包拯如何以石灰圈断案。这事马上传了开去，大家都对那些题很感举，甚至有人觉得将这类题目交给一个全校出名的坏学生做实在有些可惜，也不公平。于是有人就去问老师。
在那节班会课上，我第一次发现我的班主任也有态度非常严肃的时候。他让全班认真讨论：为什么他要给我增加一份作业，倘若我做不好，还要大搞卫生？
同学们踊跃举手发言，很热心地重复各人从丁班丙班乙班听来的我的恶劣行径。一面数落，一面又有人忍不住嘿嘿笑……大家一致认为：老师让我多做作业，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就像当时流传很广的关于“毛主席在陕北农村改造二流子”的故事一样——毛主席把二流于改造好了，而我呢，到了甲班，也被改造得正在好起来。
杜老师把双手撑在讲台上，静静地听同学们讲，越听，那眉头就皱得越高。
待同学们各尽所言后，老师说话了：“我很失望。”他说，声音很严肃，我低下头，老师走到我跟前，叫我站起来，说：“把你的语文、算术本拿出来，不不，我要的是那两个厚本子。”他将本子接过，伸出结结实实的巴掌来，抚了一下，“请同学们往下传阅，好好看看。她是全年级个子最矮，年龄最小的学生，开学3个月多点，她就独自将两本书全学期每道习题都做完了。”他将我从座位牵出来，牵着我跨上讲台。将我转过去，把他的双手重重按在我肩上轻轻说：“抬起头来，我的孩子！你好好看着你的同学们，看别人是如何诚心诚意地欣赏你的。”
教室里泛起一片越来越响的“嘿嘿”“嗬嗬”，我看见我的本子被一双双小手翻着传着捧着，心里实在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老师的话语在我头顶掷出，铿铿锵锵，越过那一片骚动的声浪：“她每天做着跟别的学生不同的功课，那不是在接受惩罚，那是一种别人没法获得的奖赏。”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索性就横了心，抬起脑袋挺起胸，任由那泪珠儿纵情往下淌。
老师还说了一些别的什么。至今，我仍记得他最后的几句话：“—一永远，也不要满怀热情地去记住别人的缺点。一个津津乐道别人的毛病的人，是会让自己的品德慢慢败坏的。”
11
结果是，我的父母接到通知：要么转学，要么开除。
一年级上学期，很快便结束了。每个学生都得到一本《学生手册》。
《学生手册》记载着每个学生在校的各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两大项，是成绩与操行。
那时，时兴“学习苏联老大哥”，成绩全是5分制。我每门功课都是5分。
操行评定则照中国的一套以甲乙丙丁分级。一般来说，一年级小学生的操行，大多为甲，少数为乙，而我呢，操行评定一栏却写了“乙、丁、丙、甲。”评语由4个曾任我班主任的人分别鉴定。因为我在每个班都呆了一段时期。
丁班班主任写的是：“喜欢帮助同学，劳动积极。经常违反课堂纪律，操行：乙等。”
丙班班主任的钢笔力透纸背：“调皮捣蛋，无心向学；影响极坏，操行太薄。丁等。”
乙班班主任的评语又有事实根据又有理论总结，让我虽然不服气，又挑它不出错处来：“聪明不走正路。经常惹得全班哄堂大笑，严重破坏教学效果。从不迟到早退，但在所有上课时间，从来无法约束自己，是老师与同学的重大负担。建议给予操行丙等。”
甲班班主枉的评语依序写在最后：“读书举一反三，办事锲而不舍，头脑灵活，精力旺盛，是个须以特殊方法教育的特殊儿童。在本班期间，操行评定为甲等。”
自从受教于杜老师，我就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愿望，总盼望得到他某件须冒了生命危险才能完成的任务，以便能在最短时间内证明我也可以成为一个乖孩子。可我那杜老师又怎么明白我的心事？大不了，他或是出些难题让我绞尽脑汁，或是让我在班里领队做广播操，实在没有什么为知已者死的机会，我心中就时时感到遗憾。
在那次，杜老师让我猜斯芬克斯出给俄秋浦斯的谜语之后，妈妈就给我讲过好些希腊神话，那时我还没去过希腊，并不知道希腊人的长相和中国人有那么大的差异，就想当然认为那个取金羊毛的希腊英雄应该长成我杜老师一般，圆人圆脑，敦敦实实。于是跟小朋友讲故事时，就一心一意照我班主任的举止神态去描述柏修斯。
倘若能被这样一位班主任长期教导，即使不能随我所想英勇早夭，起码也能如母校所愿成个好学生；事情的发展偏偏不是那样。
杜老师走了。听说被调去一个少年体操队任教练。新学期开始时，我一见到甲班换了新班主任，马上就有受欺骗的感觉，但又说不清具体被谁骗了。不久，我非但故态复萌上课捣乱，而且乱得变本加厉，常常被老师赶出教室。我唯一存着个希望便是将被赶回丁班去。结果是，我的父母接到通知：要么转学，要么开除。
于是我转去另一间学校，并且从此就因为同样的原因一再转学。无论转到哪个学校哪个班，我每科成绩都是全年级第一名，操行却不是丙等就是丁等。因为，令我感兴趣的学科只有自然、政治、图画、体育和音乐，而历史地理语文数学则不读自通。岂料我的班主任们只教语文或者数学，他们便有种种机会见我调皮捣蛋，便都很热心地去找我的前班主任了解我的过去，了解之后，便更是印象恶劣，结果呢，我每本学生手册的操行评语都少不了“聪明不走正路”一说。
母亲每每总要细问我所犯过失。也许她并不认为这类过失足以使我背离长长的人生正路，又或者她觉得父亲对我的痛打已是对一个顽童体罚的极限，便也不再额外惩戒，只是耐着性子，给我一本又一本书看。凡读一本，都要我作出大量的笔记，并要我以自己的观点去评价书中的每一个人物。
三年级时，我已读了许多高尔基、契词夫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我告诉妈妈，我最喜欢的作品，还是安东尼奥里的《斯巴达克思》、杰克。伦敦的《毒日头》和《荒野的呼唤》。
母亲本人则酷爱戏剧。有时寒暑假，她会带些学生到家中排演活剧。也不知从何处弄来那许多彩布彩纸，他们裁裁剪剪粘粘贴贴，自己做道具自己做服装；还搞来许多颜料，在我家不是这面就是那面墙上画布景——那时父亲已经转业，在市政府工作，房子是政府分配的，住得十分宽敞，是重庆市五六十年代最漂亮的住宅，说是按苏联的图纸建的，地址是桂花园15号，但人们议及那住宅，只称为“红房子1幢”、“红房子2幢”、“红房子3幢”、“红房子4幢”，不用提及门牌街名。我们家每年两次要铲去一层墙皮再刷上厚厚的白灰浆，以覆盖那些色彩丰富的天空森林或河流城堡——妈妈的学生们就在那些布景前自己演给自己看。有时演一幕，有时演全场。演者大喜大悲，观者真怒真乐，直把我看得神驰心醉时而手舞足蹈，时而大呼小叫，真真羡慕煞这些年轻人。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场景还时不时在我记忆中滑过，如风帆一般。印象最深的，当然要数莫里哀的《吝啬鬼》，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
不看话剧时，寒暑假也是挺快乐的，因为小伙伴多，且几乎全是军人的后代。
4幢红房子，各各相去近百米，有草坪，有树木，有几个直径约20米的圆花坛。在孩子们眼中就像天堂似的乐园。l幢3幢傍山，2幢傍着条碎石小路，小路弯弯曲曲，路边栽着两行杨槐树，花一开，香味随风送进窗户来；4幢就傍着大田湾小学。靠小学和靠小路的两旁，就用楠竹片编的篱笆围了。篱上爬满牵牛花，将市政府宿舍圈成一个院。上学的时候院里清幽宁静，一到傍晚，从4幢房子8个门里就兔子似地蹦出一个接一个的小家伙，撒得满院都是笑声、都是尖叫声。
每幢房子规格相同，5层，1－4层住人。每层中间一个约100平方米的八角形大厅；大厅的正南正北通向两个厨房。每个厨房有一排上下两层的碗橱案桌，一排四孔大灶；正东正西通上下楼梯，全以棕色地毯铺了，每一级都由两条亮晃晃的厚铜板护着，走在楼梯上一点声音都没有。但只要父母不在眼前，我从来不由楼梯下去，而是骑在漆得黑亮的柚木扶手上滑下楼去。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则各通一道长廊，长廊两边就是许多门口交错的房间，分散于4条长廊的，是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一个男澡房，一个女澡房。
每层平均住着8家人。每家少则三四个，多则八九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