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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学生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我们除四害。
记不清楚因为惹了什么祸，升四年级时又转了学，只记得这次宣布对我的处分之后，全校师生已不再唱《一定要解放台湾》，而是唱《社会主义好》，是快四拍的进行曲，歌词很大众化：“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我们小学生也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我们除四害。四害就是麻雀、老鼠、臭虫、苍蝇。老师说，因为我们是小学生，就只给我们分配打苍蝇的任务：三人一组，每组一天l00只，但如果能像大人那样逮着麻雀或老鼠，就更为集体争光了。打苍蝇是要评比的。组与组、班与班、年级与年级之间都纷纷开展竞赛。学校搞了块大黑板，用红色标了“灭蝇战绩日报表”。
我们离家时，兜里揣着火柴盒，手上抓着苍蝇拍；放了学就一路寻着苍蝇走。每天一大早，教室里就三人一堆三人一堆，头凑头，轮流从各自火柴盒里将战利品一只一只拈出来，有人以“一、二、三、四……”数，有人以“二、四、六、八”……数，还有陈彩红数的是“一仨二仨三仨四仨……”唱数之声此起彼落，教室里热闹如赶集。待班长将全部苍蝇收齐，将各小组的数字登在教室后墙的黑板报上，就将苍蝇交到学校。
每到课间休息，灭蝇战绩日报表跟前就人头攒动，议论纷纷。
学校有面流动红旗，三角形绸子做的，用黄丝线绣着“除害英雄”4个字。红旗每月流动一次，奖给战绩最好的组，挂在教室的侧墙，神气得很。“除害英雄班”中战绩最佳的三人小组还要在校会上介绍经验，像足了斯达哈诺夫工作者。
大家都想上台介绍经验，便都去找那些又脏又臭的地方。因为越邋遢的地方苍蝇越多，所以公共厕所简直成了阿里巴巴的山洞，总是人比苍蝇多，大家抢着打。为了那面“除害英雄”的锦旗，我们班想出的办法多极了，行不通的有，行得通的也有。
刘志刚小组用铁丝和纱布做成个漏勺，去公共厕所搞些蛆，以水冲净，放到刘奶奶一个空泡菜坛里养着，一会儿揭一次盖一会掀一次盖地观察，等蛆变苍蝇。可他们把半坛子蛆“看”死了也没变出一只苍蝇。他爸揪着他的耳朵到学校告状，请老师对这儿子进行卫生教育。
李金玉有次不知从何处觅得个肥肥腻腻的鸭屁股，用鞋钉把它敲牢在砧板，再搬到阳光下，一个中午聚精会神，将午睡时间换出百多只苍蝇来。一试真行，她们组就天天照办……
我们班评上“除害英雄”了。授旗是件很隆重的事：全班集队排上学校大舞台，班长白衣蓝裤红领巾，跨步出列，亮了嗓宣布：“我代表四年级2班，以本月最优异的战绩，接受除害英雄的称号！”校长就双手把旗递给班长。班长刚一展示锦旗，会场上就队鼓如雨、掌声如潮。班氏就喜气洋洋领着自己的班离开。接着，全校师生再一次掌声骤起，李金玉就上台介绍她们小组“鸭屁股十砧板”的新战术。
旗往教室一挂，我们就变得人前人后精神抖搂，隔几天就打环一只苍蝇拍。李金五告诉我，班主任去了她们小组每个人的家，之后，三家父母各买了一块新砧板，原来用旧的，就留给她们布阵除害了。
班主任表扬了我们的干劲，又建议全班要保持从小养成的卫生习惯。要我们每天交苍蝇时不要用手拈，最好削两校小竹签，像使筷子一样夹着苍蝇数，数完，将竹签与火柴盒一起扔进学校饭堂的煤灶里烧掉。但是我们都嫌麻烦，反正全校都是用手指拈苍蝇，便谁都懒得削竹签子；况目，随着苍蝇死亡率的增高，小小的火柴盒很快就被淘汰。50年代末，重庆市罕见对小件日用商品以纸盒包装，我们极难发现称手的盒子，就提个玻璃瓶，或锯节楠竹筒来装苍蝇，断断舍不得烧了的。
李金玉的经验风行两周之后，郑可成更是别出心裁，他捡条死得软软的小蛇，以鹅卵石拍烂，借螺丝刀半嵌入老槐树干裂的皮缝中，引得绿头苍蝇嗡嗡乱飞，三人小组就兴冲冲守着树来打。第二天一早，这个小组，一人将张报纸唰地铺在桌上，另一人将半截捕竹筒嘭地反盖报上，那竹筒口以一纸封好，用圈橡皮筋撞在竹筒上。谁也没见过这阵势，被他们弄得糊里糊涂。郑可成就学着串街要把戏的口吻，叫道：“哥们姐们老少爷们！请坐的坐稳，蹲的蹲稳，站的站稳，让兄弟给大家露一手，看好了，眼睛一眨，哎——呀呀！”然后右手按竹筒，左手扯橡皮筋、嘴里就轻悄脆亮，敲勾锣似地断句道，“老母鸡变——鸭！”同一时间，话音落，橡筋断，竹筒起，沙沙声，报上就现出金字塔状的一堆苍蝇来……
放学后，大家遵班长之嘱全留在教室。班长亲自将朝向走廊的两道门两扇窗拴好，然后44个人都挤到前面几排。默默地，又神秘又紧张地看着郑可成。平日顽皮如猴的郑可成，一本正经，要大家“以革命的名义”发誓：在我们四年级2班从校长手中再度获得“除害英雄”旗之前，绝不向任何人提及今日之事。大家就对着黑板上方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像发誓。发完誓，郑可成就向我们传授他的新战术还说“这就叫做蛇魂勾蝇计！”同学们大受启发，纷纷去菜市场拾些黄蟮头、鲤鱼肠之类，寻棵树，腥哄哄糊了候苍蝇……
到了月底，我们全班又列队舞台挺胸脯扎扎实实风光了一回。郑可成就向全校师生介绍他们组的“蛇魂勾蝇计”。
郑可成也是个读书不用功、成绩呱呱叫，让许多老师又心喜又头疼的人物，与我最是投契，经常，两人偷违校规溜进茶馆听说书。
重庆的茶馆，只卖菜不卖饭。客人一人一碟一杯一盖，坐得密密一桌密密一桌。卖零碎佐茶的小贩，交笔钱给茶馆后，就可进去做生意。小贩或以布带或以麻绳分两端系了个货架，挂上脖子垂至胸前；货架或薄板钉就或蔑片编成，很轻巧，可以对折如箱状，里面分格装了香烟麻糖葵花籽南瓜籽山楂片红苕干。小贩将那货架时张时合，在人堆里蹭着挤着卖。
重庆茶馆之多，势如兰州的面摊、广州的酒家、西安的羊肉泡馍店。而茶馆的竞争之道，又远非面摊饭店可比：是既无口味之别，又无价格之差；这茶馆那茶馆不论哪家茶馆，奉与客人的，是一样的桌凳一样的价，一样的盖碗一样的茶。决定茶馆兴衰存亡的，一是上茶的功夫，二是说书的技巧——想中国四大莱系之中，其味最霸道的，当数川菜，尤其重庆火锅，便是于今，它也居然在以“温补”为食之原则，以“湿滞”、“热气”为食之大忌的广州人中占一席之地，可想而知，那主领厨房的人是何等厉害。但再厉害，重庆人也不过称一声“大师傅”，偏将茶馆中摆碗冲水的，尊为“茶博士”——其上茶功夫的重要，便已可见一斑。
我与郑可成常听说书的那家茶馆，便有个上茶功夫极俊的茶博士，40多岁，精瘦精瘦，似嘉陵江的鱼儿，长相寻常，唯是手指之灵巧胳膊之壮硕，令人过目难忘。待茶客坐满，他就站在长桌一端以食指中指夹着茶碟一搓，且连夹连搓，碟们就一个接一个坚直了打着转，旋到各位茶客跟前自行停下，然后茶博士走一圈，让每碟放只茶碗，又回到原处，以手指旋出茶碗盖，待盖儿都贴着碟子到位后，他便去提了壶来——是把紫铜壶，肚大嘴长，擦得铮亮。茶博士个头不高，他走到条桌腰际，左手扶胯，右手持壶。举到齐耳，却盯牢了茶碗，低喝道：“来也——”便将那紫铜大壶一倾一点，一点一收，便见茶水如支透明袖箭，从壶嘴向碗口疾然而出，倏然而没，箭箭入碗无点滴泼洒桌面。他才又依了顺序，将掌心窝了碗盖，从右到左绕碟半圈，忽以中指一挑一勾，那盖就恰恰扣进碗里，茶水当即漫至碗齐，像是给略小一圈的盖子镶环琥珀色的亮边。
要说的书目，总是头天写块小黑板，挂在茶馆门口，家家茶馆书目不同，随茶客自选了听去。茶碗一盖好，说书便开始，就堂木一拍，满座寂然。凡新来乍到的说书人，一般都先讲短故事，比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之类，多取于《三言》、《两拍》。但故事再短，中途总有“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际。这当儿，就可见听众是否满意了。擅长“摆龙门阵”的重庆人，表起态来，很显特色。他们不以拍巴掌来表示满意，也不以喝彩来表示不满。故事说得好，待茶博士续了水，各人便一面施施然品茶，一面悠悠然评书；那卖零碎的就被吆喝得团团转：那时麻糖以块数、瓜子用杯量、香烟则一支一支散卖，且买的卖的都不嫌麻烦。第二天挂出的书目，必是至少两个星期才说得完的，嫁《说唐》、《说岳》、《十三妹》一类。也不知什么原因，我见过的再好的说书人也从未在同一茶馆说两回长书，总是急流勇退般换着茶馆说，许是行规如此吧？倘短故事都没开个好头，未等“下回分解”客人就走了大半，剩下的便闷喝，不买烟抽，也不买糖吃；小贩使百无聊赖立着；那说书的讪讪分解完下回，第二天就再不出现。
这家的茶博士就是老板。他不但上茶功夫独到，识人本领也高强：凡他请来说书的，第一次就挂出牌让说长书，该说短书那天的工钱他就白付。茶馆大大客满，还有不少人端了茶站喝。来这家说书的，个个将故事裁剪得详略妥当、丝丝入扣。有时把李世民宫庭政变换代改朝的大事，三言两语就交代过去：有时一盏茶尽，说书的还不让赵子龙杀出长坂坡，依然绘声绘色，描摩着马蹄如何“得得”，箭矢如何“瑟瑟”，回马枪如何似游龙莫